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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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银行孝天市分行安全保卫工作会议在孝北县如期召开。
总体上比较顺利，细节上还是出了一点纰漏：发放纪念品时，把列席会议的孝北县公安局和花园镇派出所的人员漏掉了。
散会晚宴结束，送走所有的客人之后，赵国栋把王加林和余丰新叫到行长室，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通。责问他们，公安局和派出所的参会人员为什么没有纪念品？
王加林和余丰新面面相觑，摸头不是脑，被问得白眼直翻。
纪念品的数量、鞋子的规格和尺码是保卫股负责统计的，运动鞋是信贷股姚丽琴负责买回的，办公室仅仅是根据保卫股提供的名单，把东西分发到参会人员手里而已，又怎么能够知道哪些人有纪念品，哪些人没有纪念品？
嘿，办公室是这次会议的牵头主办部门，出了问题，行长拿他们是问，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听赵国栋发完脾气，余丰新慢慢皱起了眉头。
“咝……”他像牙疼似的吸了一口气，说：“不对呀！叶卫国从我这里领走了四双鞋子，怎么会没有公安局和派出所的呢？县公安局来了两个人，治安大队长和消防大队长，镇派出所就来了一个所长，总共三个人，加上叶卫国本人的，正好是四双鞋呀！”
“你记性倒不错，他是领走了四双鞋。四双鞋是按你说的人员发放的吗？”赵国栋反唇相讥，“他们保卫股四个人凭什么每人能领一双新鞋子？支行请来的尊贵的客人反而没有！办公室是怎么统筹安排的？你们两个主任是么样当的？”
原来，叶卫国提供的“保卫股四双”，是指他、司机小宋和两个经警，并不包括县公安局和镇派出所的三位客人。
余丰新于是退出行长室，怒气冲冲地到保卫股去找叶卫国。
叶卫国被叫来之后，面带微笑，露出一脸的无辜：“我以为会议工作人员都有纪念品呢！他们几个人为了统计参会人员名单和鞋子的尺码，电话都打破了。这次召开的又是安全保卫工作会议，我造表时，就把他们三个人算在里面了。”
“那我们不是工作人员吗？王主任不是工作人员吗？”余丰新越发怒火中烧，“办公室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和服务工作，你造表时怎么没有把我们统计在内？”
“我以为你们自己会安排呢！”叶卫国嘻皮笑脸地狡辩道，“如果行领导觉得不该给保卫股的三个人发鞋，我让他们退出来就行了。不过，他们都穿过了，可能有点儿脏。”
叶卫国说的不假。赵国栋正是看到保卫股每人都穿着新运动鞋，才感觉不舒服的。
这种人，简直就是流氓和无赖嘛！
赵国栋没有马上表态，坐在转椅上生了好半天的闷气。如果让司机小宋和两名经警退鞋，恶人就是他赵国栋了。何况穿过的鞋子退回来之后，根本就没有办法给别人。
三个中层干部都低垂着头，等待着赵行长发话。
赵国栋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掏出打火机点燃，接连不断地吸了几口，愤怒的情绪这才慢慢有所平息。好半天，他才用和缓的语气发表自己的处理意见：“已经发出去的鞋就算了，再去收回来，搞得大家面子上都难堪。县公安局和镇派出所的鞋子呢，重新去买，包括三个来开会的领导和两个司机。他们是来了两辆车吧？”
叶卫国和余丰新同时点了点头。
“至于会议工作人员，大家为了把这次会议组织好，的确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而且最终的结果也比较好，会议召开得很成功。保卫股的同志们平时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也很辛苦。”赵国栋的态度开始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由批评转向表扬，显然是想自己给自己台阶下，顺水推舟做个人情，“叶股长是会议代表，领鞋正当名分。参与会议组织工作的王主任、余主任和姚丽琴，每人也安排一份纪念品。算上公安局的，再去买八双鞋子，由余主任负责经办，尽快把公安局和派出所的给他们送过去！”
这样的处理结果，王加林肯定是不满意的。
他觉得赵国栋完全是在和稀泥，既不合理，也不公平，但人家是行长，一言九鼎，他也无可奈何。
为了组织和召开好这次安全保卫工作会议，他不知操了多少心、费了多少力、加了多少班、熬了多少夜，领一份纪念品，一点儿也不过分。余丰新同样忙前忙后，同样受之无愧。
姚丽琴凭什么得纪念品？
姚丽琴就是负责联系采购事宜，鞋子是商家开着车子送过来的。她从中不知吃了多少回扣，再另外得一双鞋子，哪有这样的道理？
还有，保卫股的三名员工就是统计了一下参会人数和鞋子的尺码，每人能够领到运动鞋，而支行办公室的胡蓉、袁萍、司机小秦、司机小唐和水电工，做的工作比他们要多得多，为什么反而没有？
这些话，加林主任只能烂在肚子里。
并非他不愿意为办公室的兄弟姐妹们据理力争，而是他心里非常明白，说了等于放屁，甚至连放屁都不如。放屁还能闻到臭味，他说出来，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赵国栋绝对不会采纳他的建议，更不会改变已经做出的错误决定。
一年多的相处，王加林对赵国栋的脾气、习性和为人了如指掌。如同医院里的透视设备一样，他能看清赵国栋的五脏六腑，乃至骨头的构架和血脉的分布。
那么，在王加林眼里，赵国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观其外貌，赵国栋算得上一表人材。一米七八的身高，满头自然卷曲的黑发，浓眉大眼，络腮胡子，基本可以划入美男子的范畴。
这一点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不然的话，年轻漂亮的姚丽琴也不会对他投怀送抱。虽说姚丽琴在**方面如饥似渴，但还没有到饥不择食的程度，并不是说随便哪个男人都能上的。
赵国栋脾气不温不火。走路慢腾腾的，怕踩死了蚂蚁一般，通常情况下，很难听见他的脚步声。说话也是慢条斯理，不急不燥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哪怕与人争吵和辩论，他也只是红着脸、淌着汗，弯着脖子，摇晃着脑袋，声音并不会明显放大，语速也不会明显加快。
缺乏阳刚之气——人们往往会对赵国栋产生这样的第一印象。
因为中专毕业后一直呆在银行机关，养尊处优，安于现状，满足于能够应付手头的工作，懒得去为未来的发展强筋壮骨、学习充电，所以，赵国栋的知识水平最近二十年一直维持原状，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虽说拿到了一张市委党校颁发的大专文凭，但地球人都知道，那只是花钱买来的，耗时间混来的，实际上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改革的浪潮鬼使神差地把他推到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行长的位子上，虽说大喜过望，但他更多的时候还是感到惶恐不安。担心自己当不好这个行长，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当。他没有在银行县级支行工作的经历，更别说担任支行的一把手。
上任之初，赵国栋把希望寄托在几位副行长身上，指望他们出谋划策，提出真知灼见，但几位副行长又都恪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古训，从不轻易阐明自己的主张，目光都集中在赵国栋身上，等待着他出政策、拿方案、发指示、提要求。
结果，支行的一号文件好长时间都制定不出来。
直等到市分行年度工作会议召开之后，办公室主任王加林才结合市分行会议精神，闭门造车，勉强弄出来个年度工作计划。
赵国栋平时按部就班，得过且过地“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市分行来了文件，布置工作任务了，他就开始忙乱一阵。围绕如何贯彻市分行文件精神、如何完成市分行下达的工作任务，临时抱佛脚。目标也就是在系统内排名不摆尾，争取不挨批评。正如市分行行长何志雄在多个场合评价的那样，孝北县支行成立之后，没什么新动作新东西，没有出台什么新举措，也没发生什么新变化，基本上是“穿新鞋，走老路”。
由于遇事找不到方法，经常拿不定主意，赵国栋就特别喜欢开会。
行长办公会、行领导碰头会、行务会、干部大会、职工大会、职工代表会议、各种专题工作会议，以及临时召集的一些说不出名目的会议接连不断。在他看来，既然成立了支行，就要有个支行的样儿，连会议都不开，还叫什么支行？也只有开会时坐在主席台上，他才能找到当行长的感觉。一个领导，不出席各种会议，不通过会议阐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不在会议上向群众发号施令，如何展示自己的才能、显示自己的权威？再说，开会也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种方式嘛！让群众在会议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也能广泛听取意见，集中大家的才能和智慧，有效地推动支行的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工作。
不论召开什么类型的会议，赵国栋都点名要求王加林参加，有时是出席，有时是列席，阵阵不离穆桂英。
身为办公室主任，就必须做好各类会议的组织、管理和善后工作。下达会议通知，准备会议材料，安排布置会场，做好会议纪录，整理会议纪要，督办议定事项……只要开会，诸如此类的一大堆事情，就落在了王加林的身上。
说实话，一听说要支行要开会，我们的加林主任就胆颤心惊，叫苦不迭，可行领导乐此不疲，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事实上，很多会议是可开可不开的。
非常简单的一件或几件事情，甚至是布置一个临时工作任务，打个电话或者发个通知，就能够得到解决，但赵国栋非要正经八百地组织如开个会议不可。每次开会的效率又极其低下，特别是开行长办公会和行领导碰头会的时候，那种拖拖拉拉的作风和冗长沉闷的气氛，常常叫王加林难以忍受。
其实，行领导也就四个人，每人谈谈自己分管的工作，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来，大家说个意见，最后一把手拍板。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几十分钟或者个把小时就能够搞定。但实际情况是，每次行领导在一起开会，都如跑马拉松一般，少则两三个小时，多则半天，甚至得花费一整天。
到了开会的时间，大家端着自己的茶杯到会议室，有时还带着当天的报纸。见了面，互相敬烟，饶有兴趣地评论着哪个牌子的香烟好抽，哪个牌子的白酒“水货”比较多。人到齐后，赵国栋宣布“开会了”，提出会议需要解决的问题，再就是轮流发言。
由于会前没有通气，大家没什么准备，发言都是信口开河，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一旦涉及到工作中的困难，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大家又突然间哑巴了。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看报的看报，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地望着窗外湛蓝色的天空。
赵国栋拿着钢笔在本子上断断续续地写着，也好半天不发一言。
这种时候，王加林往往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他在会议室里如坐针毡，度日如年般难受。
也不知是因为确实拿不出好的意见，还是思想上存在什么顾虑，领导们怎么都是这般水平这种作风啊！
有时，赵国栋一个一个地点将，逼着副职们“说说”，大家便哼哼哈哈，先是正着说过去，接着反着说过来。
说来说去，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见，最后还是等于没说。
赵国栋同样是个没有主见的人，一会儿肯定这个方案，一会儿又表扬那个提法。模棱两可，摇摆不定，似是而非，总结发言仍然让人觉得云里雾里。
会议结束的时候，赵国栋每次都忘不了强调和安排：“散会后呢，办公室整个纪要，发个文件。”
这样的会议参加多了，王加林开始质疑支行领导班子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他觉得在这帮人的带领下，孝北县支行是不可能搞好的，更不可能创造什么“明日的辉煌”。
每次整理会议纪要，王加林都感到非常为难：会议根本就没有达成什么共识，没有明确的议定事项，叫他怎么写呀！
为了交差，可怜的加林主任只有绞尽脑汁地冥思苦想，把自己觉得合理的方案或者做法，说成是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甚至把行领导都没有提到的想法——完全是他个人的观点，也写进会议纪要里。
这种胡编乱造、偷天换日之举，居然能够一次又一次地顺利过关，有时甚至得到赵国栋的赞赏和表扬。
看到自己的大作变成红头文件，王加林常常忍不住暗地发笑。
这是会议纪要吗？完全是他这个办公室主任对全行提出的工作意见和要求。
作为一行之长，赵国栋本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支行的改革发展上。对经营管理中的重大事项做出决策，制订规划，明确目标，拟定措施，带领干部员工去改变支行的落后面貌，但他却很少去考虑这些问题，甚至根本就没有用心地研究过这些问题。他总是标榜自己“抓大不放小”，事实上，他很少能够抓到“大”，不善于抓主要矛盾，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哪些是重点工作，哪些是一般性事务，关注的，多半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结于那些无足挂齿的细枝末节。
支行机关从花园大桥头搬到胜利路时，事情千头万绪，赵国栋关注的重心，却是银行大院的公共厕所。
他说，厕所是一个单位的门面，一个单位管理得好坏与否，看看这个单位的公共厕所就知道了。基于这种认识，在支行公厕修建期间，他一天几趟地往厕所工地上跑，甚至拿一把椅子坐在门房过道的走廊上，如同一个认真负责的监理人员。搞得支行的干部员工都戏称他是“厕所行长”。
厕所修建完成后，看上去其实很普通。女厕就是把一条水沟隔成几个档位，男厕多了一条依墙而建的“L”型小便池，连洗手的水池都没有。
赵行长对单位厕所如此关心，抓小事还算可以。那么，大事呢？比方说，支行机构设置和营业网点的布局。
关于支行营业办公大楼装修和新职工宿舍楼建设的是是非非，我们已经说了许多。撇开这两项工程引出的支行领导班子“塌方式”腐败不谈，仅从A银行孝北县支行固守老城区、忽视新老区的发展战略来看，失误是显而易见的。
既然孝北县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是“维持老城区，开发新城区”，A银行就应该顺势而为，和B银行、C银行、D银行等金融机构一样，把机构布局和业务发展的重心，转向新城区，建立新的地脉、人脉关系和客户服务网络。可是，赵国栋却采纳了钱仲元等人的意见，把新城区最好的地皮转让给了县汽车客运公司，守着把被花园汽车站遗弃的一栋老楼和几亩土地，精耕细作，沾沾自喜，自得其乐。
不错，A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办公楼一度是花园镇最气派的，新职工宿舍楼一度是孝北县最漂亮的，但这种比较优势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仅仅过了几个月，当B银行、C银行、D银行在新城区修建的办公楼和宿舍楼拔地而起，当这些富丽堂皇的金融大厦竣工启用的时候，A银行在孝北县的营业办公和生活环境就成了金融系统最差的。
这还是次要的，由于与新城区县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距离较远，沟通交流不是很方便，A银行失去了大批的优质客户和业务机会。
直到这个时候，赵国栋才意识到了自己的鼠目寸光。
由于重新购买的地皮位置太过偏僻，A银行孝北县支行新营业办公大楼建设一直没有动工。为了扭转客户大量流失、业务快速下滑的颓势，赵国栋只得再次组织召开行领导碰头会议，研究在京广铁路线以东的新城区租房开办营业网点的事宜，作为前期决策失误的补救措施。
A银行孝天市分行安全保卫工作会议在孝北县如期召开。
总体上比较顺利，细节上还是出了一点纰漏：发放纪念品时，把列席会议的孝北县公安局和花园镇派出所的人员漏掉了。
散会晚宴结束，送走所有的客人之后，赵国栋把王加林和余丰新叫到行长室，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通。责问他们，公安局和派出所的参会人员为什么没有纪念品？
王加林和余丰新面面相觑，摸头不是脑，被问得白眼直翻。
纪念品的数量、鞋子的规格和尺码是保卫股负责统计的，运动鞋是信贷股姚丽琴负责买回的，办公室仅仅是根据保卫股提供的名单，把东西分发到参会人员手里而已，又怎么能够知道哪些人有纪念品，哪些人没有纪念品？
嘿，办公室是这次会议的牵头主办部门，出了问题，行长拿他们是问，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听赵国栋发完脾气，余丰新慢慢皱起了眉头。
“咝……”他像牙疼似的吸了一口气，说：“不对呀！叶卫国从我这里领走了四双鞋子，怎么会没有公安局和派出所的呢？县公安局来了两个人，治安大队长和消防大队长，镇派出所就来了一个所长，总共三个人，加上叶卫国本人的，正好是四双鞋呀！”
“你记性倒不错，他是领走了四双鞋。四双鞋是按你说的人员发放的吗？”赵国栋反唇相讥，“他们保卫股四个人凭什么每人能领一双新鞋子？支行请来的尊贵的客人反而没有！办公室是怎么统筹安排的？你们两个主任是么样当的？”
原来，叶卫国提供的“保卫股四双”，是指他、司机小宋和两个经警，并不包括县公安局和镇派出所的三位客人。
余丰新于是退出行长室，怒气冲冲地到保卫股去找叶卫国。
叶卫国被叫来之后，面带微笑，露出一脸的无辜：“我以为会议工作人员都有纪念品呢！他们几个人为了统计参会人员名单和鞋子的尺码，电话都打破了。这次召开的又是安全保卫工作会议，我造表时，就把他们三个人算在里面了。”
“那我们不是工作人员吗？王主任不是工作人员吗？”余丰新越发怒火中烧，“办公室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和服务工作，你造表时怎么没有把我们统计在内？”
“我以为你们自己会安排呢！”叶卫国嘻皮笑脸地狡辩道，“如果行领导觉得不该给保卫股的三个人发鞋，我让他们退出来就行了。不过，他们都穿过了，可能有点儿脏。”
叶卫国说的不假。赵国栋正是看到保卫股每人都穿着新运动鞋，才感觉不舒服的。
这种人，简直就是流氓和无赖嘛！
赵国栋没有马上表态，坐在转椅上生了好半天的闷气。如果让司机小宋和两名经警退鞋，恶人就是他赵国栋了。何况穿过的鞋子退回来之后，根本就没有办法给别人。
三个中层干部都低垂着头，等待着赵行长发话。
赵国栋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掏出打火机点燃，接连不断地吸了几口，愤怒的情绪这才慢慢有所平息。好半天，他才用和缓的语气发表自己的处理意见：“已经发出去的鞋就算了，再去收回来，搞得大家面子上都难堪。县公安局和镇派出所的鞋子呢，重新去买，包括三个来开会的领导和两个司机。他们是来了两辆车吧？”
叶卫国和余丰新同时点了点头。
“至于会议工作人员，大家为了把这次会议组织好，的确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而且最终的结果也比较好，会议召开得很成功。保卫股的同志们平时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也很辛苦。”赵国栋的态度开始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由批评转向表扬，显然是想自己给自己台阶下，顺水推舟做个人情，“叶股长是会议代表，领鞋正当名分。参与会议组织工作的王主任、余主任和姚丽琴，每人也安排一份纪念品。算上公安局的，再去买八双鞋子，由余主任负责经办，尽快把公安局和派出所的给他们送过去！”
这样的处理结果，王加林肯定是不满意的。
他觉得赵国栋完全是在和稀泥，既不合理，也不公平，但人家是行长，一言九鼎，他也无可奈何。
为了组织和召开好这次安全保卫工作会议，他不知操了多少心、费了多少力、加了多少班、熬了多少夜，领一份纪念品，一点儿也不过分。余丰新同样忙前忙后，同样受之无愧。
姚丽琴凭什么得纪念品？
姚丽琴就是负责联系采购事宜，鞋子是商家开着车子送过来的。她从中不知吃了多少回扣，再另外得一双鞋子，哪有这样的道理？
还有，保卫股的三名员工就是统计了一下参会人数和鞋子的尺码，每人能够领到运动鞋，而支行办公室的胡蓉、袁萍、司机小秦、司机小唐和水电工，做的工作比他们要多得多，为什么反而没有？
这些话，加林主任只能烂在肚子里。
并非他不愿意为办公室的兄弟姐妹们据理力争，而是他心里非常明白，说了等于放屁，甚至连放屁都不如。放屁还能闻到臭味，他说出来，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赵国栋绝对不会采纳他的建议，更不会改变已经做出的错误决定。
一年多的相处，王加林对赵国栋的脾气、习性和为人了如指掌。如同医院里的透视设备一样，他能看清赵国栋的五脏六腑，乃至骨头的构架和血脉的分布。
那么，在王加林眼里，赵国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观其外貌，赵国栋算得上一表人材。一米七八的身高，满头自然卷曲的黑发，浓眉大眼，络腮胡子，基本可以划入美男子的范畴。
这一点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不然的话，年轻漂亮的姚丽琴也不会对他投怀送抱。虽说姚丽琴在**方面如饥似渴，但还没有到饥不择食的程度，并不是说随便哪个男人都能上的。
赵国栋脾气不温不火。走路慢腾腾的，怕踩死了蚂蚁一般，通常情况下，很难听见他的脚步声。说话也是慢条斯理，不急不燥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哪怕与人争吵和辩论，他也只是红着脸、淌着汗，弯着脖子，摇晃着脑袋，声音并不会明显放大，语速也不会明显加快。
缺乏阳刚之气——人们往往会对赵国栋产生这样的第一印象。
因为中专毕业后一直呆在银行机关，养尊处优，安于现状，满足于能够应付手头的工作，懒得去为未来的发展强筋壮骨、学习充电，所以，赵国栋的知识水平最近二十年一直维持原状，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虽说拿到了一张市委党校颁发的大专文凭，但地球人都知道，那只是花钱买来的，耗时间混来的，实际上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改革的浪潮鬼使神差地把他推到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行长的位子上，虽说大喜过望，但他更多的时候还是感到惶恐不安。担心自己当不好这个行长，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当。他没有在银行县级支行工作的经历，更别说担任支行的一把手。
上任之初，赵国栋把希望寄托在几位副行长身上，指望他们出谋划策，提出真知灼见，但几位副行长又都恪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古训，从不轻易阐明自己的主张，目光都集中在赵国栋身上，等待着他出政策、拿方案、发指示、提要求。
结果，支行的一号文件好长时间都制定不出来。
直等到市分行年度工作会议召开之后，办公室主任王加林才结合市分行会议精神，闭门造车，勉强弄出来个年度工作计划。
赵国栋平时按部就班，得过且过地“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市分行来了文件，布置工作任务了，他就开始忙乱一阵。围绕如何贯彻市分行文件精神、如何完成市分行下达的工作任务，临时抱佛脚。目标也就是在系统内排名不摆尾，争取不挨批评。正如市分行行长何志雄在多个场合评价的那样，孝北县支行成立之后，没什么新动作新东西，没有出台什么新举措，也没发生什么新变化，基本上是“穿新鞋，走老路”。
由于遇事找不到方法，经常拿不定主意，赵国栋就特别喜欢开会。
行长办公会、行领导碰头会、行务会、干部大会、职工大会、职工代表会议、各种专题工作会议，以及临时召集的一些说不出名目的会议接连不断。在他看来，既然成立了支行，就要有个支行的样儿，连会议都不开，还叫什么支行？也只有开会时坐在主席台上，他才能找到当行长的感觉。一个领导，不出席各种会议，不通过会议阐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不在会议上向群众发号施令，如何展示自己的才能、显示自己的权威？再说，开会也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种方式嘛！让群众在会议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也能广泛听取意见，集中大家的才能和智慧，有效地推动支行的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工作。
不论召开什么类型的会议，赵国栋都点名要求王加林参加，有时是出席，有时是列席，阵阵不离穆桂英。
身为办公室主任，就必须做好各类会议的组织、管理和善后工作。下达会议通知，准备会议材料，安排布置会场，做好会议纪录，整理会议纪要，督办议定事项……只要开会，诸如此类的一大堆事情，就落在了王加林的身上。
说实话，一听说要支行要开会，我们的加林主任就胆颤心惊，叫苦不迭，可行领导乐此不疲，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事实上，很多会议是可开可不开的。
非常简单的一件或几件事情，甚至是布置一个临时工作任务，打个电话或者发个通知，就能够得到解决，但赵国栋非要正经八百地组织如开个会议不可。每次开会的效率又极其低下，特别是开行长办公会和行领导碰头会的时候，那种拖拖拉拉的作风和冗长沉闷的气氛，常常叫王加林难以忍受。
其实，行领导也就四个人，每人谈谈自己分管的工作，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来，大家说个意见，最后一把手拍板。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几十分钟或者个把小时就能够搞定。但实际情况是，每次行领导在一起开会，都如跑马拉松一般，少则两三个小时，多则半天，甚至得花费一整天。
到了开会的时间，大家端着自己的茶杯到会议室，有时还带着当天的报纸。见了面，互相敬烟，饶有兴趣地评论着哪个牌子的香烟好抽，哪个牌子的白酒“水货”比较多。人到齐后，赵国栋宣布“开会了”，提出会议需要解决的问题，再就是轮流发言。
由于会前没有通气，大家没什么准备，发言都是信口开河，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一旦涉及到工作中的困难，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大家又突然间哑巴了。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看报的看报，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地望着窗外湛蓝色的天空。
赵国栋拿着钢笔在本子上断断续续地写着，也好半天不发一言。
这种时候，王加林往往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他在会议室里如坐针毡，度日如年般难受。
也不知是因为确实拿不出好的意见，还是思想上存在什么顾虑，领导们怎么都是这般水平这种作风啊！
有时，赵国栋一个一个地点将，逼着副职们“说说”，大家便哼哼哈哈，先是正着说过去，接着反着说过来。
说来说去，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见，最后还是等于没说。
赵国栋同样是个没有主见的人，一会儿肯定这个方案，一会儿又表扬那个提法。模棱两可，摇摆不定，似是而非，总结发言仍然让人觉得云里雾里。
会议结束的时候，赵国栋每次都忘不了强调和安排：“散会后呢，办公室整个纪要，发个文件。”
这样的会议参加多了，王加林开始质疑支行领导班子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他觉得在这帮人的带领下，孝北县支行是不可能搞好的，更不可能创造什么“明日的辉煌”。
每次整理会议纪要，王加林都感到非常为难：会议根本就没有达成什么共识，没有明确的议定事项，叫他怎么写呀！
为了交差，可怜的加林主任只有绞尽脑汁地冥思苦想，把自己觉得合理的方案或者做法，说成是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甚至把行领导都没有提到的想法——完全是他个人的观点，也写进会议纪要里。
这种胡编乱造、偷天换日之举，居然能够一次又一次地顺利过关，有时甚至得到赵国栋的赞赏和表扬。
看到自己的大作变成红头文件，王加林常常忍不住暗地发笑。
这是会议纪要吗？完全是他这个办公室主任对全行提出的工作意见和要求。
作为一行之长，赵国栋本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支行的改革发展上。对经营管理中的重大事项做出决策，制订规划，明确目标，拟定措施，带领干部员工去改变支行的落后面貌，但他却很少去考虑这些问题，甚至根本就没有用心地研究过这些问题。他总是标榜自己“抓大不放小”，事实上，他很少能够抓到“大”，不善于抓主要矛盾，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哪些是重点工作，哪些是一般性事务，关注的，多半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结于那些无足挂齿的细枝末节。
支行机关从花园大桥头搬到胜利路时，事情千头万绪，赵国栋关注的重心，却是银行大院的公共厕所。
他说，厕所是一个单位的门面，一个单位管理得好坏与否，看看这个单位的公共厕所就知道了。基于这种认识，在支行公厕修建期间，他一天几趟地往厕所工地上跑，甚至拿一把椅子坐在门房过道的走廊上，如同一个认真负责的监理人员。搞得支行的干部员工都戏称他是“厕所行长”。
厕所修建完成后，看上去其实很普通。女厕就是把一条水沟隔成几个档位，男厕多了一条依墙而建的“L”型小便池，连洗手的水池都没有。
赵行长对单位厕所如此关心，抓小事还算可以。那么，大事呢？比方说，支行机构设置和营业网点的布局。
关于支行营业办公大楼装修和新职工宿舍楼建设的是是非非，我们已经说了许多。撇开这两项工程引出的支行领导班子“塌方式”腐败不谈，仅从A银行孝北县支行固守老城区、忽视新老区的发展战略来看，失误是显而易见的。
既然孝北县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是“维持老城区，开发新城区”，A银行就应该顺势而为，和B银行、C银行、D银行等金融机构一样，把机构布局和业务发展的重心，转向新城区，建立新的地脉、人脉关系和客户服务网络。可是，赵国栋却采纳了钱仲元等人的意见，把新城区最好的地皮转让给了县汽车客运公司，守着把被花园汽车站遗弃的一栋老楼和几亩土地，精耕细作，沾沾自喜，自得其乐。
不错，A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办公楼一度是花园镇最气派的，新职工宿舍楼一度是孝北县最漂亮的，但这种比较优势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仅仅过了几个月，当B银行、C银行、D银行在新城区修建的办公楼和宿舍楼拔地而起，当这些富丽堂皇的金融大厦竣工启用的时候，A银行在孝北县的营业办公和生活环境就成了金融系统最差的。
这还是次要的，由于与新城区县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距离较远，沟通交流不是很方便，A银行失去了大批的优质客户和业务机会。
直到这个时候，赵国栋才意识到了自己的鼠目寸光。
由于重新购买的地皮位置太过偏僻，A银行孝北县支行新营业办公大楼建设一直没有动工。为了扭转客户大量流失、业务快速下滑的颓势，赵国栋只得再次组织召开行领导碰头会议，研究在京广铁路线以东的新城区租房开办营业网点的事宜，作为前期决策失误的补救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