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0章 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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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住在青岛而且经常关注本地新闻的人可能听说过我要提起的这件事情。2013年8月14日，市南区大学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的时意外地在隆口路5号大院里的一座小楼中发现了一具已经高度腐烂的尸体。接到报案后，江苏路派出所立刻出动警力封锁了现场，并展开了详细的调查取证工作。此案的初步调查结果全都公布在了几家青岛本地的报纸上，并不难查到。概括地说，死者名叫劳铭昌，69岁，是那座房子的住户。警方在进行现场勘验时没有发现任何暴力入侵的痕迹，财物也没有丢失，因此初步断定系自然死亡。但那些有机会详细阅读调查案卷的工作人员，或是居住在隆口路一带、听过些流言蜚语的人，可能会发现案件中还存有一些古怪的地方。
根据案卷的记录，死者是在一楼客厅里发现的，但整个小楼里都充满了一种令人作呕的恶臭。现场的情况非常骇人，尸体几乎腐烂成了一滩黑色的黏液，只能依照骨头勉强地看出个人形来。照常理推断，这种程度的腐烂肯定需要花费数周到数月的时间。但附近的居民们在接受警方问询时纷纷表示自己在尸体被发现的前几天还曾见过劳铭昌，甚至还和他说过话。进一步的尸检也佐证了居民的证词——尸体上没有蝇类幼虫滋生的迹象，这意味着死者的真实死亡时间要比看上去短得多。鉴定报告指出，由于尸体的状况非常糟糕，因此无从推断确切的死因；但现场收集到的骨骼上没有发现外力导致的创伤，因此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暴力致死的可能。此外，法医也分析了从尸体上采集到的黑色黏液，并且确定它们是体液与尸体器官液化后的混合物，但却不像是细菌导致的软组织消溶，反而更像是某种快速的化学或生物过程导致的结果——这曾让官方联想到了恶性疾病，并且针对当地进行了一次低调的传染病排查——但更加严格病理检查却没有揭露任何可能导致这种现象的病原体。除开尸体的谜团外，附近的居民也反映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例如有几位居民在尸体被发现的前两天晚上听见劳铭昌所居住的楼房里传来了某种尖锐而又有节奏的古怪哨音；还有人提到在事发前的几个月里，劳铭昌曾经和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有过密切来往——但民警调取了尸体发现前那几天的监控录像，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在大院附近活动。然而由于缺少实质性的线索和证据，警方最终还是搁置了调查工作，将之定为非暴力死亡，并封存了案卷。
说到底，死者只是个没有子女，也很少与邻居来往的古怪老头，而大多数人也下意识地将这桩案件当一桩不幸的悲剧匆匆略过了。根据警方在房间里找到的遗嘱，劳铭昌收集整理的藏书、笔记以及其他所有文件全都捐献给他生前工作过的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院；而余下的财物则在变卖后捐赠给了各个文物保护基金会。由于没有找到任何法定继承人，遗产处理得非常顺利。事情原本此就该结束了。
但这桩案子其实还牵扯出了一系列不那么直接相关的后续，例如：劳铭昌的日记与文件在被移送到山东省文物考古院后引起了一些非常激烈的争论——但是这些争论始终被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而且一直不得要领；2014年2月——劳铭昌的遗物被移交给考古院的四个月后——几个山东省文物考古院的研究员还曾回到了劳铭昌的故居，详细检查了整座房子，然后又带走几箱文件；一个月后，青岛市公安局调集警力对当地——主要是信号山公园那一带的街区——进行了一次突然的搜捕行动，但却没有公布行动的原因与结果；4月初，市南区住建局对劳铭昌的故居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认定其属于危房，就此撤销了房屋的交易许可，并且表示在得到妥善修葺前这座房子不能再用于居住。
至于这些事情背后的真相，读者需要做出自己的判断。作为一个检查了所有证据，并且深入分析过笔记内容的参与者，我只能从事件主角所留下的日记与文件出发，结合自己掌握的情况与推测，对整件事情做一个完整的叙述。
劳铭昌祖籍青岛，1942年9月20日出生在重庆，是家中的独子。他的父亲名叫劳传林，曾经做过唐君尧的副官；母亲名叫陈瑜，身世不详，只知道是奉天人。1945年10月，劳铭昌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劳传林跟随唐君尧去了青岛展开日军受降工作。46年2月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驻青办事处撤销后，劳传林又想办法调到了李先良手下做事，并且找机会将劳铭昌与妻子陈氏也都接到了青岛。49年1月，陈氏因为意外去世；4月济南战役结束后，劳传林带着6岁劳铭昌悄悄投诚了解放军，而后在济南定居了下来。1963年劳传林因病去世；64年劳铭昌下乡插队去了历城，并且在十年动乱期间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在吃了不少苦头。77年恢复高考后，他考进了山东大学历史系，84年硕士毕业后进入了山东省文物考古院，然后就一直工作到2007年退休。
为了疗养身体，劳铭昌于2008年春天搬到了青岛，在鱼山路上的一栋五层小楼里租住了一套房间。那栋小楼坐落在小鱼山西北面的山坡上，紧邻着青岛海洋大学，我曾很多次路过它的门前。那是一块非常迷人的住处。周边的环境宁静而祥和，鲜有车辆往来。小楼门前是从小鱼山山顶一路曲折蜿蜒下来的鱼山路。街的对面则是大学校园那覆盖着茂密爬山虎的乳黄色围墙。校园里那些古朴而雅致的砖红色欧式屋顶则若隐若现地从郁郁葱葱的围墙上露出可爱的一角，惹人想要一探究竟。沿着勉强能够容纳两车并行的鱼山路走下去，拐过一个小弯就能抵达青岛海洋大学的正门。正门里是一片茂盛的松柏矮树，而矮树后面则耸立着一座修建于日占时期的仿欧式建筑——它有着刷成米黄色的花岗岩外墙，典型的欧式橘红色瓦搭屋顶，别致的弧形楣饰，以及一座高耸在正当中，混杂了东西方建筑风格的平顶塔楼。经过大学校门，沿着围墙继续走下去，就会来到一个岔路口。从岔路往南，经过几座更加现代化的大厦就能抵达人来人往的热闹海滩；而向东则会沿着静谧的街道与参天的美桐树一步步走进一个充满了红色复折式屋顶，精致石砌拱券，粗糙花岗岩外墙以及凹凸砖石路面的古老世界。如同时光静止，世界始终一尘不变一般。
然而对于劳铭昌而言，这些让人恍惚间觉得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初的风景，还有着更深的触动。他记得自己的父亲曾说过，他的祖父名叫劳斯惟，就出生在青岛——当时这座城市还是德国人的租界。因此这些百年前见证过自己祖辈的古老建筑激发了他的无穷想象。由于始终没有娶妻生子，根植在中国人心底的家族观念逐渐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了出来——他开始沉迷在自己的家族历史里，并且越来越渴望了解与自己的祖先。然而这并非是件易事，他的祖父虽然出生在青岛，但早在五六岁的时候就被曾祖父送去了东北，托付给了生意上的友人。由于兵荒马乱加上年纪太小，祖父与家族的联系很快就断开了，因此祖父对家族里的长辈没有太深刻的记忆。再加上他的祖父过世得很少，所以能辗转传递给劳铭昌的记忆就更少了。为此劳铭昌将时间都花在了青岛市档案馆和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里，试图从公众的记录里挖掘出有关自己家族的信息——08年9月份的时候，他甚至还利用自己在山东省考古院的工作经历在市档案馆里谋到了一份修裱文书的兼职，以便自己能够接触到那些还没有完成分类编排，暂时不能供给公众查阅的历史档案。
这些努力并没有白费。劳铭昌将他在这段时期内发现的所有信息都详细地摘抄了下来，并且整理编写进了自己的笔记里——在他死后，这些笔记又一件不落地送到了山东省文物考古院，并被相关的工作人员悉数整理了出来。虽然其中的大多数都记录非常繁复和琐碎，但由于它们和发生在劳铭昌身上事情有着莫大的联系，因此我仍有必要对这些材料进行一个大概的叙述。
按照那些文件的记录，早在清代中叶的时候，劳氏曾定居在浙江盐官镇，以经商营生，是当地的望族。咸丰初年的时候，家族中的一支——也就是劳铭昌的祖先——举家迁移了山东莱州府即墨县。搬家的原因并没有可靠的记载，依照劳家人自己的说法，劳氏在江浙一带结了仇家，因而被迫背井离乡。但根据劳铭昌的推断，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各式各样的文史材料里都曾提到这家人有一个非常古怪的习惯——家族里的一些成员经常会在傍晚驾驶两三艘船出海，而且直到数天后的午夜或凌晨才会归来。虽然他们宣称这只是为了出海打渔，但那些船回来时通常没有什么渔获。结合清代中后叶沿海地区走私猖獗的情况来看，劳铭昌觉得自己的祖先很可能涉足了这一不太光彩的行当，或许他们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抑或在同业间结下了仇怨，才不得已从浙江举家搬迁到山东。
不论真相如何，这一家人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生活。青岛与即墨的许多文史材料都记载了与劳家人有关的事迹，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超乎寻常的渊博学识。按照那些材料的说法，劳家人经常会在与他人谈天说地时提起一些鲜为人知的前朝旧事，或者神秘隐晦的奇异见闻，引得众人纷纷侧目。而更让人惊异的是，能够掌握这种渊博的学识的并非只是一两位杰出才俊——在这个家族里，不论老少，所有人都能够轻松自如地谈论起一些常人根本无从辨别真伪的历史与奇谭。劳铭昌曾特意从一个名叫周豫科的私塾老师所留下的《正心斋杂记》里特别摘录了一件事情：一个名叫劳衡才的十岁孩童有一天在街头与一个说书先生争辩明将戚继光的轶事，最后竟将那个远近闻名的说书先生辩驳得哑口无言——而按照辈分来说，这个劳衡才就是劳铭昌上六辈的先人。类似的故事频频出现在各个年代的各种材料里——从咸丰年间的文人随笔到德国占领青岛后的报纸都屡见不鲜——唯一更换的只有故事的主角而已。似乎这种渊博的学识是一种写进了基因的特征，能够在这个家族里代代相传下去。
自然，许多人都想要了解他们博学的秘密，但面对此类的问题时，劳家成员的反应却颇为古怪。他们始终坚称这世上流传着一种长生不死的方法，而所有这些学识都是那些长生不死的先人传授给他们的。起初，人们都以为这只是些玩笑话。但劳家的成员却表现得相当认真，他们甚至会在谈到兴起时神秘地暗示劳家一直保守着长生的秘密，而且他们家族的每一个人都是长生不死的。当然这只是劳家人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他们并非长生不死，甚至都算不上长寿。因此每当劳家中有人故亡，一些刻薄的好事之徒拿来当作玩笑。而为了维护面子，劳家的成员们也不会举办丧事，只是安置一口棺材，遮遮掩掩地下葬了事。不过，也有些人颇为相信劳家的说辞——而且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形迹可疑的外乡人——他们经常会聚集在劳家的府邸，举行神秘莫测的仪式，或者探讨长生不死的方法。这些活动自然引来了不少的非议，但那全都是些没有根据的坊间传说，而且多半自相矛盾莫衷一是。
1898年年初，饱受非议的劳家从即墨县迁到了胶澳港。不过这次搬家主要还是生意上的缘故。因为在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澳后，当时的大当家——劳铭昌的曾祖父——劳格林在胶澳做起了行栈与买办的行当，而且还成了非常有名的德语翻译。关于自己的曾祖父，劳铭昌有着较为详细的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劳格林在青岛有着众多生意伙伴与广泛的关系网，因而在各式各样的档案记录里都能看见他的名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经历与后来发生在劳铭昌身上的事情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检查劳铭昌留下来的文件时，我曾见过一张劳格林的黑白照片。照片拍摄的时间已经不可考了，但那里面的劳格林看起来大约四五十岁的样子，穿着浅色的长袍与深色的马褂，留着辫子，头戴一顶瓜皮帽，脸上流露着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面对照相机时常有的局促与迷茫。由于年代久远，影像并不算清晰，但照片里那个人依然给了我一种很难以说清楚的奇怪感觉，就好像那是某些早已被淡忘，而且最好不要再提起的事物。
当时，劳格林在青岛河附近购置了一座小院，然后陆陆续续地将全家二十多口人全都接到了新家，开始了新的生活。但这次搬家并没有改变劳家一贯的举动。在1898年到1905年间，负责治安的德军巡防队经常于午夜时分在码头上抓住行迹鬼祟，试图驾驶渔船偷偷出海的劳家成员，仅记录在卷的档案就多达八份。起初，德国人也怀疑劳家在参与走私活动，然而他们从未在那些渔船里发现任何值钱的物件，也没有找到走私船上常有的夹层。因此德国方面虽然经常扣押渔船和船上的乘员，但只要劳格林缴纳罚金出面担保，也没有惹出太大的麻烦。另一方面，前往劳家探讨长生之术的人也有了明显的增加，俨然发展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秘密团体。在1903到04年的时候，这个团体甚至打出了一个“长生道”的名号，成为了半公开的教派。
在这一系列事情中，最让劳铭昌感兴趣的是曾祖父劳格林的态度。或许是为了顾及生意伙伴——尤其是那些虔诚的德国基督徒们——的感受，劳格林一直尽力与家族的其他成员以及整个“长生道”保持适当的界线，并且经常出入商馆与行会，广施善举，一直试图树立良好的形象。1903年的夏天，他还与另几个商人出资在青岛河上修了一座石桥，以方便港口货物与码头工人的往来——这座桥在抗日战争期间被炸毁了，不过桥上的功德碑却被当时的一个德国记者拍摄了下来，照片里还看得到劳格林的名字。到了1904年，他的行栈生意已经在青岛港内占据了相当的份额，而他本人也在青岛市中华商务公局里兼任了董事的职务。但在私底下，劳格林似乎也涉足了某些神秘的活动。有些当时留下的书信显示，劳格林似乎经常委托自己的生意伙伴在国外搜罗特别罕见的神秘著作，或是购买一些神秘的物件。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发生在1902年。那年秋天，劳格林买下了自家小院周围的地产，并且找来了一群外地工人对院子进行了扩建。这项工程持续了将近三年半的时间，等到1906年开春的时候，那几间平房已经变成了一座高墙大院。院子里总共有三座欧式风格的小楼，但整体的布局却是按照传统的三合院形式修建的——从院门进去就是宽敞的庭院，庭院的北面是一座两层高的主楼，两侧则是两座单层的厢房，组合成一个“凹”字形的结构。三座建筑都是用的都是崂山采的花岗岩，而且据说还得到了德国设计师的参考。但很多人都觉得那座院子的院墙修建得太高大了，将整座宅子围得密不透风，就好像要提防外人窥视一样。另外，还有少数几个与劳格林熟识的人在书信里提到了一个很难引起外人注意但却非常奇怪的现象——劳格林为了新建大院而开挖的土方似乎太多了一点。根据他们的观察，劳格林肯定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很大的地窖，因为工人们运走的泥土似乎远远超过了修建三座小楼所需要开挖的地基土方。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证实，一来，那些院墙太过高大，因而在施工期间没有人能窥见院子里发生了什么事请；二来，劳格林在大院完工后就立刻遣走了那些从外地雇来的工人，所以其他人根本无从打探。
然而新居的落成似乎标志着劳家内部出现了新的转变。一方面，劳家成员夜间出海的鬼祟活动突然停止了。虽然坊间仍然流传着过去的故事，但1906年往后的租界政府档案里却再也看不到任何巡防队截获劳家渔船的记录了。另一方面，“长生道”在这段时间里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甚至将劳家的新居变成了一个主要的活动场所，而且吸引了不少青岛地区的居民也投身进了他们的活动中。许多附近居民和晚上打更的人都声称自己在夜深的时候看到有形迹可疑的人出入劳家的院子，或是听到那些刻意加高的院墙后面传来奇怪的声音——那像是一大群人发出的、没有内容的狂野呼喊，还有一些杂乱的、带有旋律的哨声和其他乐器的声音，让人不祥地联想到某些流传在沿海地区偏僻村庄里的古老请神仪式。即便在白天的时候，人们也经常会在劳家大院的周围闻到奇怪的臭味，或者看到工人抬着密封的箱子出入大院——至于箱子里是什么，就连搬运的工人也不知道。
而在这种情势下，作为劳家的一家之主，劳格林似乎也丧失了控制事态的能力。许多与劳格林有来往的德国商人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公开或含蓄地提醒自己的生意伙伴应当制止那些发生劳家大院里，令人不安的古怪活动。虽然劳格林也全都答应了下来，但那些午夜里的古怪声响并没有就此消失，那些徘徊在院子周围，形迹鬼祟的外地人也不见减少。随后，在1907年年底到1909年年初的那段时间里，几个青岛本地的“长生道”信徒神秘失踪的案子又给劳格林的生意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即便租界政府与巡捕局并没有发现失踪案与劳家——或者“长生道”——有什么明显联系，但许多没什么见识的居民都相信这是劳家与“长生道”的信徒正在举行某些神秘的祭祀；而另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则将民间的流言与劳家大院里发生的事情斥为愚昧无知的迷信。1908年的时候，更有几个知识分子还在《胶州报》的《论说》专栏里发表文章指责劳格林等人“夜聚晓散，妄求长生之术，实则诳诱愚民，谋财害命也。”
多方影响之下，劳格林的行栈生意自然一落千丈。许多原来的友人也刻意地与他疏远了关系，而那些迷信的居民们更对整个劳家怒目相向。然而，在仅存的几个还与劳格林保持来往的朋友看来，这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商人似乎不再关注公众们的看法了。在那段时间里，他变得越来越焦躁和恐惧，但却绝口不提与劳家或是他自己有关的任何事情。越来越多的钱被花在了一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像是从国内和海外搜罗神秘的古籍，或是会见某些奇人异士，而那些真正应该关注的生意则全都被抛到了一边。
1909年年初，刚过春节，劳格林又做了一件令所有人都困惑的事情。他将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也就是劳铭昌的祖父——年仅五岁的劳斯惟送去了东北，托付给了奉天府的药材商人王志承。虽然劳格林对外宣称这是为了让劳斯惟从小跟随王志承长大，学习药材经营的门道，但这个借口即便在今日看来也站不住脚。因为不论是开始学习接管生意的长子劳斯明，还是已经年满十六岁的次子劳斯德，都比一个五岁大的孩子更适合学习经营药材生意。对于这种毫无道理的安排，喜欢议论的闲人们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多数人觉得这和劳斯惟的身份有关——因为劳斯惟是小妾的儿子，而他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所以正妻一直想将他送走；也有人觉得劳格林只是找个借口让他出去避一避而已。可是没有人料到，这件事只是一桩更大变故的序曲。
对于劳家在1909年之后的历史，劳铭昌起初了解得并不多。他只是注意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青岛档案馆里收藏的1909年之后的历史材料里几乎找不到任何与劳格林，乃至整个劳家，直接有关的记录。就好像这家人突然凭空消失了一般。而经过进一步的发掘后，他又在收养了祖父劳斯惟的药材商人王志承1910年写给另一个生意伙伴的书信里找到了这样一句带有不祥蕴意的话：
“兴长之事，君必有所耳闻。那日兴长将斯惟托付于我，怕是料到有此一劫。”
这里提到的“兴长”就是劳格林的字，但信里并没有就劳家发生的事情做详细说明。再后来他又在别的地方看到了一些隐约提及1909年变故的内容，但都非常简略，一笔带过，仿佛知情者全都有所忌讳一般。这让整件事情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虽然劳铭昌对这个谜团很感兴趣，并且认为祖父肯定因为1909年发生的事情而失去了与家族的联系，然而由于缺乏详细的材料，相关的研究一直在死胡同里打转。直到2010年，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给他带来了全新的线索。
由于有着专业的文史研究背景，而且经常在档案馆里协助工作人员整理修裱文书，劳铭昌以及他的研究工作在青岛地区的历史爱好者圈子里一直小有名气。2010年春天，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举办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还特意邀请劳铭昌做了一个有关德占时期青岛地区商业文化发展的报告。在这次会议上，劳铭昌认识了来自青岛海洋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罗广胜。这个年轻人的广博学识给劳铭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让他们很快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好友。
当时罗广胜正在从事有关民间宗教信仰的研究，因此他们谈论的话题主要围绕着秘密教派“长生道”展开。在研读过罗广胜收集的材料后，劳铭昌意识到“长生道”的历史可能比他想象的要久远得多。这很是一个在中国沿海地区流传了数百乃至上千年的密教团体，并且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命力。在两晋时期候，它被称做“服食教”；在唐朝的时候，它又变成了“金丹教”；甚至当蒙古南下灭宋，建立元朝后，它不仅化身为萨满崇拜的分支存活了下来，而且远播到了朝鲜半岛。所谓的“长生道”只是它最近的名字而已。虽然咋看之下，这些密教团体似乎没有太多的联系，但它们在解释长生不死这件事情上却出奇的一致。它们相信世间的一切活物都是神明用泥和水做成的，因此万物在诞生之初也如同泥土一般没有固定的形状，直到怀胎发育，才渐渐有了各种的形状；一朝分娩临盆，活物就好像出窑的瓷胎，再没有了变化的余地；然而，瓷器虽然坚硬，却禁不起磕碰，终有一天会粉身碎骨，所以人和其他活物也免不了一死。只有追本溯源，回复到最初的模样，像是泥土一样容易改变，才能修复破损，获得真正的长生。而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它们都提到一种在古书中被称为“太岁”的东西，并且也都隐晦地暗示“太岁”才是长生不死的关键所在。
虽然这些故事非常离奇有趣，但在所有材料里真正引起劳铭昌注意的还是罗广胜手中一本叫做《驳伪详辩》的小册子。这本书是清末民初的胶州知州王育楩编写的，此人为了查禁邪教，曾亲自研究了当时流传在山东半岛地区大大小小数十种邪教，并它们的各种“妖言”一一摘出，并加以辩驳，以期能够警醒世人，而这当中自然也包括了一直在胶州湾地区发展的“长生道”。但让劳铭昌感兴趣的并不是书中对于“长生道”的记载，而是王育楩在驳斥“长生道”妖言惑众时曾写进了这样一句话。
“吾闻己酉年八月，青岛劳府二十余人暴毙而亡，岂长生邪？”
这也是劳铭昌第一次见到有关劳家变故的直接记载。虽然王育楩也在文章中表示劳家的事情只听说众**传，没有详细考究，但考虑到《驳伪详辩》的成书时间，以及王育楩在胶州湾地区生活了三十余年的事实，这一说法仍然有着相当可信度。后来，劳铭昌将这个发现告诉了罗广胜，而后者又提出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想法：“劳府二十余人暴毙”这样重大的事情不可能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文字记录——即使民间可能会因为某种忌讳而刻意掩盖下去，但德国殖民政府的档案里必然也会提及——如果青岛市存留的历史文件里没有相关的记载，那么很可能是那部分文件在德国撤离青岛时一并带走了。也正是这个意见让劳铭昌看到了全新的可能。由于2010年恰好是青岛与德国曼海姆市正式缔结友好合作关系的第十五个年头，两座城市举办了一系列的交流活动。因此劳铭昌通过青岛档案馆里的朋友向几个来访的曼海姆市历史协会成员介绍了自己的家族历史，并且希望他们能够提供适当的帮助。这一举动引起了几个德国学者的浓厚兴趣，其中来自曼海姆大学历史系的哈勃格教授当即表示愿意协助劳铭昌的工作，在德国搜寻相关的历史文件。
这一合作直到2011年春天终于有了结果。那年4月份曼海姆市历史协会向劳铭昌寄来了一份1909年的青岛巡捕局出警记录及相关案卷的影印件以及对应的英文译稿。记录上登记的日期是8月19日，负责填写记录的是德国人马克西米利安?阿登纳警官。根据案卷的叙述，那天早晨天刚亮的时候，几户住在劳家附近的居民全都惊恐万分地聚集到了巡捕局的门前要求巡捕局派人干预劳家的活动。当时还在值班的阿登纳警官和巡捕兼翻译宋鸿绪花了不少时间才从结结巴巴的居民那里弄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原来在前一天晚上子时的时候，劳家的大院里突然传出了许多响亮的声音，那当中有很多人发出的疯狂呼喊与痛苦嚎叫，还有一些非常尖锐而且带有某些旋律的哨音。从声音的杂乱程度来判断，整座院子里肯定挤满了人，但院墙上却没有透出一点点光亮，远远望去只有黑糊糊的一片，完全不像是有人在活动的模样。这种匪夷所思的情景自然引发了许多非常可怕的联想。居民们纷纷死死地锁住了门窗，连出门的胆子都没有了，更别提靠近偷偷院门看看里面的情况。那些令人恐惧的吵闹在黑暗里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而大院里也一直都没有光亮。一直等到天快亮的时候，吵闹才逐渐平息下来。几个居民壮着胆子出了门，并且闻到空气里有一种非常奇怪的臭味，但仍然没有人敢靠近劳家的院子。在确定安全后，所有人全都跑到巡捕房的门前。
阿登纳警官早前就听说过与劳格林有关的传闻。因此，他立刻带着宋鸿绪以及几个还没被吓破胆的人赶到了劳家大院。在院门前，他闻到了附近居民口中提到的那种奇怪而又恶心的臭味，这给了他一种非常不祥的心理暗示。随后他开始敲门，但没有人应答。于是他示意随行人员将院门撞开。由于人手很多，所以他们没有耽误太长时间。但在大门被撞开的瞬间，那种无处不在恶心臭味骤然浓烈了起来，甚至有些让人觉得反胃了。冲在最前面的两个人几乎立刻就吓瘫在了地上，而其他几个人——连同阿登纳警官在内——纷纷觉得两腿发软，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去。有几个人连滚带爬地跑走了，剩下的人坚决拒绝踏入院子半步，而且也劝说阿登纳警官不要这样做。直到最后，在完全适应了院子里的景象和浓烈到让人窒息的恶臭后，阿登纳警官只身一人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劳家的院子。根据他的回忆，在那座宽敞庭院里散乱地分布着共计十五具尸体。但真正令人恐惧的不是死者的数量，而是尸体的状态——所有的尸体全都腐烂得非常厉害，只留下骨骼和一些黑色的黏液。那种无处不在的古怪恶臭就是从这些黑色黏液里散发出来的。在清点过院子里的十五具尸体后，他又壮着胆子走进了院子里的三座楼房，并且在那里面又发现了共计十三具尸体。楼房里发现的尸体与院子里的情况基本一致，也都腐烂得只剩下骨头与黑色的黏液。
另一份报告表示，由于尸体高度腐烂，警官们只能根据尸体的衣物与其他随身物件来辨认死者——奇怪的是，这些东西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租界政府统计的死者包括了劳格林在内的二十二为劳家成员以及六个下人——这意味着，除开一年前被送去东北的劳世惟外，劳家的所有人都死在这次变故中。大多数尸体，或者尸体剩下的部分，都没有挣扎的迹象。德军的医官也化验了采集到的黑色黏液，但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结果。
那些住在青岛而且经常关注本地新闻的人可能听说过我要提起的这件事情。2013年8月14日，市南区大学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的时意外地在隆口路5号大院里的一座小楼中发现了一具已经高度腐烂的尸体。接到报案后，江苏路派出所立刻出动警力封锁了现场，并展开了详细的调查取证工作。此案的初步调查结果全都公布在了几家青岛本地的报纸上，并不难查到。概括地说，死者名叫劳铭昌，69岁，是那座房子的住户。警方在进行现场勘验时没有发现任何暴力入侵的痕迹，财物也没有丢失，因此初步断定系自然死亡。但那些有机会详细阅读调查案卷的工作人员，或是居住在隆口路一带、听过些流言蜚语的人，可能会发现案件中还存有一些古怪的地方。
根据案卷的记录，死者是在一楼客厅里发现的，但整个小楼里都充满了一种令人作呕的恶臭。现场的情况非常骇人，尸体几乎腐烂成了一滩黑色的黏液，只能依照骨头勉强地看出个人形来。照常理推断，这种程度的腐烂肯定需要花费数周到数月的时间。但附近的居民们在接受警方问询时纷纷表示自己在尸体被发现的前几天还曾见过劳铭昌，甚至还和他说过话。进一步的尸检也佐证了居民的证词——尸体上没有蝇类幼虫滋生的迹象，这意味着死者的真实死亡时间要比看上去短得多。鉴定报告指出，由于尸体的状况非常糟糕，因此无从推断确切的死因；但现场收集到的骨骼上没有发现外力导致的创伤，因此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暴力致死的可能。此外，法医也分析了从尸体上采集到的黑色黏液，并且确定它们是体液与尸体器官液化后的混合物，但却不像是细菌导致的软组织消溶，反而更像是某种快速的化学或生物过程导致的结果——这曾让官方联想到了恶性疾病，并且针对当地进行了一次低调的传染病排查——但更加严格病理检查却没有揭露任何可能导致这种现象的病原体。除开尸体的谜团外，附近的居民也反映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例如有几位居民在尸体被发现的前两天晚上听见劳铭昌所居住的楼房里传来了某种尖锐而又有节奏的古怪哨音；还有人提到在事发前的几个月里，劳铭昌曾经和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有过密切来往——但民警调取了尸体发现前那几天的监控录像，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在大院附近活动。然而由于缺少实质性的线索和证据，警方最终还是搁置了调查工作，将之定为非暴力死亡，并封存了案卷。
说到底，死者只是个没有子女，也很少与邻居来往的古怪老头，而大多数人也下意识地将这桩案件当一桩不幸的悲剧匆匆略过了。根据警方在房间里找到的遗嘱，劳铭昌收集整理的藏书、笔记以及其他所有文件全都捐献给他生前工作过的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院；而余下的财物则在变卖后捐赠给了各个文物保护基金会。由于没有找到任何法定继承人，遗产处理得非常顺利。事情原本此就该结束了。
但这桩案子其实还牵扯出了一系列不那么直接相关的后续，例如：劳铭昌的日记与文件在被移送到山东省文物考古院后引起了一些非常激烈的争论——但是这些争论始终被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而且一直不得要领；2014年2月——劳铭昌的遗物被移交给考古院的四个月后——几个山东省文物考古院的研究员还曾回到了劳铭昌的故居，详细检查了整座房子，然后又带走几箱文件；一个月后，青岛市公安局调集警力对当地——主要是信号山公园那一带的街区——进行了一次突然的搜捕行动，但却没有公布行动的原因与结果；4月初，市南区住建局对劳铭昌的故居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认定其属于危房，就此撤销了房屋的交易许可，并且表示在得到妥善修葺前这座房子不能再用于居住。
至于这些事情背后的真相，读者需要做出自己的判断。作为一个检查了所有证据，并且深入分析过笔记内容的参与者，我只能从事件主角所留下的日记与文件出发，结合自己掌握的情况与推测，对整件事情做一个完整的叙述。
劳铭昌祖籍青岛，1942年9月20日出生在重庆，是家中的独子。他的父亲名叫劳传林，曾经做过唐君尧的副官；母亲名叫陈瑜，身世不详，只知道是奉天人。1945年10月，劳铭昌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劳传林跟随唐君尧去了青岛展开日军受降工作。46年2月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驻青办事处撤销后，劳传林又想办法调到了李先良手下做事，并且找机会将劳铭昌与妻子陈氏也都接到了青岛。49年1月，陈氏因为意外去世；4月济南战役结束后，劳传林带着6岁劳铭昌悄悄投诚了解放军，而后在济南定居了下来。1963年劳传林因病去世；64年劳铭昌下乡插队去了历城，并且在十年动乱期间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在吃了不少苦头。77年恢复高考后，他考进了山东大学历史系，84年硕士毕业后进入了山东省文物考古院，然后就一直工作到2007年退休。
为了疗养身体，劳铭昌于2008年春天搬到了青岛，在鱼山路上的一栋五层小楼里租住了一套房间。那栋小楼坐落在小鱼山西北面的山坡上，紧邻着青岛海洋大学，我曾很多次路过它的门前。那是一块非常迷人的住处。周边的环境宁静而祥和，鲜有车辆往来。小楼门前是从小鱼山山顶一路曲折蜿蜒下来的鱼山路。街的对面则是大学校园那覆盖着茂密爬山虎的乳黄色围墙。校园里那些古朴而雅致的砖红色欧式屋顶则若隐若现地从郁郁葱葱的围墙上露出可爱的一角，惹人想要一探究竟。沿着勉强能够容纳两车并行的鱼山路走下去，拐过一个小弯就能抵达青岛海洋大学的正门。正门里是一片茂盛的松柏矮树，而矮树后面则耸立着一座修建于日占时期的仿欧式建筑——它有着刷成米黄色的花岗岩外墙，典型的欧式橘红色瓦搭屋顶，别致的弧形楣饰，以及一座高耸在正当中，混杂了东西方建筑风格的平顶塔楼。经过大学校门，沿着围墙继续走下去，就会来到一个岔路口。从岔路往南，经过几座更加现代化的大厦就能抵达人来人往的热闹海滩；而向东则会沿着静谧的街道与参天的美桐树一步步走进一个充满了红色复折式屋顶，精致石砌拱券，粗糙花岗岩外墙以及凹凸砖石路面的古老世界。如同时光静止，世界始终一尘不变一般。
然而对于劳铭昌而言，这些让人恍惚间觉得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初的风景，还有着更深的触动。他记得自己的父亲曾说过，他的祖父名叫劳斯惟，就出生在青岛——当时这座城市还是德国人的租界。因此这些百年前见证过自己祖辈的古老建筑激发了他的无穷想象。由于始终没有娶妻生子，根植在中国人心底的家族观念逐渐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了出来——他开始沉迷在自己的家族历史里，并且越来越渴望了解与自己的祖先。然而这并非是件易事，他的祖父虽然出生在青岛，但早在五六岁的时候就被曾祖父送去了东北，托付给了生意上的友人。由于兵荒马乱加上年纪太小，祖父与家族的联系很快就断开了，因此祖父对家族里的长辈没有太深刻的记忆。再加上他的祖父过世得很少，所以能辗转传递给劳铭昌的记忆就更少了。为此劳铭昌将时间都花在了青岛市档案馆和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里，试图从公众的记录里挖掘出有关自己家族的信息——08年9月份的时候，他甚至还利用自己在山东省考古院的工作经历在市档案馆里谋到了一份修裱文书的兼职，以便自己能够接触到那些还没有完成分类编排，暂时不能供给公众查阅的历史档案。
这些努力并没有白费。劳铭昌将他在这段时期内发现的所有信息都详细地摘抄了下来，并且整理编写进了自己的笔记里——在他死后，这些笔记又一件不落地送到了山东省文物考古院，并被相关的工作人员悉数整理了出来。虽然其中的大多数都记录非常繁复和琐碎，但由于它们和发生在劳铭昌身上事情有着莫大的联系，因此我仍有必要对这些材料进行一个大概的叙述。
按照那些文件的记录，早在清代中叶的时候，劳氏曾定居在浙江盐官镇，以经商营生，是当地的望族。咸丰初年的时候，家族中的一支——也就是劳铭昌的祖先——举家迁移了山东莱州府即墨县。搬家的原因并没有可靠的记载，依照劳家人自己的说法，劳氏在江浙一带结了仇家，因而被迫背井离乡。但根据劳铭昌的推断，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各式各样的文史材料里都曾提到这家人有一个非常古怪的习惯——家族里的一些成员经常会在傍晚驾驶两三艘船出海，而且直到数天后的午夜或凌晨才会归来。虽然他们宣称这只是为了出海打渔，但那些船回来时通常没有什么渔获。结合清代中后叶沿海地区走私猖獗的情况来看，劳铭昌觉得自己的祖先很可能涉足了这一不太光彩的行当，或许他们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抑或在同业间结下了仇怨，才不得已从浙江举家搬迁到山东。
不论真相如何，这一家人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生活。青岛与即墨的许多文史材料都记载了与劳家人有关的事迹，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超乎寻常的渊博学识。按照那些材料的说法，劳家人经常会在与他人谈天说地时提起一些鲜为人知的前朝旧事，或者神秘隐晦的奇异见闻，引得众人纷纷侧目。而更让人惊异的是，能够掌握这种渊博的学识的并非只是一两位杰出才俊——在这个家族里，不论老少，所有人都能够轻松自如地谈论起一些常人根本无从辨别真伪的历史与奇谭。劳铭昌曾特意从一个名叫周豫科的私塾老师所留下的《正心斋杂记》里特别摘录了一件事情：一个名叫劳衡才的十岁孩童有一天在街头与一个说书先生争辩明将戚继光的轶事，最后竟将那个远近闻名的说书先生辩驳得哑口无言——而按照辈分来说，这个劳衡才就是劳铭昌上六辈的先人。类似的故事频频出现在各个年代的各种材料里——从咸丰年间的文人随笔到德国占领青岛后的报纸都屡见不鲜——唯一更换的只有故事的主角而已。似乎这种渊博的学识是一种写进了基因的特征，能够在这个家族里代代相传下去。
自然，许多人都想要了解他们博学的秘密，但面对此类的问题时，劳家成员的反应却颇为古怪。他们始终坚称这世上流传着一种长生不死的方法，而所有这些学识都是那些长生不死的先人传授给他们的。起初，人们都以为这只是些玩笑话。但劳家的成员却表现得相当认真，他们甚至会在谈到兴起时神秘地暗示劳家一直保守着长生的秘密，而且他们家族的每一个人都是长生不死的。当然这只是劳家人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他们并非长生不死，甚至都算不上长寿。因此每当劳家中有人故亡，一些刻薄的好事之徒拿来当作玩笑。而为了维护面子，劳家的成员们也不会举办丧事，只是安置一口棺材，遮遮掩掩地下葬了事。不过，也有些人颇为相信劳家的说辞——而且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形迹可疑的外乡人——他们经常会聚集在劳家的府邸，举行神秘莫测的仪式，或者探讨长生不死的方法。这些活动自然引来了不少的非议，但那全都是些没有根据的坊间传说，而且多半自相矛盾莫衷一是。
1898年年初，饱受非议的劳家从即墨县迁到了胶澳港。不过这次搬家主要还是生意上的缘故。因为在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澳后，当时的大当家——劳铭昌的曾祖父——劳格林在胶澳做起了行栈与买办的行当，而且还成了非常有名的德语翻译。关于自己的曾祖父，劳铭昌有着较为详细的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劳格林在青岛有着众多生意伙伴与广泛的关系网，因而在各式各样的档案记录里都能看见他的名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经历与后来发生在劳铭昌身上的事情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检查劳铭昌留下来的文件时，我曾见过一张劳格林的黑白照片。照片拍摄的时间已经不可考了，但那里面的劳格林看起来大约四五十岁的样子，穿着浅色的长袍与深色的马褂，留着辫子，头戴一顶瓜皮帽，脸上流露着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面对照相机时常有的局促与迷茫。由于年代久远，影像并不算清晰，但照片里那个人依然给了我一种很难以说清楚的奇怪感觉，就好像那是某些早已被淡忘，而且最好不要再提起的事物。
当时，劳格林在青岛河附近购置了一座小院，然后陆陆续续地将全家二十多口人全都接到了新家，开始了新的生活。但这次搬家并没有改变劳家一贯的举动。在1898年到1905年间，负责治安的德军巡防队经常于午夜时分在码头上抓住行迹鬼祟，试图驾驶渔船偷偷出海的劳家成员，仅记录在卷的档案就多达八份。起初，德国人也怀疑劳家在参与走私活动，然而他们从未在那些渔船里发现任何值钱的物件，也没有找到走私船上常有的夹层。因此德国方面虽然经常扣押渔船和船上的乘员，但只要劳格林缴纳罚金出面担保，也没有惹出太大的麻烦。另一方面，前往劳家探讨长生之术的人也有了明显的增加，俨然发展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秘密团体。在1903到04年的时候，这个团体甚至打出了一个“长生道”的名号，成为了半公开的教派。
在这一系列事情中，最让劳铭昌感兴趣的是曾祖父劳格林的态度。或许是为了顾及生意伙伴——尤其是那些虔诚的德国基督徒们——的感受，劳格林一直尽力与家族的其他成员以及整个“长生道”保持适当的界线，并且经常出入商馆与行会，广施善举，一直试图树立良好的形象。1903年的夏天，他还与另几个商人出资在青岛河上修了一座石桥，以方便港口货物与码头工人的往来——这座桥在抗日战争期间被炸毁了，不过桥上的功德碑却被当时的一个德国记者拍摄了下来，照片里还看得到劳格林的名字。到了1904年，他的行栈生意已经在青岛港内占据了相当的份额，而他本人也在青岛市中华商务公局里兼任了董事的职务。但在私底下，劳格林似乎也涉足了某些神秘的活动。有些当时留下的书信显示，劳格林似乎经常委托自己的生意伙伴在国外搜罗特别罕见的神秘著作，或是购买一些神秘的物件。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发生在1902年。那年秋天，劳格林买下了自家小院周围的地产，并且找来了一群外地工人对院子进行了扩建。这项工程持续了将近三年半的时间，等到1906年开春的时候，那几间平房已经变成了一座高墙大院。院子里总共有三座欧式风格的小楼，但整体的布局却是按照传统的三合院形式修建的——从院门进去就是宽敞的庭院，庭院的北面是一座两层高的主楼，两侧则是两座单层的厢房，组合成一个“凹”字形的结构。三座建筑都是用的都是崂山采的花岗岩，而且据说还得到了德国设计师的参考。但很多人都觉得那座院子的院墙修建得太高大了，将整座宅子围得密不透风，就好像要提防外人窥视一样。另外，还有少数几个与劳格林熟识的人在书信里提到了一个很难引起外人注意但却非常奇怪的现象——劳格林为了新建大院而开挖的土方似乎太多了一点。根据他们的观察，劳格林肯定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很大的地窖，因为工人们运走的泥土似乎远远超过了修建三座小楼所需要开挖的地基土方。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证实，一来，那些院墙太过高大，因而在施工期间没有人能窥见院子里发生了什么事请；二来，劳格林在大院完工后就立刻遣走了那些从外地雇来的工人，所以其他人根本无从打探。
然而新居的落成似乎标志着劳家内部出现了新的转变。一方面，劳家成员夜间出海的鬼祟活动突然停止了。虽然坊间仍然流传着过去的故事，但1906年往后的租界政府档案里却再也看不到任何巡防队截获劳家渔船的记录了。另一方面，“长生道”在这段时间里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甚至将劳家的新居变成了一个主要的活动场所，而且吸引了不少青岛地区的居民也投身进了他们的活动中。许多附近居民和晚上打更的人都声称自己在夜深的时候看到有形迹可疑的人出入劳家的院子，或是听到那些刻意加高的院墙后面传来奇怪的声音——那像是一大群人发出的、没有内容的狂野呼喊，还有一些杂乱的、带有旋律的哨声和其他乐器的声音，让人不祥地联想到某些流传在沿海地区偏僻村庄里的古老请神仪式。即便在白天的时候，人们也经常会在劳家大院的周围闻到奇怪的臭味，或者看到工人抬着密封的箱子出入大院——至于箱子里是什么，就连搬运的工人也不知道。
而在这种情势下，作为劳家的一家之主，劳格林似乎也丧失了控制事态的能力。许多与劳格林有来往的德国商人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公开或含蓄地提醒自己的生意伙伴应当制止那些发生劳家大院里，令人不安的古怪活动。虽然劳格林也全都答应了下来，但那些午夜里的古怪声响并没有就此消失，那些徘徊在院子周围，形迹鬼祟的外地人也不见减少。随后，在1907年年底到1909年年初的那段时间里，几个青岛本地的“长生道”信徒神秘失踪的案子又给劳格林的生意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即便租界政府与巡捕局并没有发现失踪案与劳家——或者“长生道”——有什么明显联系，但许多没什么见识的居民都相信这是劳家与“长生道”的信徒正在举行某些神秘的祭祀；而另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则将民间的流言与劳家大院里发生的事情斥为愚昧无知的迷信。1908年的时候，更有几个知识分子还在《胶州报》的《论说》专栏里发表文章指责劳格林等人“夜聚晓散，妄求长生之术，实则诳诱愚民，谋财害命也。”
多方影响之下，劳格林的行栈生意自然一落千丈。许多原来的友人也刻意地与他疏远了关系，而那些迷信的居民们更对整个劳家怒目相向。然而，在仅存的几个还与劳格林保持来往的朋友看来，这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商人似乎不再关注公众们的看法了。在那段时间里，他变得越来越焦躁和恐惧，但却绝口不提与劳家或是他自己有关的任何事情。越来越多的钱被花在了一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像是从国内和海外搜罗神秘的古籍，或是会见某些奇人异士，而那些真正应该关注的生意则全都被抛到了一边。
1909年年初，刚过春节，劳格林又做了一件令所有人都困惑的事情。他将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也就是劳铭昌的祖父——年仅五岁的劳斯惟送去了东北，托付给了奉天府的药材商人王志承。虽然劳格林对外宣称这是为了让劳斯惟从小跟随王志承长大，学习药材经营的门道，但这个借口即便在今日看来也站不住脚。因为不论是开始学习接管生意的长子劳斯明，还是已经年满十六岁的次子劳斯德，都比一个五岁大的孩子更适合学习经营药材生意。对于这种毫无道理的安排，喜欢议论的闲人们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多数人觉得这和劳斯惟的身份有关——因为劳斯惟是小妾的儿子，而他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所以正妻一直想将他送走；也有人觉得劳格林只是找个借口让他出去避一避而已。可是没有人料到，这件事只是一桩更大变故的序曲。
对于劳家在1909年之后的历史，劳铭昌起初了解得并不多。他只是注意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青岛档案馆里收藏的1909年之后的历史材料里几乎找不到任何与劳格林，乃至整个劳家，直接有关的记录。就好像这家人突然凭空消失了一般。而经过进一步的发掘后，他又在收养了祖父劳斯惟的药材商人王志承1910年写给另一个生意伙伴的书信里找到了这样一句带有不祥蕴意的话：
“兴长之事，君必有所耳闻。那日兴长将斯惟托付于我，怕是料到有此一劫。”
这里提到的“兴长”就是劳格林的字，但信里并没有就劳家发生的事情做详细说明。再后来他又在别的地方看到了一些隐约提及1909年变故的内容，但都非常简略，一笔带过，仿佛知情者全都有所忌讳一般。这让整件事情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虽然劳铭昌对这个谜团很感兴趣，并且认为祖父肯定因为1909年发生的事情而失去了与家族的联系，然而由于缺乏详细的材料，相关的研究一直在死胡同里打转。直到2010年，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给他带来了全新的线索。
由于有着专业的文史研究背景，而且经常在档案馆里协助工作人员整理修裱文书，劳铭昌以及他的研究工作在青岛地区的历史爱好者圈子里一直小有名气。2010年春天，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举办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还特意邀请劳铭昌做了一个有关德占时期青岛地区商业文化发展的报告。在这次会议上，劳铭昌认识了来自青岛海洋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罗广胜。这个年轻人的广博学识给劳铭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让他们很快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好友。
当时罗广胜正在从事有关民间宗教信仰的研究，因此他们谈论的话题主要围绕着秘密教派“长生道”展开。在研读过罗广胜收集的材料后，劳铭昌意识到“长生道”的历史可能比他想象的要久远得多。这很是一个在中国沿海地区流传了数百乃至上千年的密教团体，并且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命力。在两晋时期候，它被称做“服食教”；在唐朝的时候，它又变成了“金丹教”；甚至当蒙古南下灭宋，建立元朝后，它不仅化身为萨满崇拜的分支存活了下来，而且远播到了朝鲜半岛。所谓的“长生道”只是它最近的名字而已。虽然咋看之下，这些密教团体似乎没有太多的联系，但它们在解释长生不死这件事情上却出奇的一致。它们相信世间的一切活物都是神明用泥和水做成的，因此万物在诞生之初也如同泥土一般没有固定的形状，直到怀胎发育，才渐渐有了各种的形状；一朝分娩临盆，活物就好像出窑的瓷胎，再没有了变化的余地；然而，瓷器虽然坚硬，却禁不起磕碰，终有一天会粉身碎骨，所以人和其他活物也免不了一死。只有追本溯源，回复到最初的模样，像是泥土一样容易改变，才能修复破损，获得真正的长生。而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它们都提到一种在古书中被称为“太岁”的东西，并且也都隐晦地暗示“太岁”才是长生不死的关键所在。
虽然这些故事非常离奇有趣，但在所有材料里真正引起劳铭昌注意的还是罗广胜手中一本叫做《驳伪详辩》的小册子。这本书是清末民初的胶州知州王育楩编写的，此人为了查禁邪教，曾亲自研究了当时流传在山东半岛地区大大小小数十种邪教，并它们的各种“妖言”一一摘出，并加以辩驳，以期能够警醒世人，而这当中自然也包括了一直在胶州湾地区发展的“长生道”。但让劳铭昌感兴趣的并不是书中对于“长生道”的记载，而是王育楩在驳斥“长生道”妖言惑众时曾写进了这样一句话。
“吾闻己酉年八月，青岛劳府二十余人暴毙而亡，岂长生邪？”
这也是劳铭昌第一次见到有关劳家变故的直接记载。虽然王育楩也在文章中表示劳家的事情只听说众**传，没有详细考究，但考虑到《驳伪详辩》的成书时间，以及王育楩在胶州湾地区生活了三十余年的事实，这一说法仍然有着相当可信度。后来，劳铭昌将这个发现告诉了罗广胜，而后者又提出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想法：“劳府二十余人暴毙”这样重大的事情不可能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文字记录——即使民间可能会因为某种忌讳而刻意掩盖下去，但德国殖民政府的档案里必然也会提及——如果青岛市存留的历史文件里没有相关的记载，那么很可能是那部分文件在德国撤离青岛时一并带走了。也正是这个意见让劳铭昌看到了全新的可能。由于2010年恰好是青岛与德国曼海姆市正式缔结友好合作关系的第十五个年头，两座城市举办了一系列的交流活动。因此劳铭昌通过青岛档案馆里的朋友向几个来访的曼海姆市历史协会成员介绍了自己的家族历史，并且希望他们能够提供适当的帮助。这一举动引起了几个德国学者的浓厚兴趣，其中来自曼海姆大学历史系的哈勃格教授当即表示愿意协助劳铭昌的工作，在德国搜寻相关的历史文件。
这一合作直到2011年春天终于有了结果。那年4月份曼海姆市历史协会向劳铭昌寄来了一份1909年的青岛巡捕局出警记录及相关案卷的影印件以及对应的英文译稿。记录上登记的日期是8月19日，负责填写记录的是德国人马克西米利安?阿登纳警官。根据案卷的叙述，那天早晨天刚亮的时候，几户住在劳家附近的居民全都惊恐万分地聚集到了巡捕局的门前要求巡捕局派人干预劳家的活动。当时还在值班的阿登纳警官和巡捕兼翻译宋鸿绪花了不少时间才从结结巴巴的居民那里弄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原来在前一天晚上子时的时候，劳家的大院里突然传出了许多响亮的声音，那当中有很多人发出的疯狂呼喊与痛苦嚎叫，还有一些非常尖锐而且带有某些旋律的哨音。从声音的杂乱程度来判断，整座院子里肯定挤满了人，但院墙上却没有透出一点点光亮，远远望去只有黑糊糊的一片，完全不像是有人在活动的模样。这种匪夷所思的情景自然引发了许多非常可怕的联想。居民们纷纷死死地锁住了门窗，连出门的胆子都没有了，更别提靠近偷偷院门看看里面的情况。那些令人恐惧的吵闹在黑暗里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而大院里也一直都没有光亮。一直等到天快亮的时候，吵闹才逐渐平息下来。几个居民壮着胆子出了门，并且闻到空气里有一种非常奇怪的臭味，但仍然没有人敢靠近劳家的院子。在确定安全后，所有人全都跑到巡捕房的门前。
阿登纳警官早前就听说过与劳格林有关的传闻。因此，他立刻带着宋鸿绪以及几个还没被吓破胆的人赶到了劳家大院。在院门前，他闻到了附近居民口中提到的那种奇怪而又恶心的臭味，这给了他一种非常不祥的心理暗示。随后他开始敲门，但没有人应答。于是他示意随行人员将院门撞开。由于人手很多，所以他们没有耽误太长时间。但在大门被撞开的瞬间，那种无处不在恶心臭味骤然浓烈了起来，甚至有些让人觉得反胃了。冲在最前面的两个人几乎立刻就吓瘫在了地上，而其他几个人——连同阿登纳警官在内——纷纷觉得两腿发软，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去。有几个人连滚带爬地跑走了，剩下的人坚决拒绝踏入院子半步，而且也劝说阿登纳警官不要这样做。直到最后，在完全适应了院子里的景象和浓烈到让人窒息的恶臭后，阿登纳警官只身一人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劳家的院子。根据他的回忆，在那座宽敞庭院里散乱地分布着共计十五具尸体。但真正令人恐惧的不是死者的数量，而是尸体的状态——所有的尸体全都腐烂得非常厉害，只留下骨骼和一些黑色的黏液。那种无处不在的古怪恶臭就是从这些黑色黏液里散发出来的。在清点过院子里的十五具尸体后，他又壮着胆子走进了院子里的三座楼房，并且在那里面又发现了共计十三具尸体。楼房里发现的尸体与院子里的情况基本一致，也都腐烂得只剩下骨头与黑色的黏液。
另一份报告表示，由于尸体高度腐烂，警官们只能根据尸体的衣物与其他随身物件来辨认死者——奇怪的是，这些东西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租界政府统计的死者包括了劳格林在内的二十二为劳家成员以及六个下人——这意味着，除开一年前被送去东北的劳世惟外，劳家的所有人都死在这次变故中。大多数尸体，或者尸体剩下的部分，都没有挣扎的迹象。德军的医官也化验了采集到的黑色黏液，但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