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一:人生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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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留下许多“两个半”的典故,一人觉得自己在一领域高度够了,评点同代英才,爱说只有两个半人,两个半人懂军事、两个半人懂明史、两个半人懂庄子……
说这话的人很自豪,半个人很倒霉,被说成半懂不懂,不如不提。
民国之前,不好意思把人说成半个,会把自己评为古来第三人。司马迁评自己是孔子、吕不韦之后的写史第三人,传的是治天下之法。东汉人替董仲舒骄傲,元朝人替司马光骄傲,他俩都曾是第三人。
古来第三,便是当世第一,如此算术。
禅宗在六祖惠能之后,不立祖位,禅宗截止于六祖。六祖之后,各立山头,不再有当世第一人。胡适考证,其实惠能立了神会当七祖,但神会放弃了,胡适写得像是亲身经历,动了感情。
尊重弃权的王者,是古来的大众情感。《吕氏春秋》、《史记》写民族开端,是从一伙弃权者写起,延续到晚清,是一批“告老还乡”的人。民国初始,清室弃权、孙中山弃权,均获高誉。传统还在,古来的情感决定了眼前世事。
当年海外报纸社评,欧美国家变国体至少二十年战争,中国只要两年,因为中国有美德。海外华人都很骄傲,没料到转眼成了军阀混战。
从此国人以缺乏合作技巧著称,一谈就崩,崩了就是一场战事。
与政事成反比的是商业,民国商人们大规模合作,利润分配和权力划分都老练,完成度极高,与政客们“破罐破摔”的火爆劲相比,很难相信是同一国人。
华夏文明首先是大战频率低,一朝建立,轻易便两百年太平,黄宗羲还嫌太短,两百年的不算成功范例。此地的人怎么可能不善于合作?文明首先是合作,习惯了分权让利才好合作。
民国政客则一开会就闹场,唱衰一切。不破不立——谈崩了,就可以改变权力格局,有了争最高位的可能,将王、帝、总统当土匪头子来想象,想象最高位可获得最高利,不知最高位是最高仲裁权,为赢得公信力,要分权让利的。民国之初,政客多是政治外行,他们壮志凌云,便国破家亡。
民主法制是欧洲贵族与资本家妥协的结果,法制保障贵族资产不被彻底剥夺,民主保证资本家在议会里强过贵族,贵族威望高,英法大革命,农民都支持国王贵族,武装反抗资本家。
民主与法制起源于阶层制衡,前提是有实在的阶层,拉美国家多军人独裁,各阶层都是一人一府的打工族,等于没有阶层,便不可能有这两样。
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是“士农工商”,还有个套层结构——“出世入世”,士农工商的社会外,有个归隐的世界,“见了皇帝不磕头”是东晋便开始的事。
人类思维不完美,人事必有弊端,设立逃避机制,可避免错误严重得不可挽回。
马尔克斯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说,如何在万花筒一般结构紊乱的社会里存活,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精髓。“魔幻”不是作家个人想象力丰富,是社会结构出了大问题,无处可逃,个人只能万花筒般变化。
传统中国有“可逃”的结构,归隐到老家祖屋,归隐入佛寺道观,归隐到名山大川,都市里隐身是从事贱业,为逃刑罚到妓院当佣人,为逃税到大户人家卖身为奴。
中国的奴与美洲奴隶性质不同,丧失参政权,获得家政权,先拿卖身钱,不交税,有年薪,随时可赎身,被赋予财政管理权的机会多,获得田产馈赠的机率大,常有“奴大欺主”的情况——奴的资产超过了主人家,主人还要帮他交税。
因为好处多,“主动为奴”是明清两朝的普遍现象。买奴是亏本生意,为奴成了富人穷人间一种应急救济机制。
总之,人生有退处,退一步,海阔天空。容许人逃身逃心,才是成熟社会。
《道士下山》写于2006年,至今才知自己写的是逃亡。写人物命运,写出了各种逃亡方式;写人情世故,写出了追捕者不同的收手方式。
作者常对自己的作品敬畏,因为写作不是逻辑思维,即便设计感十足地写完,也总会有许多拖泥带水的东西。这些意外往往是作品的主旨,那是写作时直觉感受到的,而理性还没认识到。
作品总比作家深遂,写出了意外才叫写作。
当年听闻一位老人口述经历,给了我极大的写作冲动,所谓冲动,就是你生活经验之外的东西巨浪一般打蒙了你……那么,写吧,随着这浪去了,身不由己,到哪是哪。
春秋时代,背叛一词是学术用语,得了老师的学术而不实践,为“背”,用了老师的学术而向世人隐瞒学术来源,不表师承,为“叛”。
这两个字,我是都占了。
事隔七年,给予我素材和灵感的人过世,纪念他的方式,是将本书的文字调理一遍。本书是现今的我写不出来的,难再有当年状态,七年来,我又写了几十万字,文字筋道了点……只能以这点文采来报恩了。
创作和善后不是一个级别的事,我当了泥瓦匠,在过去之我构造的大屋上做几日刮抹。
2014年2月1日
民国留下许多“两个半”的典故,一人觉得自己在一领域高度够了,评点同代英才,爱说只有两个半人,两个半人懂军事、两个半人懂明史、两个半人懂庄子……
说这话的人很自豪,半个人很倒霉,被说成半懂不懂,不如不提。
民国之前,不好意思把人说成半个,会把自己评为古来第三人。司马迁评自己是孔子、吕不韦之后的写史第三人,传的是治天下之法。东汉人替董仲舒骄傲,元朝人替司马光骄傲,他俩都曾是第三人。
古来第三,便是当世第一,如此算术。
禅宗在六祖惠能之后,不立祖位,禅宗截止于六祖。六祖之后,各立山头,不再有当世第一人。胡适考证,其实惠能立了神会当七祖,但神会放弃了,胡适写得像是亲身经历,动了感情。
尊重弃权的王者,是古来的大众情感。《吕氏春秋》、《史记》写民族开端,是从一伙弃权者写起,延续到晚清,是一批“告老还乡”的人。民国初始,清室弃权、孙中山弃权,均获高誉。传统还在,古来的情感决定了眼前世事。
当年海外报纸社评,欧美国家变国体至少二十年战争,中国只要两年,因为中国有美德。海外华人都很骄傲,没料到转眼成了军阀混战。
从此国人以缺乏合作技巧著称,一谈就崩,崩了就是一场战事。
与政事成反比的是商业,民国商人们大规模合作,利润分配和权力划分都老练,完成度极高,与政客们“破罐破摔”的火爆劲相比,很难相信是同一国人。
华夏文明首先是大战频率低,一朝建立,轻易便两百年太平,黄宗羲还嫌太短,两百年的不算成功范例。此地的人怎么可能不善于合作?文明首先是合作,习惯了分权让利才好合作。
民国政客则一开会就闹场,唱衰一切。不破不立——谈崩了,就可以改变权力格局,有了争最高位的可能,将王、帝、总统当土匪头子来想象,想象最高位可获得最高利,不知最高位是最高仲裁权,为赢得公信力,要分权让利的。民国之初,政客多是政治外行,他们壮志凌云,便国破家亡。
民主法制是欧洲贵族与资本家妥协的结果,法制保障贵族资产不被彻底剥夺,民主保证资本家在议会里强过贵族,贵族威望高,英法大革命,农民都支持国王贵族,武装反抗资本家。
民主与法制起源于阶层制衡,前提是有实在的阶层,拉美国家多军人独裁,各阶层都是一人一府的打工族,等于没有阶层,便不可能有这两样。
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是“士农工商”,还有个套层结构——“出世入世”,士农工商的社会外,有个归隐的世界,“见了皇帝不磕头”是东晋便开始的事。
人类思维不完美,人事必有弊端,设立逃避机制,可避免错误严重得不可挽回。
马尔克斯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说,如何在万花筒一般结构紊乱的社会里存活,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精髓。“魔幻”不是作家个人想象力丰富,是社会结构出了大问题,无处可逃,个人只能万花筒般变化。
传统中国有“可逃”的结构,归隐到老家祖屋,归隐入佛寺道观,归隐到名山大川,都市里隐身是从事贱业,为逃刑罚到妓院当佣人,为逃税到大户人家卖身为奴。
中国的奴与美洲奴隶性质不同,丧失参政权,获得家政权,先拿卖身钱,不交税,有年薪,随时可赎身,被赋予财政管理权的机会多,获得田产馈赠的机率大,常有“奴大欺主”的情况——奴的资产超过了主人家,主人还要帮他交税。
因为好处多,“主动为奴”是明清两朝的普遍现象。买奴是亏本生意,为奴成了富人穷人间一种应急救济机制。
总之,人生有退处,退一步,海阔天空。容许人逃身逃心,才是成熟社会。
《道士下山》写于2006年,至今才知自己写的是逃亡。写人物命运,写出了各种逃亡方式;写人情世故,写出了追捕者不同的收手方式。
作者常对自己的作品敬畏,因为写作不是逻辑思维,即便设计感十足地写完,也总会有许多拖泥带水的东西。这些意外往往是作品的主旨,那是写作时直觉感受到的,而理性还没认识到。
作品总比作家深遂,写出了意外才叫写作。
当年听闻一位老人口述经历,给了我极大的写作冲动,所谓冲动,就是你生活经验之外的东西巨浪一般打蒙了你……那么,写吧,随着这浪去了,身不由己,到哪是哪。
春秋时代,背叛一词是学术用语,得了老师的学术而不实践,为“背”,用了老师的学术而向世人隐瞒学术来源,不表师承,为“叛”。
这两个字,我是都占了。
事隔七年,给予我素材和灵感的人过世,纪念他的方式,是将本书的文字调理一遍。本书是现今的我写不出来的,难再有当年状态,七年来,我又写了几十万字,文字筋道了点……只能以这点文采来报恩了。
创作和善后不是一个级别的事,我当了泥瓦匠,在过去之我构造的大屋上做几日刮抹。
2014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