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章 经济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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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3章 经济博弈
藏相虽然是财阀势力和金融寡头的总代表，但心中毕竟还有一丝“忠君爱国”的影子，他劝道：“首相大人，请容许我放肆的说一句，目前的金融局势和财政形势已不能再支持战争了……如果我们现在收手，顶多是在货币市场和政府债务上输一笔，在目前欧战大战的环境中，还有弥补的可能。如果继续执著，哪怕打败了支那，也将因不堪重负而造成政府信用的最终破产。”
在回味这个提议时，山本耳畔仿佛又响起了中国代表的言语：“作为邻国，我们并不愿意看到日本经济崩溃，我们愿意为之付出一定的代价以巩固和平……简单的说，就是一旦双方恢复和平关系，中国央行可以抛出一部分华元头寸来回购日元，引导市场情绪重新审视日元应有的地位与价值。当然，干任何事情都需要付出代价，我们的要求是，日本政府单方面宣布放弃中国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然后我们以这部分头寸作为基数，使日元汇率回升到战争以前的基础，甚至可以稍高一些。这样足以弥补日本因汇率变化而导致的外债余额突然放大的损失，也能适当减轻因战争动员而造成的一部分经济负担。至于另外的解决办法，我们也可以进行一揽子协议的谈判。”
山本对经济的重要性是了解的，但对这个交易的利益计算却并不明了，只能求助于藏相的能力。后者经过计算认为：“精确的数字很难得到的，但大体上却可以计算一番。首先，如果以战前汇率为100的话，每回升1%政府所欠外债便可省下约120万日元，目前日元的贬值率超过25%，那么大约就是3000万元；其次。这些天来因为汇率变动，各主要金融机构都在进行外汇头寸交易，如果能有效巩固汇率，那么至少前面我们的损失可以挽回，这部分资金规模约在1500万日元之间；第三，如果大藏省采取逆向操作，利用目前地恐慌情绪大量吃进国债、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一旦汇率回升。这部分获益当在10%以上，以目前的市场规模计算，收益在3000万日元以上；第四，各种以日元为本币作为计算的对外投资同样可以得益于汇率回升，这部分补偿大约有2500万之数……总的说来，如果能恢复到战前汇率，日本可以挽回经济损失约10000万元。”
“这么多啊！”山本感慨了一下，“顶得上海军好几条最新式的战列舰了。”
藏相在心里严重鄙视一心只想建造军舰的首相。嘴上却说：“首相大人所言极是。”
“不过支那要求我们放弃庚子赔款，这部分需要损失多少？”
“清国的庚子赔款帝国政府可以得到的份额折合日元大概为9154万元，除去已递解地部分，目前还剩余约8000余万，分49年付清。如果计算本息，我们付出的代价和所得的收益基本平衡，甚至还略有盈余。”
“是么？”山本挠了挠头皮，“可这种议案怎么才能在内阁那里通过呢？怎样才能取得陛下的谅解呢？”
“从理论上说。如果我们能够战胜支那军队并取得决定性战果，那么目前暂时下降的汇率是会回升的，这10000万损失肯定没有原先大。但战争的结果很难预测，即便胜利，我们也要先期再行投入3000万以上的军费，并没有决断地把握。”说到此处，藏相深深地向山本鞠了一躬，“汇率和资本收益不能单从金钱上衡量。如果我们能取得圆满的结果，第一个好处便是经济形势和金融危机得到控制，这远比10000万元重要的多。换而言之，军事上的挫折只不过是损失个把师团和一批老旧军舰，只要国本在，要想重建乃至制造更新、更好的战舰都不在话下；倘若在财政上遭到重创，帝国在短期内决然翻不了身，两边孰轻孰重。还请首相大人三思啊！”
对陆军师团地重建。山本没有兴趣，但一听到建造更新、更好的战舰。他就两眼放光。第二舰队损失了几艘旧军舰固然让人心疼，但如果以此为契机营建新舰，相信海军方面是会满意的——这是一个理由充足、论证有力的前提。非常好！
远在北京城地秦时竹也在和财政总长梁士诒商讨有关细节。
“总统，您真打算动用央行的力量帮助日本恢复汇率？”
“怎么，不乐意还是做不到？”秦时竹笑着反问道。
“很难说。从技术角度上说，肯定办得到，甚至我认为根本不用8000万，抛出5000万头寸就足以稳定市场了。”粱士诒回答道，“目前央行已是远东金融市场的风向标了，只要我们大规模动手，肯定有人立马跟进。在代价上说，我们可以先期买入日本国债和股票等手法予以对冲，基本上也不会损失。”
“那就是不乐意喽？”
“我心里很矛盾。如果答应日本，庚子赔款那几千万元就不用付了，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有好处。可反过来考虑，目前日本财政和金融正病得不轻，我们赔不赔这庚款只是小节，它们现在的窘境才是要命。趁你病，要你命才更是王道。何况我们即使帮助了日本，也不会减轻他们对我们的仇视，将来迟早还有一战，何苦现在帮助敌人输血呢？”
“燕孙兄，输血一词，妙啊！”
“总统莫开玩笑。”梁士诒仍然一脸郑重，“虽说我搞了半辈子的财政金融，但总统的手笔一时竟是看不懂。诚然，搞垮日本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好处，可是……这反过来并不构成我们帮日本地原因。”
“燕孙兄过虑了，帮日本也是帮我们自己。”
“奈何？”
“原因有三：其一，战争打到现在，日本支撑不下去。我们也是勉为其难，没有金融上的妥善安排，难道不死不休，拼个两败俱伤?这场战事本来就是日本强加给我们的，只要我们体面的结束了战争，收回了胶州，成效已经显著，再打下去又没有必胜地把握。何苦再死缠烂打？其二，倘若我们不帮日本，一旦日本金融崩溃，我们难免遭受池鱼之殃，到那个时候，日本的军阀、财阀为了摆脱困境、转移国内矛盾，是会不惜一切代价对外发动战争的，目标当然是我们。岂不是无妄之灾？其三，现在欧战正酣，列强对于远东商品与服务需求极大，如果我们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工商发展上去，收益远较战争来的可观。燕孙兄是明白人。你看看现在铁、煤、棉纱、粮食是什么价格，战前又是什么价格，中日两国难道有钱不赚，白白便宜他人？日本虽然工业基础强于我国。加工、生产、制造地水平也高于我国，但却严重缺乏资源，有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要我们控制了原材料地价格，就可以从日本的利润当中割下一大块来。”
联想到近日政府提出地出口税递增改革案地情形，梁士诒恍然大悟，这不是现成的杰作么？“只是……”他喃喃地说，“日本方面肯就范么？”
“这就是我找你来的原因。”秦时竹趁热打铁。“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基本是纯收益，只是大小问题，对日本而言，是利弊相间，得失各有的情况。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推动日本的有识之士来服务于这样一种大局。我想来想去，在目前两国政府处于军事对抗和外交僵局的当口。直接面对面的谈判恐怕很难快速妥协。唯有民间地力量，让一批我国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与日本财阀相接触。通过他们进而影响政界的举措。燕孙兄你算一个，辑之兄（周学熙）也是一个，如果有可能，最好能把季老也请上。”
“张总理他？”
“不碍事，不碍事……”秦时竹摆摆手，“我们和季老在政治理念上有不小的差异，而且在短时间内难以弥补。但在发展经济，振兴工商、奖掖实业方面的态度却是一致地，我相信他不会拆台。中国几大财团的总老板都出马，这事情就郑重了几分。到时候就请沈先生挂名做个团长，你挑几个得力人手配合就行。”
“如果沈老肯挂帅，那最好不过了。”梁士诒心想：“南张北周、关外辽阳”若是一起出手，倒还真是那么回事，话同时说回来，如果这三大巨头出面还搞不定，那在东京的政治谈判代表基本也搞不定。
“日本方面，沈先生已先期联系了满铁。满铁和我们有过多年的合作，彼此了解程度较深，虽然满铁是属于陆军系地企业，但对陆军的刺刀政策尤其是目前的窘境并不是完全支持的，有不少的怨言，埋汰他们是不懂经济、不懂政治、只懂厮杀的野蛮人，这便是我们彼此接近和谈话的基础。另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和山本首相做做工作，只要事情办成，我们就在日本再定几艘运输舰，请山本首相和斋藤实海相多多关照。”说到这里，秦时竹笑笑，“外事工作不能小气，该到位的就一定要妥善到位。”
有了这么明确地指示，梁士诒踏实了很多，虽然现在东京谈得热火朝天，但这不等于取代大政治家、大资本家的地位嘛！不管怎么说，北京谈判却是把舵的。当然了，说是说沈麒昌挂帅，张謇、周学熙等人为主要代表，但这并不等于让他们亲自出面谈，他们只需要笼统地商定一下大政方针即可，具体的技术细节和操作流程完全可以由东京人员代劳，外交部的干将，都是响当当的好学生啊……陆征祥的外交部里，可是有一大批毕业于欧美，接受过最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而陆总长本人，则是袁世凯时代就相熟地旧人了，相信配合起来肯定没什么问题。
从大总统办公室出来后，梁士诒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袁世凯，人还是这批人——周学熙、陆征祥、包括他梁士诒，为什么事情就能够办得不一样呢？他尝试在袁世凯和秦时竹之间做对比，得出地结论是，单纯论政治阴谋和官场伎俩，秦时竹远远不是对手，但老头子为什么一次次地被玩弄于股掌之上，甚至连性命都会送掉？从御下的角度而言，梁士诒也认为老头子地手法虽然不那么光明，但却分外有效——只有对手下分而治之、互相平衡，才能维护上位者的尊严和一言九鼎的声音，只是秦大总统好像不太喜欢手下拆台——手下拆他的台固然不行，手下之间相互拆台也不行——谁要是和这条对着干，谁就没有好下场，在这里卖弄小聪明只能是自取其辱。这样的好处是，手下干得得心应手，坏处自然也是一样——总统大权放手，甚至在梁士诒眼中到了有些过分的地步。可总统似乎并不在意，似乎在有意无意地营造这样一种结果。民主么？梁士诒不相信，不仅自己不相信，他坚持认为秦时竹也不相信。在中国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谁相信民主，谁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不要以为孙大炮口口声声将“民主”喊得震天响，他其实比谁都要来得独裁和*。一阵清风吹来，梁士诒微笑着摇摇头，心想这是怎么了，尽想这些没用的东西，赶紧把总统交办的事情办好才是正道。
有些事情其实是不能猜测的，往往猜测了也只能得到一个错误的预测，或者说猜中了开头却没有猜中结尾。要挽救日本的汇率和金融体系，情况确实如秦时竹所说的那样，不仅对日本有好处，对中国也是必要，但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他却没有告诉梁士诒——没有和盘托出的目的不是为了留一手，相反，却是为了更好地办成事情。因为，以当时人类的智慧，即使聪明如梁士诒，也很难理解这中间的奥秘。这个奥秘说穿了一文不值，其实就是汇率与生产力的关系。
第133章 经济博弈
藏相虽然是财阀势力和金融寡头的总代表，但心中毕竟还有一丝“忠君爱国”的影子，他劝道：“首相大人，请容许我放肆的说一句，目前的金融局势和财政形势已不能再支持战争了……如果我们现在收手，顶多是在货币市场和政府债务上输一笔，在目前欧战大战的环境中，还有弥补的可能。如果继续执著，哪怕打败了支那，也将因不堪重负而造成政府信用的最终破产。”
在回味这个提议时，山本耳畔仿佛又响起了中国代表的言语：“作为邻国，我们并不愿意看到日本经济崩溃，我们愿意为之付出一定的代价以巩固和平……简单的说，就是一旦双方恢复和平关系，中国央行可以抛出一部分华元头寸来回购日元，引导市场情绪重新审视日元应有的地位与价值。当然，干任何事情都需要付出代价，我们的要求是，日本政府单方面宣布放弃中国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然后我们以这部分头寸作为基数，使日元汇率回升到战争以前的基础，甚至可以稍高一些。这样足以弥补日本因汇率变化而导致的外债余额突然放大的损失，也能适当减轻因战争动员而造成的一部分经济负担。至于另外的解决办法，我们也可以进行一揽子协议的谈判。”
山本对经济的重要性是了解的，但对这个交易的利益计算却并不明了，只能求助于藏相的能力。后者经过计算认为：“精确的数字很难得到的，但大体上却可以计算一番。首先，如果以战前汇率为100的话，每回升1%政府所欠外债便可省下约120万日元，目前日元的贬值率超过25%，那么大约就是3000万元；其次。这些天来因为汇率变动，各主要金融机构都在进行外汇头寸交易，如果能有效巩固汇率，那么至少前面我们的损失可以挽回，这部分资金规模约在1500万日元之间；第三，如果大藏省采取逆向操作，利用目前地恐慌情绪大量吃进国债、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一旦汇率回升。这部分获益当在10%以上，以目前的市场规模计算，收益在3000万日元以上；第四，各种以日元为本币作为计算的对外投资同样可以得益于汇率回升，这部分补偿大约有2500万之数……总的说来，如果能恢复到战前汇率，日本可以挽回经济损失约10000万元。”
“这么多啊！”山本感慨了一下，“顶得上海军好几条最新式的战列舰了。”
藏相在心里严重鄙视一心只想建造军舰的首相。嘴上却说：“首相大人所言极是。”
“不过支那要求我们放弃庚子赔款，这部分需要损失多少？”
“清国的庚子赔款帝国政府可以得到的份额折合日元大概为9154万元，除去已递解地部分，目前还剩余约8000余万，分49年付清。如果计算本息，我们付出的代价和所得的收益基本平衡，甚至还略有盈余。”
“是么？”山本挠了挠头皮，“可这种议案怎么才能在内阁那里通过呢？怎样才能取得陛下的谅解呢？”
“从理论上说。如果我们能够战胜支那军队并取得决定性战果，那么目前暂时下降的汇率是会回升的，这10000万损失肯定没有原先大。但战争的结果很难预测，即便胜利，我们也要先期再行投入3000万以上的军费，并没有决断地把握。”说到此处，藏相深深地向山本鞠了一躬，“汇率和资本收益不能单从金钱上衡量。如果我们能取得圆满的结果，第一个好处便是经济形势和金融危机得到控制，这远比10000万元重要的多。换而言之，军事上的挫折只不过是损失个把师团和一批老旧军舰，只要国本在，要想重建乃至制造更新、更好的战舰都不在话下；倘若在财政上遭到重创，帝国在短期内决然翻不了身，两边孰轻孰重。还请首相大人三思啊！”
对陆军师团地重建。山本没有兴趣，但一听到建造更新、更好的战舰。他就两眼放光。第二舰队损失了几艘旧军舰固然让人心疼，但如果以此为契机营建新舰，相信海军方面是会满意的——这是一个理由充足、论证有力的前提。非常好！
远在北京城地秦时竹也在和财政总长梁士诒商讨有关细节。
“总统，您真打算动用央行的力量帮助日本恢复汇率？”
“怎么，不乐意还是做不到？”秦时竹笑着反问道。
“很难说。从技术角度上说，肯定办得到，甚至我认为根本不用8000万，抛出5000万头寸就足以稳定市场了。”粱士诒回答道，“目前央行已是远东金融市场的风向标了，只要我们大规模动手，肯定有人立马跟进。在代价上说，我们可以先期买入日本国债和股票等手法予以对冲，基本上也不会损失。”
“那就是不乐意喽？”
“我心里很矛盾。如果答应日本，庚子赔款那几千万元就不用付了，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有好处。可反过来考虑，目前日本财政和金融正病得不轻，我们赔不赔这庚款只是小节，它们现在的窘境才是要命。趁你病，要你命才更是王道。何况我们即使帮助了日本，也不会减轻他们对我们的仇视，将来迟早还有一战，何苦现在帮助敌人输血呢？”
“燕孙兄，输血一词，妙啊！”
“总统莫开玩笑。”梁士诒仍然一脸郑重，“虽说我搞了半辈子的财政金融，但总统的手笔一时竟是看不懂。诚然，搞垮日本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好处，可是……这反过来并不构成我们帮日本地原因。”
“燕孙兄过虑了，帮日本也是帮我们自己。”
“奈何？”
“原因有三：其一，战争打到现在，日本支撑不下去。我们也是勉为其难，没有金融上的妥善安排，难道不死不休，拼个两败俱伤?这场战事本来就是日本强加给我们的，只要我们体面的结束了战争，收回了胶州，成效已经显著，再打下去又没有必胜地把握。何苦再死缠烂打？其二，倘若我们不帮日本，一旦日本金融崩溃，我们难免遭受池鱼之殃，到那个时候，日本的军阀、财阀为了摆脱困境、转移国内矛盾，是会不惜一切代价对外发动战争的，目标当然是我们。岂不是无妄之灾？其三，现在欧战正酣，列强对于远东商品与服务需求极大，如果我们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工商发展上去，收益远较战争来的可观。燕孙兄是明白人。你看看现在铁、煤、棉纱、粮食是什么价格，战前又是什么价格，中日两国难道有钱不赚，白白便宜他人？日本虽然工业基础强于我国。加工、生产、制造地水平也高于我国，但却严重缺乏资源，有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要我们控制了原材料地价格，就可以从日本的利润当中割下一大块来。”
联想到近日政府提出地出口税递增改革案地情形，梁士诒恍然大悟，这不是现成的杰作么？“只是……”他喃喃地说，“日本方面肯就范么？”
“这就是我找你来的原因。”秦时竹趁热打铁。“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基本是纯收益，只是大小问题，对日本而言，是利弊相间，得失各有的情况。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推动日本的有识之士来服务于这样一种大局。我想来想去，在目前两国政府处于军事对抗和外交僵局的当口。直接面对面的谈判恐怕很难快速妥协。唯有民间地力量，让一批我国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与日本财阀相接触。通过他们进而影响政界的举措。燕孙兄你算一个，辑之兄（周学熙）也是一个，如果有可能，最好能把季老也请上。”
“张总理他？”
“不碍事，不碍事……”秦时竹摆摆手，“我们和季老在政治理念上有不小的差异，而且在短时间内难以弥补。但在发展经济，振兴工商、奖掖实业方面的态度却是一致地，我相信他不会拆台。中国几大财团的总老板都出马，这事情就郑重了几分。到时候就请沈先生挂名做个团长，你挑几个得力人手配合就行。”
“如果沈老肯挂帅，那最好不过了。”梁士诒心想：“南张北周、关外辽阳”若是一起出手，倒还真是那么回事，话同时说回来，如果这三大巨头出面还搞不定，那在东京的政治谈判代表基本也搞不定。
“日本方面，沈先生已先期联系了满铁。满铁和我们有过多年的合作，彼此了解程度较深，虽然满铁是属于陆军系地企业，但对陆军的刺刀政策尤其是目前的窘境并不是完全支持的，有不少的怨言，埋汰他们是不懂经济、不懂政治、只懂厮杀的野蛮人，这便是我们彼此接近和谈话的基础。另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和山本首相做做工作，只要事情办成，我们就在日本再定几艘运输舰，请山本首相和斋藤实海相多多关照。”说到这里，秦时竹笑笑，“外事工作不能小气，该到位的就一定要妥善到位。”
有了这么明确地指示，梁士诒踏实了很多，虽然现在东京谈得热火朝天，但这不等于取代大政治家、大资本家的地位嘛！不管怎么说，北京谈判却是把舵的。当然了，说是说沈麒昌挂帅，张謇、周学熙等人为主要代表，但这并不等于让他们亲自出面谈，他们只需要笼统地商定一下大政方针即可，具体的技术细节和操作流程完全可以由东京人员代劳，外交部的干将，都是响当当的好学生啊……陆征祥的外交部里，可是有一大批毕业于欧美，接受过最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而陆总长本人，则是袁世凯时代就相熟地旧人了，相信配合起来肯定没什么问题。
从大总统办公室出来后，梁士诒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袁世凯，人还是这批人——周学熙、陆征祥、包括他梁士诒，为什么事情就能够办得不一样呢？他尝试在袁世凯和秦时竹之间做对比，得出地结论是，单纯论政治阴谋和官场伎俩，秦时竹远远不是对手，但老头子为什么一次次地被玩弄于股掌之上，甚至连性命都会送掉？从御下的角度而言，梁士诒也认为老头子地手法虽然不那么光明，但却分外有效——只有对手下分而治之、互相平衡，才能维护上位者的尊严和一言九鼎的声音，只是秦大总统好像不太喜欢手下拆台——手下拆他的台固然不行，手下之间相互拆台也不行——谁要是和这条对着干，谁就没有好下场，在这里卖弄小聪明只能是自取其辱。这样的好处是，手下干得得心应手，坏处自然也是一样——总统大权放手，甚至在梁士诒眼中到了有些过分的地步。可总统似乎并不在意，似乎在有意无意地营造这样一种结果。民主么？梁士诒不相信，不仅自己不相信，他坚持认为秦时竹也不相信。在中国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谁相信民主，谁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不要以为孙大炮口口声声将“民主”喊得震天响，他其实比谁都要来得独裁和*。一阵清风吹来，梁士诒微笑着摇摇头，心想这是怎么了，尽想这些没用的东西，赶紧把总统交办的事情办好才是正道。
有些事情其实是不能猜测的，往往猜测了也只能得到一个错误的预测，或者说猜中了开头却没有猜中结尾。要挽救日本的汇率和金融体系，情况确实如秦时竹所说的那样，不仅对日本有好处，对中国也是必要，但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他却没有告诉梁士诒——没有和盘托出的目的不是为了留一手，相反，却是为了更好地办成事情。因为，以当时人类的智慧，即使聪明如梁士诒，也很难理解这中间的奥秘。这个奥秘说穿了一文不值，其实就是汇率与生产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