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慈父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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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钱币和粮票放到一边，开始看这些信件。如果说这些都是别人寄给张大爷的信的话，他没理由不拆开才对。难道是因为他本身不识字？但即便如此，拆开了请认识字的人帮忙读一下也就行了呀。于是我注意到信封上的地址，这才发现，原来这些信都是张大爷写了寄给同一个人的，从戳下的邮戳来看，这些信已经寄出过，但是却被退了回来。
在那个年头，如果书信双方并不是经常见面的话，信件是最主要的联络方式，不过如果寄出的信件被退回，无非只有两个原因，要么是地址错误，要么是查无此人。
而张大爷的这些信，都是寄给某某军区，某某部队，某连某排的张春生。这个张春生，应该就是大家口中说的，张大爷那个谁也没见过的儿子。如果说一个人因为搬家而换了地址，那也许找不到人还有可能，但是部队的地址，就算第一次错了，打听一下也就能够核实。
如此一来，似乎目前掌握的所有线索此刻都串联了起来，水碗里显影的那杆步枪，正好对应了军队的属性。而地址上的某连某排，说明这位“张春生”只是一个士兵而不是军官。那年头，士兵的标准配枪，就是步枪。然而信件被退回，显然不是因为地址错误，而是查无此人。
大毛问我，这些信你需要拆开读一下吗？大毛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他觉得事情虽然到了这个地步有了一个较大的进展，但是细节上依旧很模糊。尤其是张大爷留下来的原因，难道是因为这一堆被退回的信吗？若是试想一下，一个人写信给自己的儿子，无非就是希望儿子回信报个平安，至少也该有个音讯。儿子的音讯没有了，老人的离世，自然也是不安心的。于是我对大毛说，我现在拆信看看，你帮我在天目印里看着鬼魂的动静，如果我拆信让他不高兴的话，那咱们就把信烧给老人，这件事也算是结束了。
大毛点点头，双手结印看了起来。我按照邮戳上的日期，从最早的一封开始，缓慢地把信撕开，一边看着大毛，大毛告诉我，你放心拆吧，这老爷爷的鬼魂似乎很平静，比刚才还更加平静。于是我这才知道，张大爷之前在床头晃悠，其实就是在给我们指引，希望我们找到信并阅读，这样他的故事和心愿，才能被我们知道。
最早的一封信已经封皮破旧，日期上写着1946年。那个时候，我才3岁。我花了很长时间阅读完这十来封信，期间我甚至没注意到大毛和马大叔又吵了一架。看完之后，我才算彻底明白了一切。
这个叫“张春生”的人，就是张大爷的儿子。在1944年的时候，瞒着家里人，谎报了年龄参军了。张大爷当时还并没有住在现在这个地方，但是自己一觉醒来后，发现儿子已经不见踪影，于是四处寻找。因为自身有残疾，和人沟通起来就非常吃力，好不容易才从码头上的人打听到，孩子前几天就跟着一群新征入伍的新兵，从码头集体坐船离开了。而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四天之后了。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重庆城还处在国军统治的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张春生参加的军队，并非当下执政全国的军队。而且张大爷自己也是军人出身，所以他知道，就算此刻找到了自己的儿子，也无法再让他回家，因为那叫做逃兵，是要被枪决的。在儿子从军后两年，自己才从以前部队的人口中，打听到了儿子的部队。
于是张大爷开始给孩子写信，但是都被退回，因为部队里没有这个叫“张春生”的人，于是张大爷心想，既然孩子参军的时候是谎报了年龄，那很有可能连名字都是假的，自己不知道他用的哪个名字，自然是找不到的。但是他还是坚持时不时就给孩子写一封信，存着侥幸的心理，万一儿子哪天看到来信中有一个收件人为“张春生”的，他也就知道是自己给他写信了。
最后一封信的时间，在1950年三月。此后就没有再写信了，因为如果张春生没有叛逃投敌，或者没有战死沙场的话，从这个时候开始，也已经找不到这支部队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张大爷就每天都在码头上坐等，因为仗打完了，儿子又不是什么军官，也该从部队退下来了，他没有别的去处，也许会回到家乡来。张大爷在码头找了一份杂工，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每天下工后，都风雨无阻地坐在码头等到最后一趟船靠岸，期盼着儿子哪一天还会从离开的这个码头回来，他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希望儿子见到自己的时候，还是当年的那个样子，只是老了一点。然而这一坐，就是十多年。
看完信以后，心里的那种感觉说不上来。算是遗憾吧，毕竟我就算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也没办法帮张大爷联系到他的儿子，毕竟不知道张春生究竟是已经战死了，还是被俘了，或者跟着国军撤退去了台湾。
除了用水碗圆光术的问米之外，我没有别的法子可以跟亡魂进行沟通，且问米也只能我给出选择，和它们一问一答。大毛也只能看到，并在对方配合的情况下才能和亡魂交流。眼下若是做超度法事，把信烧给张大爷的话，虽然我有信心安然地送他上路，但这对于张大爷来说，终究是一件巨大的憾事。他死后选择留下，就是为了找到儿子，我若是送他走，他的执念终究是未能消除。
于是我决定再问一次米，我问张大爷的亡魂，若是你愿意跟着我先走一步，你的信件我暂且保留，将来无论如何都替你打听到张春生的下落，不管是生是死，都会在你的灵前给你一个交代。如果愿意的话，七颗米沉下三颗浮起四颗，然后再浮起来一颗。
这次问米我问了两次才收到回应，很显然，张大爷对于我给出的选择非常犹豫。但是他终究知道自己已死，就算真的等来了儿子，也只是坟头前的祭拜罢了，答应我的选择，无非就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于是在第二次问米之后，张大爷答应了我。我把我了解到的情况走到屋外告诉了马大叔和大毛，两个吵得不可开交的人，都认为这样做应该是最好的办法。我让马大叔先跑过去告诉那些大妈大婶，说咱们现在要给张大爷做最后的超度法事了，张大爷生前深受街坊们的照顾，如今就要真的说再见了，大家如果能来送一程，他也会很高兴的。
然而，街坊们都来了，小小的屋子外面站了很多人。我在众人的注视下，开始落幡给张大爷做起了超度法事。街坊们大概都听马大叔说了张大爷为什么留下的原因，纷纷表示都会一起尽力帮忙打听张春生的下落。于是在我给他超度的时候，他显得特别温和，尽管带着遗憾，他也算是走得安心了。
法事结束之后，我把我的地址写给了周围的街坊们，告诉大家我也会尽量托江湖上的朋友们一起打听，这信件我先暂且带走，劳烦诸位若是有了张春生的消息，还请按照这个地址，给我报个信。
马大叔见我处理好了这件事，心里的石头也就落了地。他问我说，你需要多少钱的酬劳。我想了想说，那就一万元吧。马大叔吃了一惊，吓得久久没有说话。我哈哈笑着说，你把张大爷给你的那一万元法币给我就行了，当做酬劳。这钱是他做鬼的时候给你的，将来若是寻到了张春生，这钱还能给我搭桥做个媒介。
正当我要告辞的时候，却发现大毛在那群大妈大婶中已经混得风生水起了。大家都夸他可爱懂事，又说他小小年纪就有这么好的本领之类的，哼，我才是那个给张大爷做超度法事的师傅好吗，你们只夸他不夸我，没搞错吧。
从那天起，大毛成了我一个很重要的小伙伴，他的岁数还小，尽管所学的法门不同，但是如果要他来驱邪抓鬼的话，他的确还各方面都差了一点。从那天起，我和他也越来越熟，成了好朋友。
这件事如师父说的那样，尽管结局还是不算完美，但让我感觉到了信心的回归，并且察觉到原来人的感情就是这么简单，且不管生前做了什么，死时的不舍和挂念，就是如此纯粹。这件事原本马大叔不用绕这么大的弯子来完成，只需要解决问题即可，但是他却从头到尾都赞成了我的做法，这个面恶心善的大叔，跟大毛这样的小孩吵架，也一样显得那么可爱。还有那群善良的街坊，每个人都在默默地帮助着一个自己其实原本犯不着帮助的老人。
这让我感动，也让我感受到，帮助别人，无论活着还是死了，都那么快乐。
回到家后我和师父说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师父赞许我的处理方式很好，并许诺他也会托人托关系帮忙打听。而在1966年的5月，总算是打听到了消息。原来张春生的确是用假名参军，在战场上保住了性命，当了俘虏。后来经过思想教化后，投靠了光明。眼下已经在某军区担任思想建设的宣传干事。当我去信告诉了他父亲已故的消息，他表示会尽快回乡祭拜，多余的，我作为外人，自然也不便多说，由他去吧。
然而我并没有把那些信件烧给张大爷，而是交给了张春生自己保管。而我只留下了那几张粮票，以及那些早已不能用的法币。
在解决了这件事以后，望龙门的街坊之间，渐渐把我和大毛的故事传开了。开始不断有人听说过原来有这么一位年轻的师傅，有本事，肯帮忙，找到师父家里来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陆陆续续我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些或大或小的事情之后，手艺也开始越来越成熟，我依旧有每次完成出单后，都要习惯性地跟师父回顾一次经过。师父的指点和纠正越来越少，那就意味着，我和他越来越像了。
然而，这样看似有些风光的日子，在1966年9月，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把钱币和粮票放到一边，开始看这些信件。如果说这些都是别人寄给张大爷的信的话，他没理由不拆开才对。难道是因为他本身不识字？但即便如此，拆开了请认识字的人帮忙读一下也就行了呀。于是我注意到信封上的地址，这才发现，原来这些信都是张大爷写了寄给同一个人的，从戳下的邮戳来看，这些信已经寄出过，但是却被退了回来。
在那个年头，如果书信双方并不是经常见面的话，信件是最主要的联络方式，不过如果寄出的信件被退回，无非只有两个原因，要么是地址错误，要么是查无此人。
而张大爷的这些信，都是寄给某某军区，某某部队，某连某排的张春生。这个张春生，应该就是大家口中说的，张大爷那个谁也没见过的儿子。如果说一个人因为搬家而换了地址，那也许找不到人还有可能，但是部队的地址，就算第一次错了，打听一下也就能够核实。
如此一来，似乎目前掌握的所有线索此刻都串联了起来，水碗里显影的那杆步枪，正好对应了军队的属性。而地址上的某连某排，说明这位“张春生”只是一个士兵而不是军官。那年头，士兵的标准配枪，就是步枪。然而信件被退回，显然不是因为地址错误，而是查无此人。
大毛问我，这些信你需要拆开读一下吗？大毛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他觉得事情虽然到了这个地步有了一个较大的进展，但是细节上依旧很模糊。尤其是张大爷留下来的原因，难道是因为这一堆被退回的信吗？若是试想一下，一个人写信给自己的儿子，无非就是希望儿子回信报个平安，至少也该有个音讯。儿子的音讯没有了，老人的离世，自然也是不安心的。于是我对大毛说，我现在拆信看看，你帮我在天目印里看着鬼魂的动静，如果我拆信让他不高兴的话，那咱们就把信烧给老人，这件事也算是结束了。
大毛点点头，双手结印看了起来。我按照邮戳上的日期，从最早的一封开始，缓慢地把信撕开，一边看着大毛，大毛告诉我，你放心拆吧，这老爷爷的鬼魂似乎很平静，比刚才还更加平静。于是我这才知道，张大爷之前在床头晃悠，其实就是在给我们指引，希望我们找到信并阅读，这样他的故事和心愿，才能被我们知道。
最早的一封信已经封皮破旧，日期上写着1946年。那个时候，我才3岁。我花了很长时间阅读完这十来封信，期间我甚至没注意到大毛和马大叔又吵了一架。看完之后，我才算彻底明白了一切。
这个叫“张春生”的人，就是张大爷的儿子。在1944年的时候，瞒着家里人，谎报了年龄参军了。张大爷当时还并没有住在现在这个地方，但是自己一觉醒来后，发现儿子已经不见踪影，于是四处寻找。因为自身有残疾，和人沟通起来就非常吃力，好不容易才从码头上的人打听到，孩子前几天就跟着一群新征入伍的新兵，从码头集体坐船离开了。而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四天之后了。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重庆城还处在国军统治的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张春生参加的军队，并非当下执政全国的军队。而且张大爷自己也是军人出身，所以他知道，就算此刻找到了自己的儿子，也无法再让他回家，因为那叫做逃兵，是要被枪决的。在儿子从军后两年，自己才从以前部队的人口中，打听到了儿子的部队。
于是张大爷开始给孩子写信，但是都被退回，因为部队里没有这个叫“张春生”的人，于是张大爷心想，既然孩子参军的时候是谎报了年龄，那很有可能连名字都是假的，自己不知道他用的哪个名字，自然是找不到的。但是他还是坚持时不时就给孩子写一封信，存着侥幸的心理，万一儿子哪天看到来信中有一个收件人为“张春生”的，他也就知道是自己给他写信了。
最后一封信的时间，在1950年三月。此后就没有再写信了，因为如果张春生没有叛逃投敌，或者没有战死沙场的话，从这个时候开始，也已经找不到这支部队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张大爷就每天都在码头上坐等，因为仗打完了，儿子又不是什么军官，也该从部队退下来了，他没有别的去处，也许会回到家乡来。张大爷在码头找了一份杂工，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每天下工后，都风雨无阻地坐在码头等到最后一趟船靠岸，期盼着儿子哪一天还会从离开的这个码头回来，他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希望儿子见到自己的时候，还是当年的那个样子，只是老了一点。然而这一坐，就是十多年。
看完信以后，心里的那种感觉说不上来。算是遗憾吧，毕竟我就算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也没办法帮张大爷联系到他的儿子，毕竟不知道张春生究竟是已经战死了，还是被俘了，或者跟着国军撤退去了台湾。
除了用水碗圆光术的问米之外，我没有别的法子可以跟亡魂进行沟通，且问米也只能我给出选择，和它们一问一答。大毛也只能看到，并在对方配合的情况下才能和亡魂交流。眼下若是做超度法事，把信烧给张大爷的话，虽然我有信心安然地送他上路，但这对于张大爷来说，终究是一件巨大的憾事。他死后选择留下，就是为了找到儿子，我若是送他走，他的执念终究是未能消除。
于是我决定再问一次米，我问张大爷的亡魂，若是你愿意跟着我先走一步，你的信件我暂且保留，将来无论如何都替你打听到张春生的下落，不管是生是死，都会在你的灵前给你一个交代。如果愿意的话，七颗米沉下三颗浮起四颗，然后再浮起来一颗。
这次问米我问了两次才收到回应，很显然，张大爷对于我给出的选择非常犹豫。但是他终究知道自己已死，就算真的等来了儿子，也只是坟头前的祭拜罢了，答应我的选择，无非就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于是在第二次问米之后，张大爷答应了我。我把我了解到的情况走到屋外告诉了马大叔和大毛，两个吵得不可开交的人，都认为这样做应该是最好的办法。我让马大叔先跑过去告诉那些大妈大婶，说咱们现在要给张大爷做最后的超度法事了，张大爷生前深受街坊们的照顾，如今就要真的说再见了，大家如果能来送一程，他也会很高兴的。
然而，街坊们都来了，小小的屋子外面站了很多人。我在众人的注视下，开始落幡给张大爷做起了超度法事。街坊们大概都听马大叔说了张大爷为什么留下的原因，纷纷表示都会一起尽力帮忙打听张春生的下落。于是在我给他超度的时候，他显得特别温和，尽管带着遗憾，他也算是走得安心了。
法事结束之后，我把我的地址写给了周围的街坊们，告诉大家我也会尽量托江湖上的朋友们一起打听，这信件我先暂且带走，劳烦诸位若是有了张春生的消息，还请按照这个地址，给我报个信。
马大叔见我处理好了这件事，心里的石头也就落了地。他问我说，你需要多少钱的酬劳。我想了想说，那就一万元吧。马大叔吃了一惊，吓得久久没有说话。我哈哈笑着说，你把张大爷给你的那一万元法币给我就行了，当做酬劳。这钱是他做鬼的时候给你的，将来若是寻到了张春生，这钱还能给我搭桥做个媒介。
正当我要告辞的时候，却发现大毛在那群大妈大婶中已经混得风生水起了。大家都夸他可爱懂事，又说他小小年纪就有这么好的本领之类的，哼，我才是那个给张大爷做超度法事的师傅好吗，你们只夸他不夸我，没搞错吧。
从那天起，大毛成了我一个很重要的小伙伴，他的岁数还小，尽管所学的法门不同，但是如果要他来驱邪抓鬼的话，他的确还各方面都差了一点。从那天起，我和他也越来越熟，成了好朋友。
这件事如师父说的那样，尽管结局还是不算完美，但让我感觉到了信心的回归，并且察觉到原来人的感情就是这么简单，且不管生前做了什么，死时的不舍和挂念，就是如此纯粹。这件事原本马大叔不用绕这么大的弯子来完成，只需要解决问题即可，但是他却从头到尾都赞成了我的做法，这个面恶心善的大叔，跟大毛这样的小孩吵架，也一样显得那么可爱。还有那群善良的街坊，每个人都在默默地帮助着一个自己其实原本犯不着帮助的老人。
这让我感动，也让我感受到，帮助别人，无论活着还是死了，都那么快乐。
回到家后我和师父说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师父赞许我的处理方式很好，并许诺他也会托人托关系帮忙打听。而在1966年的5月，总算是打听到了消息。原来张春生的确是用假名参军，在战场上保住了性命，当了俘虏。后来经过思想教化后，投靠了光明。眼下已经在某军区担任思想建设的宣传干事。当我去信告诉了他父亲已故的消息，他表示会尽快回乡祭拜，多余的，我作为外人，自然也不便多说，由他去吧。
然而我并没有把那些信件烧给张大爷，而是交给了张春生自己保管。而我只留下了那几张粮票，以及那些早已不能用的法币。
在解决了这件事以后，望龙门的街坊之间，渐渐把我和大毛的故事传开了。开始不断有人听说过原来有这么一位年轻的师傅，有本事，肯帮忙，找到师父家里来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陆陆续续我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些或大或小的事情之后，手艺也开始越来越成熟，我依旧有每次完成出单后，都要习惯性地跟师父回顾一次经过。师父的指点和纠正越来越少，那就意味着，我和他越来越像了。
然而，这样看似有些风光的日子，在1966年9月，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