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6章 费家大院的黑幕2（1更到，新周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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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的警察，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两件，一是抓赌，因为不但赌资全部没收，还可以对参赌之人罚款，办案的警察可以从中分到相当的分额，有时，如果只是两三个警察偶然发现的赌博，在没有上级和领导知道的情况下，收到钱后甚至会全部私吞。
另外一件事则是抓嫖，这个更是来钱，罚款从一千、三千、五千到后来的数万，这个，是根据嫖客的经济实力决定的。在抓嫖最盛行之时，某县的县委书记在平原嫖时被抓个正着，这个县委书记平时根本没把小警察放在眼中，而是威胁警察立即把他放了，我是某县的县委书记，否则要怎么怎么。
这些警察一听，顿时大笑一阵，大笑后一个警察立即拿起宾馆的电话，就给平原市警察局局长打了过去：“武局长啊，我们抓到一个嫖客，他说他是某某县委书记，还威胁我们把他放了，否则要我们好看，局长啊，你看，我们是放好呢，还是不放好呢？”
当然，还有一类案子他们也喜欢办，就是经济类案子，但他们插手经济类案子的手法很有问题，后来便被检察院系统接手了很多案子过去，譬如反贪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发现？暂时没有。不过，想要人赃俱获，也不是多难。”此时，赵无极正在对费家大院的房子，进行一间一间的分析，最终，让他在后院的一间柴房里发现了问题。
费家的厨房在前院厢房，这后院怎么会拿一间房子来堆柴禾呢？显然，这些柴禾或稻草掩盖着什么秘密。只是，赵无极还不太确定，这柴禾下面是个地窖还是一个地道。
如果是个地窖，下面的空间就应该比较大；而如果是个地道的话，通到外面的距离就不会太远。经过大约一分钟左右的寻找，赵无极在费家大院后的竹林里，发现了三个冬天用以窖藏红薯的土窖。不过，赵无极并不能确定到是地窖还是地道，只有去了费家大院再见机行事了。
费家如此做，其实是有深刻的根源的。
费家祖上，也即费仁富、费仁强爷爷以及上的长辈，都是袍哥出身，属于在社会上捞偏门为生的。到了费仁富爷爷这一辈时，见新华夏势不可挡，及时与袍哥组织脱离了关系，并投身到新政权的怀抱。
当时，费家也颇有资财，但房子并不多，土地就更少了，因此，在土改时随便怎么评成份，最多都只能评个“中农”，村里有人不服气，可上面的政策又是那样规定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以土地财产为主要根据。
而费仁富和费仁强的爷爷费有田则仗着自己见识广、能写能算（读过新学），很快获得了新政府的亲睐，并成了斑竹河村的第一任村长。不过，费有田只当了几年村长就得了重病逝世了，而村长之位很顺利地就落到了费仁富和费仁强的父亲费佳成手上。
费佳成能走到这一步，当然不仅仅是子承父业那么简单，他本人亦在新华夏中挣了很多表现，凡属集体劳动或各类运动时，费佳成都有上佳表现，再加上能说会道，不是他当村长又是谁当村长。
在费有田去世时，就立下了家规：以后，家里的长子留守斑竹河村的基业，其他人则可出外当官或经商。只是，费佳成这一脉生了七个孩子，但五个都是女子，只在老三费仁富和老六费仁强是男丁。于是，在培养方向上就决定了，费仁富留在村里守家业，费仁强出外当官。
十七年前，才五十出头的费佳成就通过关系，将费仁强从一个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虽然是普通干部，但那也是吃皇粮的干部。
费仁强是一个表现欲以及掌握欲都极强的人，在凤山乡，官路一直都比较顺畅，最终也升到了乡党委书记的职位。其实，仔细分析费仁强的为官风格，在农村基层政权里还是颇有市场的。费仁强除了掌控欲比较强外，一般是不会胡乱整人的，只要手下听话，都能给手下一碗饭吃。
他对付赵无极的那些手段，说到底也不叫整他，大会点点名，下来给点重活，这算什么，在哪儿都很正常。费仁强只是想通过这种小伎俩，发泄发泄他对赵德正同志的不满罢了。如果赵无极是个普通人，受几年夹磨之后，还是可以继续当他的普通干部，要说费仁强会把赵无极给弄得下不来台，费仁强其实还真没那么想过。
费仁强真正的悲剧在于，他遇到了一个重生者，而且是一个无限妖孽的重生者。随便给凤山乡写个报告，竟然都能通天，引起中央的反响，加上费仁强本身就是一个土老鳖出身，他根本就认识不到赵无极那份报告的价值，即便是李苹这样的大学讲师，也只是觉得里面有些东西比较新奇，比较有意思，才给她父亲李少强寄了一份。
如果费仁强是个识货之人，把那份报告上交给县工业委员会，这个事情也许会发生转机。
费仁强的第二个错误在于他听到自己要上调县城后，及时地采取措施，这本来是对的。但他却所托非人，如果费仁强亲自出面，与胡菊芳陈说厉害，想来一个女农民也不会做出反抗的事情来，毕竟，她也属于分了钱的人，属于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谁也跑不脱。
当然，费仁强并不知道胡菊芳在中药材厂有那么大的作用，在费仁强看来，这类极其秘密的账目应该由表弟程继先自己保管着，哪知程继先管不住自己的老2把别个的女人给上了，这就惹出了事来。
费仁强出事，自始至终都与赵无极没什么关系，只能怪费仁强命不够好，即便后来他主动修复与赵无极的关系，也无济于事，因为太晚了。
费仁富作为费家嫡系长子，远比费仁强心狠手辣，可以说完全继续了旧时代袍哥江湖的手段，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早在二十年前，费仁富知道自己必须留在村里时，就开始积累和培养自己的人脉，当时费仁富的父亲费佳成是村长，但他的理想就已经定位在了支部书记一角。
那时，才19岁的费仁富每隔几天就要跑到当时的支部书记家去汇报一番思想（在当时，这是觉悟高的表现），夏秋两季去书记家时，提两条斑竹河里的鱼，或提一只野味，或买包好烟，很快就将支部书记给俘虏了，再加上支部书记的儿子或其他兄弟的儿子都不太成气候，支书也就顺理成章，重点培养费仁富。
前任支书因为年纪大，准备辞职之时，就推荐费仁富担任支部书记，但是，当时费仁富的父亲费仁成还当着村长，而且费佳成的年龄并不大，刚好60岁。总不能一家人把书记、村长都当着吧？
这时，费仁富向费佳成算了一笔账：“老爸，你这个村长最多还能干个五年，让面就得叫你让位；现在，你把村长让出来，我就能当支书，而且我年轻，一当就可能几十年，而且，支书比村长更大，这笔账，你老不会算吧？”
费佳成一想，这是个理唉，于是，便辞了村长。
费仁富担任支书伊始，正是华夏发生巨变之始。最初的两年，费仁富还是比较本份，没敢做什么非法的事情。但是，有次他去卢江开会时，一个城郊乡的支部书记拉他去茶馆打牌，顿时就打开了他的视野：尼媒，还可以这样挣钱啊！
当时，费家已经有了一座四合院，即后面的那些房子，要在家里开一个赌馆，房子到是够的。但是，费仁富并没有急着行动，因为他也知道，政府是禁赌的，如果抓住自己开赌馆的话，不但支书位置不保，说不定还得吃牢饭。
于是，费仁富便与自己的铁哥们，即那个费宝华的父亲费仁礼商量，准备搞这个事情，但得做好准备。做好什么准备呢，就是在家里挖一个地道直通房子后面的竹林，政府从前面来，赌博的人从地道钻进竹林，就等于龙游大海。
经过两年的谋划以及准备，这个乡村深处的赌馆终于在1981年的冬天正式开业。
这时，国家某些方面的政策开始严格起来，譬如计划/生育，譬如砍伐树木，譬如宅基地，这些政策，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就是不可逾越的高山！
但是，华夏对农村的治理，向来只能达到县一级，新华夏才进入到乡，至于村，过去则由士绅说了算，新华夏则由支书和村长说了算。
因此，哪怕国家政策是再高的高山，也得经过费仁富执行是不？因此，费仁富把这些政策作为他的“大棒”或“胡萝卜”，很是威胁或团结了一批人。
只要是听话的，想要个二胎甚至三胎，那还不简单？如果是不听话的，你们家修房子想砍一棵树都不行，否则，你上午砍树，下午就会被派出所给铐走。
至于费家的赌窝，也因为上面的因素，大家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再说，你去告能告个什么呢？农村里本来就有赌博的习俗，以及还有很多其他的陋习。
而费仁强年轻时积累的人脉在赌博事业中终于大放异彩，譬如“放水”，有的人输得太多，还不起怎么办？自然得有人帮忙去收债，拆房牵猪是最简单的，卖儿卖女也不是不可能。
事实上，斑竹河村那些还不起赌债的人家，有近十家人的女儿都是费仁富“作媒”远嫁绥蒙的，至于那彩礼，当然就由费仁强拿来抵赌债了。
而康明全，则正是掌握了费仁富开赌馆、逼得乡邻妻离子散的证据，才被费仁强下决心给杀掉的。不过，这样说似乎也不恰当，在斑竹河村，知道费仁富这些恶行的人并不少，但并未遭到费仁强的报复。RS
华夏的警察，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两件，一是抓赌，因为不但赌资全部没收，还可以对参赌之人罚款，办案的警察可以从中分到相当的分额，有时，如果只是两三个警察偶然发现的赌博，在没有上级和领导知道的情况下，收到钱后甚至会全部私吞。
另外一件事则是抓嫖，这个更是来钱，罚款从一千、三千、五千到后来的数万，这个，是根据嫖客的经济实力决定的。在抓嫖最盛行之时，某县的县委书记在平原嫖时被抓个正着，这个县委书记平时根本没把小警察放在眼中，而是威胁警察立即把他放了，我是某县的县委书记，否则要怎么怎么。
这些警察一听，顿时大笑一阵，大笑后一个警察立即拿起宾馆的电话，就给平原市警察局局长打了过去：“武局长啊，我们抓到一个嫖客，他说他是某某县委书记，还威胁我们把他放了，否则要我们好看，局长啊，你看，我们是放好呢，还是不放好呢？”
当然，还有一类案子他们也喜欢办，就是经济类案子，但他们插手经济类案子的手法很有问题，后来便被检察院系统接手了很多案子过去，譬如反贪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发现？暂时没有。不过，想要人赃俱获，也不是多难。”此时，赵无极正在对费家大院的房子，进行一间一间的分析，最终，让他在后院的一间柴房里发现了问题。
费家的厨房在前院厢房，这后院怎么会拿一间房子来堆柴禾呢？显然，这些柴禾或稻草掩盖着什么秘密。只是，赵无极还不太确定，这柴禾下面是个地窖还是一个地道。
如果是个地窖，下面的空间就应该比较大；而如果是个地道的话，通到外面的距离就不会太远。经过大约一分钟左右的寻找，赵无极在费家大院后的竹林里，发现了三个冬天用以窖藏红薯的土窖。不过，赵无极并不能确定到是地窖还是地道，只有去了费家大院再见机行事了。
费家如此做，其实是有深刻的根源的。
费家祖上，也即费仁富、费仁强爷爷以及上的长辈，都是袍哥出身，属于在社会上捞偏门为生的。到了费仁富爷爷这一辈时，见新华夏势不可挡，及时与袍哥组织脱离了关系，并投身到新政权的怀抱。
当时，费家也颇有资财，但房子并不多，土地就更少了，因此，在土改时随便怎么评成份，最多都只能评个“中农”，村里有人不服气，可上面的政策又是那样规定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以土地财产为主要根据。
而费仁富和费仁强的爷爷费有田则仗着自己见识广、能写能算（读过新学），很快获得了新政府的亲睐，并成了斑竹河村的第一任村长。不过，费有田只当了几年村长就得了重病逝世了，而村长之位很顺利地就落到了费仁富和费仁强的父亲费佳成手上。
费佳成能走到这一步，当然不仅仅是子承父业那么简单，他本人亦在新华夏中挣了很多表现，凡属集体劳动或各类运动时，费佳成都有上佳表现，再加上能说会道，不是他当村长又是谁当村长。
在费有田去世时，就立下了家规：以后，家里的长子留守斑竹河村的基业，其他人则可出外当官或经商。只是，费佳成这一脉生了七个孩子，但五个都是女子，只在老三费仁富和老六费仁强是男丁。于是，在培养方向上就决定了，费仁富留在村里守家业，费仁强出外当官。
十七年前，才五十出头的费佳成就通过关系，将费仁强从一个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虽然是普通干部，但那也是吃皇粮的干部。
费仁强是一个表现欲以及掌握欲都极强的人，在凤山乡，官路一直都比较顺畅，最终也升到了乡党委书记的职位。其实，仔细分析费仁强的为官风格，在农村基层政权里还是颇有市场的。费仁强除了掌控欲比较强外，一般是不会胡乱整人的，只要手下听话，都能给手下一碗饭吃。
他对付赵无极的那些手段，说到底也不叫整他，大会点点名，下来给点重活，这算什么，在哪儿都很正常。费仁强只是想通过这种小伎俩，发泄发泄他对赵德正同志的不满罢了。如果赵无极是个普通人，受几年夹磨之后，还是可以继续当他的普通干部，要说费仁强会把赵无极给弄得下不来台，费仁强其实还真没那么想过。
费仁强真正的悲剧在于，他遇到了一个重生者，而且是一个无限妖孽的重生者。随便给凤山乡写个报告，竟然都能通天，引起中央的反响，加上费仁强本身就是一个土老鳖出身，他根本就认识不到赵无极那份报告的价值，即便是李苹这样的大学讲师，也只是觉得里面有些东西比较新奇，比较有意思，才给她父亲李少强寄了一份。
如果费仁强是个识货之人，把那份报告上交给县工业委员会，这个事情也许会发生转机。
费仁强的第二个错误在于他听到自己要上调县城后，及时地采取措施，这本来是对的。但他却所托非人，如果费仁强亲自出面，与胡菊芳陈说厉害，想来一个女农民也不会做出反抗的事情来，毕竟，她也属于分了钱的人，属于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谁也跑不脱。
当然，费仁强并不知道胡菊芳在中药材厂有那么大的作用，在费仁强看来，这类极其秘密的账目应该由表弟程继先自己保管着，哪知程继先管不住自己的老2把别个的女人给上了，这就惹出了事来。
费仁强出事，自始至终都与赵无极没什么关系，只能怪费仁强命不够好，即便后来他主动修复与赵无极的关系，也无济于事，因为太晚了。
费仁富作为费家嫡系长子，远比费仁强心狠手辣，可以说完全继续了旧时代袍哥江湖的手段，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早在二十年前，费仁富知道自己必须留在村里时，就开始积累和培养自己的人脉，当时费仁富的父亲费佳成是村长，但他的理想就已经定位在了支部书记一角。
那时，才19岁的费仁富每隔几天就要跑到当时的支部书记家去汇报一番思想（在当时，这是觉悟高的表现），夏秋两季去书记家时，提两条斑竹河里的鱼，或提一只野味，或买包好烟，很快就将支部书记给俘虏了，再加上支部书记的儿子或其他兄弟的儿子都不太成气候，支书也就顺理成章，重点培养费仁富。
前任支书因为年纪大，准备辞职之时，就推荐费仁富担任支部书记，但是，当时费仁富的父亲费仁成还当着村长，而且费佳成的年龄并不大，刚好60岁。总不能一家人把书记、村长都当着吧？
这时，费仁富向费佳成算了一笔账：“老爸，你这个村长最多还能干个五年，让面就得叫你让位；现在，你把村长让出来，我就能当支书，而且我年轻，一当就可能几十年，而且，支书比村长更大，这笔账，你老不会算吧？”
费佳成一想，这是个理唉，于是，便辞了村长。
费仁富担任支书伊始，正是华夏发生巨变之始。最初的两年，费仁富还是比较本份，没敢做什么非法的事情。但是，有次他去卢江开会时，一个城郊乡的支部书记拉他去茶馆打牌，顿时就打开了他的视野：尼媒，还可以这样挣钱啊！
当时，费家已经有了一座四合院，即后面的那些房子，要在家里开一个赌馆，房子到是够的。但是，费仁富并没有急着行动，因为他也知道，政府是禁赌的，如果抓住自己开赌馆的话，不但支书位置不保，说不定还得吃牢饭。
于是，费仁富便与自己的铁哥们，即那个费宝华的父亲费仁礼商量，准备搞这个事情，但得做好准备。做好什么准备呢，就是在家里挖一个地道直通房子后面的竹林，政府从前面来，赌博的人从地道钻进竹林，就等于龙游大海。
经过两年的谋划以及准备，这个乡村深处的赌馆终于在1981年的冬天正式开业。
这时，国家某些方面的政策开始严格起来，譬如计划/生育，譬如砍伐树木，譬如宅基地，这些政策，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就是不可逾越的高山！
但是，华夏对农村的治理，向来只能达到县一级，新华夏才进入到乡，至于村，过去则由士绅说了算，新华夏则由支书和村长说了算。
因此，哪怕国家政策是再高的高山，也得经过费仁富执行是不？因此，费仁富把这些政策作为他的“大棒”或“胡萝卜”，很是威胁或团结了一批人。
只要是听话的，想要个二胎甚至三胎，那还不简单？如果是不听话的，你们家修房子想砍一棵树都不行，否则，你上午砍树，下午就会被派出所给铐走。
至于费家的赌窝，也因为上面的因素，大家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再说，你去告能告个什么呢？农村里本来就有赌博的习俗，以及还有很多其他的陋习。
而费仁强年轻时积累的人脉在赌博事业中终于大放异彩，譬如“放水”，有的人输得太多，还不起怎么办？自然得有人帮忙去收债，拆房牵猪是最简单的，卖儿卖女也不是不可能。
事实上，斑竹河村那些还不起赌债的人家，有近十家人的女儿都是费仁富“作媒”远嫁绥蒙的，至于那彩礼，当然就由费仁强拿来抵赌债了。
而康明全，则正是掌握了费仁富开赌馆、逼得乡邻妻离子散的证据，才被费仁强下决心给杀掉的。不过，这样说似乎也不恰当，在斑竹河村，知道费仁富这些恶行的人并不少，但并未遭到费仁强的报复。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