第五章 危机四伏 文化震骇：“我在美国找不着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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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山岭到达美国后，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啥也不懂。而一个又一个文化震骇，却将他弄得晕头转向。他禁不住仰长叹：人，原来也可以这样生活！
记得刚到不久，在一次老乡聚会上，几位老华人感慨万分地说，现在这世道全变了。
“变的比想的还快！”
一个七十八岁的老教授说，六十年代末，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才刚刚在美国解禁。有一天，他看到许多人在抢购该书，他也想去买一本。
“你去凑这个热闹干吗？”同去的一位犹太“拉比”说：“这男女之事，古已有之，日光之下，何来新事？不过呢，一向既然藏着遮着，大家究竟有些不好意思之处。聪明人从来不吃这一套，倒也罢了，但总还侥幸能够吓阻一些糊涂人吧。现在好了，一切公开，还有啥好说的呢！连说都没意思，你还去看、去读这类故事？”
老教授觉得这“拉比”说得也有道理，就打消了抢购的念头。不过，后来还是从大学图书馆里借来看了。
教授不断地摇头说，当时的美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哪像现在，小女孩十二三岁，书包里就要带避孕套了！世风日下啊。
这种世风日下让周山岭感觉起来尤其强烈。他有一个洋人朋友的女儿，才十五岁，已经在上中学了。可是天天要与男友HAVESEX（过性生活）。两个人都年轻，精力旺盛，不懂得节制，结果，在汽车里，在桌底下，在澡堂，在厨房，在车库，在地毯上，甚至在厕所里，只有想了，他们就无所顾及地“要”。
周山岭问他的洋人朋友，这种事你管不了吗？
洋人朋友没好气地说，管？我多说她两句，她就闹着要控告我，还用离家出走相威胁！最可恶的还是，她竟然说我是在强奸她！
周山岭听得目瞪口呆。但一会儿，他明白了，洋人朋友其实是想说，她的女儿说他强奸她的意志，或者说干涉她的私生活！在美国，“强奸”二字并不一定指与“性行为”连在一起的文化载体，它不是处处含有传统意义上的暴力内容，有时不过是一个抽象的符码而已。
周山岭从报上得知，美国女权领袖默亨兰（Catharine Mackinnon）认为连文字和图片都可以把女人强奸。如果她写的文章遭到人家的批评，她就指控批评家：“你强奸我！”
在这位女权家眼里，“强奸”的意义已变成了对权力的争夺，与“性”无关。
换言之，“强奸造成受害者丧失对自己人身和领域的控制权，让施暴者满足他能强加于另一人身的权力欲。”
初到美国那阵子，周山岭常常听到女人们脱口而出就是“强奸”，自然大吃一惊，心想，美国这地方的社会秩序真是乱啊。
但慢慢地，他就发现是怎么回事了，并且也慢慢地习惯了。因为，“强奸”二字从女人们口里吐出来时，如同吐口香糖一样轻松，根本没有任何痛苦感。可这两个字，对中国女性来说，却如“毒药”一般，唯恐躲闪不及。即使真正遭到“强奸”，又有几个中国女人能理直气壮地诉说自己的遭遇？在美国却不一样，周山岭就在电视上看到几桩强奸案，受害女性总是一脸平静地面对镜头，诉说着自己遭强暴的细节。
有一次，在马利兰大学的一次警报里，女学生干脆从校园电话本上随便抄了一百个男生的名字，贴到海报上，说这些人都是“强奸犯”。弄得男警察哭笑不得，也让周山岭觉得这些女孩子也太过分了。
美国的女性普遍有一种“与男人较劲”和“与男人争天下”的冲动。她们从行为到思想，尽力对男人的阳具进行攻击，包括把“历史”从“他的故事”（hi/story）变成（她的故事）(her/story)，并试图把《圣经》里过分的男性用语改写一遍。
最让周山岭大开眼界的是1993年在明尼亚波里斯举行的一次基督教神职人员大会，当时有两千多名女权分子到会参加，该会的目的是用“变性手术”，把上帝的理念进行“意象重塑”(Re-imagining)，使男人味十足的“耶和华”变成女人味十足的“苏菲亚”。
这样一来，结果女人们自己都迷茫了，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男还是女。为了证明自己的性征，不少女性只有不停地参加“性派对”活动。美国各大小城市的“性派对”组织也空前活跃起来。但每次参加后，在肉体的证明消失后，女性又一次迷失自己，甚至迷失得更深，因此，只有不断地通过这种性游戏强化自己的性征，加深自己的感觉，从而希望找到自我。
那些天，周山岭苦苦地想：为什么美国人个个喜欢“影响”和“控制”二字呢，我既不想“影响”别人，更不想“控制”别人。
但没有多久，他就发现自己错了，因为你不“影响”别人；别人就会“影响”你；你不“控制”别人，别人反过来也会“控制”你！他甚至回想起自己在中学的“身体失控”和大学里的“情绪失控”，这种事在美国一定不会发生。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周山岭有一个同学的小弟弟也是在课堂上出现了“勃起不倒”的尴尬情况，这小子立即向女老师请假，说他的“例假”来了，必须出去一会儿。
女老师起初说，没听说男生来“例假”的。
周山岭到达美国后，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啥也不懂。而一个又一个文化震骇，却将他弄得晕头转向。他禁不住仰长叹：人，原来也可以这样生活！
记得刚到不久，在一次老乡聚会上，几位老华人感慨万分地说，现在这世道全变了。
“变的比想的还快！”
一个七十八岁的老教授说，六十年代末，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才刚刚在美国解禁。有一天，他看到许多人在抢购该书，他也想去买一本。
“你去凑这个热闹干吗？”同去的一位犹太“拉比”说：“这男女之事，古已有之，日光之下，何来新事？不过呢，一向既然藏着遮着，大家究竟有些不好意思之处。聪明人从来不吃这一套，倒也罢了，但总还侥幸能够吓阻一些糊涂人吧。现在好了，一切公开，还有啥好说的呢！连说都没意思，你还去看、去读这类故事？”
老教授觉得这“拉比”说得也有道理，就打消了抢购的念头。不过，后来还是从大学图书馆里借来看了。
教授不断地摇头说，当时的美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哪像现在，小女孩十二三岁，书包里就要带避孕套了！世风日下啊。
这种世风日下让周山岭感觉起来尤其强烈。他有一个洋人朋友的女儿，才十五岁，已经在上中学了。可是天天要与男友HAVESEX（过性生活）。两个人都年轻，精力旺盛，不懂得节制，结果，在汽车里，在桌底下，在澡堂，在厨房，在车库，在地毯上，甚至在厕所里，只有想了，他们就无所顾及地“要”。
周山岭问他的洋人朋友，这种事你管不了吗？
洋人朋友没好气地说，管？我多说她两句，她就闹着要控告我，还用离家出走相威胁！最可恶的还是，她竟然说我是在强奸她！
周山岭听得目瞪口呆。但一会儿，他明白了，洋人朋友其实是想说，她的女儿说他强奸她的意志，或者说干涉她的私生活！在美国，“强奸”二字并不一定指与“性行为”连在一起的文化载体，它不是处处含有传统意义上的暴力内容，有时不过是一个抽象的符码而已。
周山岭从报上得知，美国女权领袖默亨兰（Catharine Mackinnon）认为连文字和图片都可以把女人强奸。如果她写的文章遭到人家的批评，她就指控批评家：“你强奸我！”
在这位女权家眼里，“强奸”的意义已变成了对权力的争夺，与“性”无关。
换言之，“强奸造成受害者丧失对自己人身和领域的控制权，让施暴者满足他能强加于另一人身的权力欲。”
初到美国那阵子，周山岭常常听到女人们脱口而出就是“强奸”，自然大吃一惊，心想，美国这地方的社会秩序真是乱啊。
但慢慢地，他就发现是怎么回事了，并且也慢慢地习惯了。因为，“强奸”二字从女人们口里吐出来时，如同吐口香糖一样轻松，根本没有任何痛苦感。可这两个字，对中国女性来说，却如“毒药”一般，唯恐躲闪不及。即使真正遭到“强奸”，又有几个中国女人能理直气壮地诉说自己的遭遇？在美国却不一样，周山岭就在电视上看到几桩强奸案，受害女性总是一脸平静地面对镜头，诉说着自己遭强暴的细节。
有一次，在马利兰大学的一次警报里，女学生干脆从校园电话本上随便抄了一百个男生的名字，贴到海报上，说这些人都是“强奸犯”。弄得男警察哭笑不得，也让周山岭觉得这些女孩子也太过分了。
美国的女性普遍有一种“与男人较劲”和“与男人争天下”的冲动。她们从行为到思想，尽力对男人的阳具进行攻击，包括把“历史”从“他的故事”（hi/story）变成（她的故事）(her/story)，并试图把《圣经》里过分的男性用语改写一遍。
最让周山岭大开眼界的是1993年在明尼亚波里斯举行的一次基督教神职人员大会，当时有两千多名女权分子到会参加，该会的目的是用“变性手术”，把上帝的理念进行“意象重塑”(Re-imagining)，使男人味十足的“耶和华”变成女人味十足的“苏菲亚”。
这样一来，结果女人们自己都迷茫了，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男还是女。为了证明自己的性征，不少女性只有不停地参加“性派对”活动。美国各大小城市的“性派对”组织也空前活跃起来。但每次参加后，在肉体的证明消失后，女性又一次迷失自己，甚至迷失得更深，因此，只有不断地通过这种性游戏强化自己的性征，加深自己的感觉，从而希望找到自我。
那些天，周山岭苦苦地想：为什么美国人个个喜欢“影响”和“控制”二字呢，我既不想“影响”别人，更不想“控制”别人。
但没有多久，他就发现自己错了，因为你不“影响”别人；别人就会“影响”你；你不“控制”别人，别人反过来也会“控制”你！他甚至回想起自己在中学的“身体失控”和大学里的“情绪失控”，这种事在美国一定不会发生。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周山岭有一个同学的小弟弟也是在课堂上出现了“勃起不倒”的尴尬情况，这小子立即向女老师请假，说他的“例假”来了，必须出去一会儿。
女老师起初说，没听说男生来“例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