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亨伯特·亨伯特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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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乔还没闹腾完,正打算乘胜追击,伙同一干同事继续围剿骆闻舟,不料一探头,正好和那张掉在地上的画像看了个对眼,吓得她酒意都从毛孔中飞出去了。
公安系统里有专门做模拟画像的技术人员,其中不乏高手,相比而言,这幅肖像画的画技实在属于初学者水平。但是很奇异的,画中人的神韵意外生动,那张脸好像曾经在绘画人的心里反复描摹过无数次,忍无可忍,方才借由生硬的笔付诸纸面。
郎乔:“这是什么?”
陶然被骆闻舟一脚踹翻,略微清醒了一点,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他扶着沙发站起来,出去洗了一把脸,回来和骆闻舟一起收拾地上的东西:“是莲花山那事吧?老头念叨了一辈子。”
“莲花山”不是一座山,是燕城北郊的地名,早年属于燕城下辖的县城,已经于十几年前被划入到燕城市,成了一个开发区。
笔记本的那一页中,除了那幅传神的画像,还夹了几张泛黄的旧照片,用透明胶条贴在纸页间,时间太久了,一碰就往下掉。
它们有的是画面模糊的生活照,还有时代特色浓郁的照相馆作品——都是荷兰风车的背景布,夸张的打光,上面的少女笑容有些僵硬,像是曝光时间过长的摆拍。
照片一共六张。
老照片这东西,说来很奇怪,所有的相纸放上几十年,都是一样的褪色、一样的泛黄,如果照片上的人幸福美满,那泛黄的旧迹就显得回味悠长、岁月静好,但如果照片上的人后来遭到不测,旁人再回顾他当时的音容,却总能从中看出些许诡异阴沉的气息,好像主人的怨愤与不甘都附着在了静态的图片上,冥冥之中昭示着什么似的。
“是杨老吗?”郎乔问,“他怎么会管开发区的事?”
“当时市局有个政策,不满三十五周岁的都得下基层锻炼——要么是去派出所,要么是到当时几个县里,我师父他们去的就是莲花山,在那待了半年多。”骆闻舟小心地捏起照片的边缘,重新夹回笔记本里,“刚去没多久,就遇上了那起案子——你可能都没听说过,那会我还是学龄前呢。”
“刚开始有个男人来报案,说孩子丢了。”陶然翻了翻笔记本,除了照片和画像以外,笔记本上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纯手写的,老刑警的字相当漂亮,清秀又有力,有形有体,照片前面的一页上写着“郭恒”两个字,名字下面画了三行重点线,“对,报案人就是这个郭恒,丢的是他十一岁的女儿,小名叫‘菲菲’。”
骆闻舟听到这里,放在一本厚教材上的手一顿,纳闷地抬头去看陶然:“你都喝成这样了,还记得那女孩叫什么?”
陶然低头避开他的视线:“听老头念叨多少年了,来龙去脉我都能背下来。”
常宁平时工作忙,看电视的时间都少,难得近距离地听刑警队的人讲故事,不由得好奇地追问:“后来呢?”
“那时候家长带孩子普遍不像现在这么走心,十一二岁的,已经属于大孩子了,平时上学或者去同学家玩,一般都是跟家长说一声就跑了,大人也不会一天到晚围着他们转。”
“但是郭菲这个小女孩属于特别老实规矩的,上学放学都有固定点钟,晚回来五分钟都能说出正当理由来,学习从来不用家里操心,失踪当天也没什么特别的,她同学说,那天郭菲放学后没在学校逗留,按时回了家,从学校到她家,大概有十五分钟的路程,孩子就是在这十五分钟里丢的。我师父他们沿着她平时走的路来来回回踩了几十遍,那年月路上没有现在这么多监控,但是孩子回家的路没有特别‘背’的地方,当时正是夏天,傍晚天也不是很黑,外面来来往往人很多,按理说,那么大一个女孩被人从街上带走,哪怕稍微有一点不对劲,也不可能完全没人注意到。”
“可是走访了一大圈,就是一无所获。他们把学校附近翻了个底朝天,连女孩一根头发都没找着——福尔摩斯不是有句名言么,‘排除了一切不可能的,剩下的再不可思议,也是真相’,所以当时有人说,要么是熟人作案,要么是孩子自己离家出走了。”
“顺着熟人作案的思路,警方排查了一个遍,学校的老师校工、郭家的亲朋好友,甚至那孩子平时常去的文具店、小超市……一共传讯了上百人,但都一无所获。”
陶然说到这,话音一顿:“就在他们调查陷入困境的时候,女孩父亲郭恒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接起来没人说话,只听见有个小女孩声嘶力竭地惨叫,孩子她妈一听就晕过去了,警方立刻通过号码找着了电话的位置——是个很偏僻的电话亭。”
郎乔奇怪地问:“没有监控?”
“没有,那个电话亭本身在垃圾站旁边,看着像废弃的,好多人都不知道那台电话还能用,”骆闻舟说,“电话亭旁边找到了一点血,和郭菲的血型一致,但当时不能检验dna,无法确准究竟是不是她,没有指纹。”
陶然的客厅里一时没人说话。
好一会,一直没吭声的费渡才插嘴问:“没有别的电话?没有勒索,也没有要赎金?”
“没有,”陶然说,“那通电话之后,绑匪再也没有联系过女孩家里。没有要钱,也没有提过要求。”
费渡端着酒杯轻轻晃着,若有若无地嗅着酒香,好像杯子里盛的不是超市里随便买的干红,而是罗曼尼康帝。
“那挺奇怪的,”他说,“听起来绑匪不是冲孩子,而是为了折磨家里大人——女孩父母都是做什么的?”
“郭恒本人是个中学老师,孩子她妈是公务员,在当时看家境还不错,但也就是普通小康,都是按月拿死工资普通人,要说多有钱,那也不太可能。两口子都上过学,平时都是知书达理的人,工作上野心不大,和同事关系也挺好,不存在利益纠纷,也排除了婚外情。”
普通人家,普通父母,普通女孩——甚至都不是个漂亮孩子,过着循规蹈矩的日子。和大街上随便走过的人一样乏善可陈,任凭警察掘地三尺,也挖掘不出什么特殊的故事。
民谚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但是警方把和郭家有关的人都反复梳理过,乃至于个人都拿着放大镜剖析过一通,发现女孩郭菲和她家里人就是个“无缝的蛋”。
时间在流逝,沉默的绑匪再也没出过声,无论是警察还是女孩家里人都知道,这孩子找回来的机会很渺茫了,最好的下场是被贩卖到某个倾向僻壤的地方,但是更大的可能是……
绑匪因为什么选中了这个女孩,警方全无头绪。
好像他在大街上扔骰子,随机地点到谁就是谁。
平白无故。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安全的。
郎乔问:“那……还有其他五个人呢?”
“郭菲失踪案所有线索中断,没办法,只好不了了之,后来师父就调回市里了——当时是在玺台区分局的刑侦队,辖区内又发生了一起儿童走失案,还是女孩,十二岁,也是放学路上神不知鬼不觉的失踪,绑匪还是一声不吭,最可怕的是,女孩失踪两天以后,家里也接到了一个孩子哭喊的电话。”
“我师父立刻意识到不对劲,向上级反映了情况,当时的玺台区负责人决定上报市局,结果发现整个燕城市,含周围县区,类似的儿童走失案居然已经发生过六起。”
“七起,”骆闻舟补充了一句,“最后那个幸存的女孩家庭情况特殊,没有爸,妈是个烂酒鬼,一天到晚鬼混,孩子丢了好几天她都不知道,压根没报警。这个事市局牵头,从各区抽调了人手,成立了专案组,老杨后来也是因为这个机会才调到了市局——但是没有进展,几个失踪女孩之间没有任何交集,除了……”
骆闻舟说到这里,突然想起了什么,目光落到了咬着饮料习惯听得目不转睛的晨晨身上,他一顿之后,生硬地把话音一转:“除了绑匪的作案手法都差不多。”
“郭菲的父亲听说以后,办了长期的停薪留职,专门跑到市里,想从专案组这里等一个结果,可惜终于还是失望。”陶然十分珍重地把老刑警的笔记本收进纸盒里放好,“后来专案组也散了,还在一直记挂这案子的,就剩下受害人家属,和我师父这个一开始就经手的。又过了大半年,郭恒突然找到师父,说他查到了嫌疑人,是个老师,叫吴广川——就是画像上那个人,吴广川是‘锦绣中学’的老师,锦绣是当时最早的私立初中,寄宿制,面向全市招生,学费高、教学质量高,不少远郊区县的家长觉得当地中学不行,都把孩子往锦绣送,郭菲失踪的时候,吴广川恰好在锦绣中学到莲花山地区去的招生团队里。”
常宁屏住呼吸:“那是他吗?”
“吴广川那年三十六岁,离异独居,确实有作案条件,老杨私下里去跟踪过他,还非法上了一些手段,但都没查出什么来。这个吴广川脾气温和,人缘不错,是个远近闻名的好人,平时工作经常接触小孩,也没做过越线的事。老杨跟踪了一阵,觉得不是他,但郭恒鬼迷心窍一样,死活认定了吴广川就是绑匪,后来老杨撤了,郭恒自己带着一把西瓜刀找上了吴广川,把人捅了。”
郎乔“啊”了一声:“死了?”
“嗯,拉到医院就没气了,他们在吴广川的地下室里发现了第七个失踪女孩,以及之前六个女孩的衣服——衣服都被剪成了一条一条的,上面有和几个受害人血型相符的血迹。当年的连环儿童绑架案就这么破了,可是衣服在,人却找不着,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嫌疑人死无对证。”骆闻舟站起来,伸了个懒腰,“郭恒故意杀人,也判了。这事在老杨心里一直过不去,他总觉得是自己判断失误才导致了后来的悲剧,念叨了一辈子——不提这个了,嫌疑人骨头渣子都凉了,吃饭。”
众人在陶然家闹腾到下午,打车和坐地铁来的都散了,自己开车来的留下帮陶然收拾新家,顺便醒酒,常宁和晨晨也回家了。
陶然后来又被灌了几杯,洗碗的时候都有点站不住,“碎碎平安”了一个,被骆闻舟赶走了。
骆队三下五除二地洗干净一堆盘子碗,回到客厅的时候,就看见费渡背对着他,正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着老刑警的笔记。
他好像背后长了眼似的,对骆闻舟说:“你刚才是不是少说了一句,失踪的女孩肯定有个共同点——是衣服吗?”
骆闻舟靠在门厅墙上,哑然失笑:“你怎么知道,你不会是凶手转世吧?”
“你看了晨晨一眼,然后把话咽下去了,”费渡转过身来,“在这个吴广川地下室里找到的衣服,该不会都是碎花裙子吧?”
骆闻舟一看见他就想起那倒霉的游戏机,有几分不自在地避开他的视线:“你可以教孩子防备陌生人,提高警惕,但是不能让她怕穿碎花裙子,不然要我们干什么用的?”
“唔,”费渡轻轻地一点头,“骆队说得对。”
骆闻舟难得从他嘴里听几句好话,被他这一点头点得肝都颤了,果然,下一秒,他不祥的预感成了真。
费渡静静地问:“除了小白花,游戏机之外……还有什么?”
郎乔还没闹腾完,正打算乘胜追击,伙同一干同事继续围剿骆闻舟,不料一探头,正好和那张掉在地上的画像看了个对眼,吓得她酒意都从毛孔中飞出去了。
公安系统里有专门做模拟画像的技术人员,其中不乏高手,相比而言,这幅肖像画的画技实在属于初学者水平。但是很奇异的,画中人的神韵意外生动,那张脸好像曾经在绘画人的心里反复描摹过无数次,忍无可忍,方才借由生硬的笔付诸纸面。
郎乔:“这是什么?”
陶然被骆闻舟一脚踹翻,略微清醒了一点,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他扶着沙发站起来,出去洗了一把脸,回来和骆闻舟一起收拾地上的东西:“是莲花山那事吧?老头念叨了一辈子。”
“莲花山”不是一座山,是燕城北郊的地名,早年属于燕城下辖的县城,已经于十几年前被划入到燕城市,成了一个开发区。
笔记本的那一页中,除了那幅传神的画像,还夹了几张泛黄的旧照片,用透明胶条贴在纸页间,时间太久了,一碰就往下掉。
它们有的是画面模糊的生活照,还有时代特色浓郁的照相馆作品——都是荷兰风车的背景布,夸张的打光,上面的少女笑容有些僵硬,像是曝光时间过长的摆拍。
照片一共六张。
老照片这东西,说来很奇怪,所有的相纸放上几十年,都是一样的褪色、一样的泛黄,如果照片上的人幸福美满,那泛黄的旧迹就显得回味悠长、岁月静好,但如果照片上的人后来遭到不测,旁人再回顾他当时的音容,却总能从中看出些许诡异阴沉的气息,好像主人的怨愤与不甘都附着在了静态的图片上,冥冥之中昭示着什么似的。
“是杨老吗?”郎乔问,“他怎么会管开发区的事?”
“当时市局有个政策,不满三十五周岁的都得下基层锻炼——要么是去派出所,要么是到当时几个县里,我师父他们去的就是莲花山,在那待了半年多。”骆闻舟小心地捏起照片的边缘,重新夹回笔记本里,“刚去没多久,就遇上了那起案子——你可能都没听说过,那会我还是学龄前呢。”
“刚开始有个男人来报案,说孩子丢了。”陶然翻了翻笔记本,除了照片和画像以外,笔记本上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纯手写的,老刑警的字相当漂亮,清秀又有力,有形有体,照片前面的一页上写着“郭恒”两个字,名字下面画了三行重点线,“对,报案人就是这个郭恒,丢的是他十一岁的女儿,小名叫‘菲菲’。”
骆闻舟听到这里,放在一本厚教材上的手一顿,纳闷地抬头去看陶然:“你都喝成这样了,还记得那女孩叫什么?”
陶然低头避开他的视线:“听老头念叨多少年了,来龙去脉我都能背下来。”
常宁平时工作忙,看电视的时间都少,难得近距离地听刑警队的人讲故事,不由得好奇地追问:“后来呢?”
“那时候家长带孩子普遍不像现在这么走心,十一二岁的,已经属于大孩子了,平时上学或者去同学家玩,一般都是跟家长说一声就跑了,大人也不会一天到晚围着他们转。”
“但是郭菲这个小女孩属于特别老实规矩的,上学放学都有固定点钟,晚回来五分钟都能说出正当理由来,学习从来不用家里操心,失踪当天也没什么特别的,她同学说,那天郭菲放学后没在学校逗留,按时回了家,从学校到她家,大概有十五分钟的路程,孩子就是在这十五分钟里丢的。我师父他们沿着她平时走的路来来回回踩了几十遍,那年月路上没有现在这么多监控,但是孩子回家的路没有特别‘背’的地方,当时正是夏天,傍晚天也不是很黑,外面来来往往人很多,按理说,那么大一个女孩被人从街上带走,哪怕稍微有一点不对劲,也不可能完全没人注意到。”
“可是走访了一大圈,就是一无所获。他们把学校附近翻了个底朝天,连女孩一根头发都没找着——福尔摩斯不是有句名言么,‘排除了一切不可能的,剩下的再不可思议,也是真相’,所以当时有人说,要么是熟人作案,要么是孩子自己离家出走了。”
“顺着熟人作案的思路,警方排查了一个遍,学校的老师校工、郭家的亲朋好友,甚至那孩子平时常去的文具店、小超市……一共传讯了上百人,但都一无所获。”
陶然说到这,话音一顿:“就在他们调查陷入困境的时候,女孩父亲郭恒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接起来没人说话,只听见有个小女孩声嘶力竭地惨叫,孩子她妈一听就晕过去了,警方立刻通过号码找着了电话的位置——是个很偏僻的电话亭。”
郎乔奇怪地问:“没有监控?”
“没有,那个电话亭本身在垃圾站旁边,看着像废弃的,好多人都不知道那台电话还能用,”骆闻舟说,“电话亭旁边找到了一点血,和郭菲的血型一致,但当时不能检验dna,无法确准究竟是不是她,没有指纹。”
陶然的客厅里一时没人说话。
好一会,一直没吭声的费渡才插嘴问:“没有别的电话?没有勒索,也没有要赎金?”
“没有,”陶然说,“那通电话之后,绑匪再也没有联系过女孩家里。没有要钱,也没有提过要求。”
费渡端着酒杯轻轻晃着,若有若无地嗅着酒香,好像杯子里盛的不是超市里随便买的干红,而是罗曼尼康帝。
“那挺奇怪的,”他说,“听起来绑匪不是冲孩子,而是为了折磨家里大人——女孩父母都是做什么的?”
“郭恒本人是个中学老师,孩子她妈是公务员,在当时看家境还不错,但也就是普通小康,都是按月拿死工资普通人,要说多有钱,那也不太可能。两口子都上过学,平时都是知书达理的人,工作上野心不大,和同事关系也挺好,不存在利益纠纷,也排除了婚外情。”
普通人家,普通父母,普通女孩——甚至都不是个漂亮孩子,过着循规蹈矩的日子。和大街上随便走过的人一样乏善可陈,任凭警察掘地三尺,也挖掘不出什么特殊的故事。
民谚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但是警方把和郭家有关的人都反复梳理过,乃至于个人都拿着放大镜剖析过一通,发现女孩郭菲和她家里人就是个“无缝的蛋”。
时间在流逝,沉默的绑匪再也没出过声,无论是警察还是女孩家里人都知道,这孩子找回来的机会很渺茫了,最好的下场是被贩卖到某个倾向僻壤的地方,但是更大的可能是……
绑匪因为什么选中了这个女孩,警方全无头绪。
好像他在大街上扔骰子,随机地点到谁就是谁。
平白无故。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安全的。
郎乔问:“那……还有其他五个人呢?”
“郭菲失踪案所有线索中断,没办法,只好不了了之,后来师父就调回市里了——当时是在玺台区分局的刑侦队,辖区内又发生了一起儿童走失案,还是女孩,十二岁,也是放学路上神不知鬼不觉的失踪,绑匪还是一声不吭,最可怕的是,女孩失踪两天以后,家里也接到了一个孩子哭喊的电话。”
“我师父立刻意识到不对劲,向上级反映了情况,当时的玺台区负责人决定上报市局,结果发现整个燕城市,含周围县区,类似的儿童走失案居然已经发生过六起。”
“七起,”骆闻舟补充了一句,“最后那个幸存的女孩家庭情况特殊,没有爸,妈是个烂酒鬼,一天到晚鬼混,孩子丢了好几天她都不知道,压根没报警。这个事市局牵头,从各区抽调了人手,成立了专案组,老杨后来也是因为这个机会才调到了市局——但是没有进展,几个失踪女孩之间没有任何交集,除了……”
骆闻舟说到这里,突然想起了什么,目光落到了咬着饮料习惯听得目不转睛的晨晨身上,他一顿之后,生硬地把话音一转:“除了绑匪的作案手法都差不多。”
“郭菲的父亲听说以后,办了长期的停薪留职,专门跑到市里,想从专案组这里等一个结果,可惜终于还是失望。”陶然十分珍重地把老刑警的笔记本收进纸盒里放好,“后来专案组也散了,还在一直记挂这案子的,就剩下受害人家属,和我师父这个一开始就经手的。又过了大半年,郭恒突然找到师父,说他查到了嫌疑人,是个老师,叫吴广川——就是画像上那个人,吴广川是‘锦绣中学’的老师,锦绣是当时最早的私立初中,寄宿制,面向全市招生,学费高、教学质量高,不少远郊区县的家长觉得当地中学不行,都把孩子往锦绣送,郭菲失踪的时候,吴广川恰好在锦绣中学到莲花山地区去的招生团队里。”
常宁屏住呼吸:“那是他吗?”
“吴广川那年三十六岁,离异独居,确实有作案条件,老杨私下里去跟踪过他,还非法上了一些手段,但都没查出什么来。这个吴广川脾气温和,人缘不错,是个远近闻名的好人,平时工作经常接触小孩,也没做过越线的事。老杨跟踪了一阵,觉得不是他,但郭恒鬼迷心窍一样,死活认定了吴广川就是绑匪,后来老杨撤了,郭恒自己带着一把西瓜刀找上了吴广川,把人捅了。”
郎乔“啊”了一声:“死了?”
“嗯,拉到医院就没气了,他们在吴广川的地下室里发现了第七个失踪女孩,以及之前六个女孩的衣服——衣服都被剪成了一条一条的,上面有和几个受害人血型相符的血迹。当年的连环儿童绑架案就这么破了,可是衣服在,人却找不着,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嫌疑人死无对证。”骆闻舟站起来,伸了个懒腰,“郭恒故意杀人,也判了。这事在老杨心里一直过不去,他总觉得是自己判断失误才导致了后来的悲剧,念叨了一辈子——不提这个了,嫌疑人骨头渣子都凉了,吃饭。”
众人在陶然家闹腾到下午,打车和坐地铁来的都散了,自己开车来的留下帮陶然收拾新家,顺便醒酒,常宁和晨晨也回家了。
陶然后来又被灌了几杯,洗碗的时候都有点站不住,“碎碎平安”了一个,被骆闻舟赶走了。
骆队三下五除二地洗干净一堆盘子碗,回到客厅的时候,就看见费渡背对着他,正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着老刑警的笔记。
他好像背后长了眼似的,对骆闻舟说:“你刚才是不是少说了一句,失踪的女孩肯定有个共同点——是衣服吗?”
骆闻舟靠在门厅墙上,哑然失笑:“你怎么知道,你不会是凶手转世吧?”
“你看了晨晨一眼,然后把话咽下去了,”费渡转过身来,“在这个吴广川地下室里找到的衣服,该不会都是碎花裙子吧?”
骆闻舟一看见他就想起那倒霉的游戏机,有几分不自在地避开他的视线:“你可以教孩子防备陌生人,提高警惕,但是不能让她怕穿碎花裙子,不然要我们干什么用的?”
“唔,”费渡轻轻地一点头,“骆队说得对。”
骆闻舟难得从他嘴里听几句好话,被他这一点头点得肝都颤了,果然,下一秒,他不祥的预感成了真。
费渡静静地问:“除了小白花,游戏机之外……还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