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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五十二章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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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仲淹与韩琦在万人瞩目中回到京城,范仲淹立荐国子博士许无。

    郑朗也在注意此事。

    在他心中去江南筹粮的最佳人选只有这个许无,无他,此人乃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实干家,十分会变通。

    最有名的便是许无称钉与材料定额。

    朝廷在范仲淹推荐下,让许无出任江浙荆淮制置判官,负责征收茶盐专营,向京师运送粮食。此人为吏强敏,尤能商财利,最善治财之术。到任后悉发江洲等县储粮,筹一千多艘船将粮食送到京城。实际没有那么简单的,导致北方缺粮,有郑朗所说的几条原因,大旱,节省军费使北方粮仓空虚,人力财力使江准粮运受阻。还有一个原因郑朗刻意没有说,由于军费激增,东南上供粮食多被折成钱银绢投放到西北,由西北从商人手中购粮,这是一次进步性的举措。否则还象原来那样,官商勾结,利用茶盐引运粮去西北,粮价高昂,粮食质量差。因此此次两策参半,至少在粮食质量上有所保障。

    但制度未确立,有许多弊端,正是因为许无的出任,为发运司扩张职权,确立籴买代发这一进步举措打下基础。甚至这种漕粮购买的方法为王安石以后的均输法提供了依据。

    均输法步子迈得太大,漕粮购买却是一次有进步意义的政策。

    不仅是购粮,北方旱情如火,还有船。漕船多是官办,也有少数是私办的,官办的抢时间,私办的只顾谋利,因此溯江而上的运粮船有许多船散架沉入江中,造成巨大的损失。

    自古以来一样,沾到官方的,宋朝也不乏豆腐渣工程。

    许无怀疑造船工匠与船主勾结,偷工减料少用了铁钉,但没有证据。船坊主则认为木已沉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许无仗着官府的势力欺负百姓。面对众人的指责,许无突然来到船坞,拖出一艘新船,当场放火烧掉,从灰堆里拣出铁钉,全部过秤,发现只有用钉量的十分之一。许无大怒,立惩船坞主杀一儆百。并以真实的用钉量作为今后每艘船的用钉量定额。从此工匠不敢再偷工减料运粮船源源不断抵达京城一路上也很少再发生船舶负重散架沉船的事件。

    于是史书将在一定时间里完成一定的工作量,或制作一定的物品花费一定的材料,称为劳动定额与材料定额。

    这是经济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不过这也是宋朝,不以商为耻,包括欧阳修等士大夫,对许无极其欣赏,甚至相互和唱诗作,关系良好。不但此人有经济学的头脑变通能力也十分突出,以前担任丹阳知县时,正好大旱按照规定,当地练湖的湖堤不能开决的,以保证运河畅通,因此盗决湖者,罪比杀人。许无为了借湖水溉民田,不待报,决之引水,由是溉民田万余顷,岁乃大丰。上面责问,他说了一句话,便民,要怪就怪我一人。

    正是此人在江南时任此职十三年,不仅改革了一些漕运制度,也将六路财赋顺利地送到北方,使宋朝得到一个最强大的倚靠。

    在世人心中,皆关注着欧阳修、包拯,但在郑朗心中,此人对国家的贡献作用,远比前者更重要。

    没有范仲淹的推荐,郑朗也打算向赵祯推荐此人。只是借钱现在变得很困难,宋朝有钱的主很多,京城最少就能筹借一千万贯财帛,然而谁肯愿意再将钱借给朝廷,因此拖了很久,才将五百万贯钱帛凑齐,赵祯又从内库拨出一百万财帛,一共六百万贯交给许无。

    钱多有底气,可任务比史上重,不仅是京城的粮食,还有山东的粮食,以及陕西的粮食。

    许无上路了。

    郑朗却在想一个问题,识人之能与用人之能。

    牛人,眼睛也是牛眼睛,巨眼如烛,范仲淹的识人之能,天下无几人能及,比如武将中,他说葛怀敏不行,葛怀敏就不行,垂青狄青、杨文广、郭逵、种世衡,无一不是名将。所看重的韩涛、富弼、许无等,无一不是文臣中的杰出者。

    但是没有用好人,马上就能看出来。

    这一点与吕夷简颇有些差距,吕夷简什么时候用什么人,包括重用推举范仲淹去西北,富弼出使契丹,都是用人的最佳范倒。然而范仲淹力荐韩琦却是一个败举。

    也许从这一点,就能看到德操,就能看到两者之间治国的真正差距。

    宋朝,依然水深火热。

    五月是江南的黄梅时季,北方受其影响少,但五月也是北方多雨的时候,然而老天一直不下雨。赵祯幸相国寺、会临观祈雨。然后在都党对辅臣说道:“自春夏不雨,岁时失望,盖因朕不德所致,但每天禁中疏**祈、引咎而己。”

    绝对不是虚言。

    士大夫们每天美酒佳肴,或偶尔大泡美妹,赵祯在皇宫中每天三餐却是不见荤腥。再加上批阅奏折,熬夜不进食物,身体越发的差。

    郑朗低着头不说话,心中却在感慨万千。

    章得象说道:“陛下奉天爱民,至诚如此,臣等备位衡弼,不能布宣善政,而过贻陛下之忧。”

    如果是君子,章得象倒更象一个君子。

    不是陛下的错,陛下做得很好了,以至今天,是我们做大臣的没有做好,使陛下担忧。问题的真正关健就出在这些士大大的身上。

    赵祯说:“朝廷细故,朕与卿等未当不留意,只是民间疾苦,尤须省察,有以利天下者,必行之。卿等必须持公心咨访,以合天意。”

    范仲淹说道:“臣亲闻德音,谓屡有灾异,当修德以及民,并诏臣等谨省刑法。此圣人忧畏之心,合于天意。臣今天修奏数事,皆陛下增修明德之要。一,斋式发诚,特降诏命,明言灾昔屡见,敢不罪己祗畏以告中外群臣,同心修省。二,遣使四方,疏决刑狱非害人者悉从减降。三,诏天下州县长吏,访闻民间孤独不能存活者,特行赈恤。四诏逐处籍出阵亡之家,察其寡弱,别如存养。五,边陲之民被戎马驱掳者,量支官物赎还本家。六诏诸处欠负已该赦恩除放者官司更不得催理违者,官吏科违制之罪,遇嫠不原,仍差近臣置司与夺。陛下若力行此数事,下悦民心,上合天戒。以前商中宗桑觳共生于朝,催而修德,抚绥百姓三年而归者十六国,号为中兴。陛下今日因灾修德,则福乃兆人道光千载,天下幸甚。”

    有几条也是当务之急,可是其他几位宰相听后一个个默不作声。

    都想替老百姓做一些善事,关健国库那来的钱帛?

    郑朗说道:“陛下,灾害变多,也是人为所治。唐朝白居易诗说长江之水春来如蓝,臣在太平州呆了近四年时间,春天水虽绿,但也没有绿到如蓝的地步,其他时季更是滔滔浑浊,挟杂泥沙。自汉以来,只要是大兴王朝,人口皆几达近亿兆,过度开垦,过度放牧,又滥砍滥伐山林,水土流失。于是旱情越来越重,昔日大非川在唐朝时还是天下最好的牧场,但臣与瞎毡交谈,今天大非川已经多戈壁滩,早就看不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不但旱情,还有黄河,几年前黄河决堤,一度几使天下败坏,恐怕日后黄河还会有事。”

    “行知,不可乱说,”章得象紧张地说。黄河再来一个大决堤,国家不用与西夏人作战,也要自我瓦解。

    “我说的是将来,今年若是黄河能泛滥成灾,都不必为旱情发愁。”但郑朗也没有想出什么良策,鼓励植树,是官方植还是民姓植,钱从哪里来?树未植多少,反而会浪费大量钱财。

    或者轮伐,北方树木生长缓慢,有的树木最少二十年时间才能勉强成材,有二十年辰光,制墨伐松,取暖要烤火炭,做饭要烧柴,压缩到另外一半,恐怕早砍成秃山。

    或者承包给私人,一旦那样做,荒山未必承包多少,倒是长满树木的良山成为豪强新的谋财工具,老百姓更苦。况且北方两大河系,海河上游在契丹,黄河上游在西夏与吐蕃,谁听你的?

    郑朗自嘲地一笑,自己说的话比范仲淹更加营养不良,还是求雨吧。

    下值后郑朗来到范仲淹家中,说免役法的事。

    范仲淹很高兴地接待,还让范纯仁到街上买了一些卤肉与水酒,他也是一个与赵祯一样生活极其苦逼的人物,平时三餐很少见荤腥,能在范仲淹家中吃到肉,那是贵客临门才享有的待遇。

    每每看到这种情形,郑朗都不知道怎么说。因此吕夷简更苦逼,任何人能说得起,包括韩琦在内,但他就说不起范仲淹,是一生的最大政敌,可德操太完美了,几乎无可击。

    “行知,你来得正好,我才来京城不久,有许多地方我不明白,今天正好问:问你。”

    “我也比你早来一个多月,恐怕许多地方我也不大明白。不过我今天有一件要紧的事,与你相商。”

    “什么事?”

    “免役法?”

    “就是它。”

    “它有什么问题?”

    这个免役法经过郑朗再三改良,张方平与韩琦、范仲淹又提供了参考意见,从理论上无限的接近完美。并且到最后上奏时,郑朗还将法度二字融会进去。

    王安石免役法是经过多次局部实施考察后才落实下去的,也考虑到地区的差异。但做得不完美,比如缘边地区与贫困州县,要么兵役劳役太重,要么财政困难,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以财代役。这是免役法产生纷争最主要的原因,因此主动将它抛弃出去,割舍不实施。但还存在地区的差异,广德军一人一年给二十贯钱,假如一家人口不多,勉强就能温饱。可是只过几百里,在杭州城内,这个钱养活一个人还不够。

    于是粗划为五个等级,但每一个等级设置一个标准,高低有着一些悬殊。再让每一州府自己斟酌,用差役多了,官府为便,可是纳差役税的富人们不会同意,征得少了,官府不便。给差役薪水多,差役高兴,还能为朝廷增加财政,可纳差役税的富人们又不会开心。给得少,差役不同意,甚至都没有人同意参加。官员为了政绩,要做一个表率给朝廷看,所以会多征衙前,给衙前丰厚的报酬,但作为富人的代表官吏们又不会同意这样做,而是希望向相反的方向进行。

    这会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在每一个州府实行自我调控。外加标准,超过这个标准与低于这个标准,都会出现麻烦,那么上报时朝廷不同意。并且杭州与太平州实施免役法也有好几年辰光,替朝廷积累了一些借鉴的经验。有这个标准控制,就不会出大纰漏。

    因此,理论上这是一次比较完美的变法。

    朝廷似乎没有得到多少的利,变法的目标也不是让朝廷敛财的,而是要便民。但实际上将许多中产阶级解放出来,让他们经商、办产业或者种植,这才是健康的经济增涨。也给贫困百姓缓解压力,朝廷用意是好的,让三等户以上来应差,事实到了地方上,官商勾结,都能强行让六七八等赤贫百姓无薪应差,以至家破人亡。这是隐形的,不容易看出来。

    但有一条却能看到实效。

    厢兵。

    王安石变法将目标集中在敛财上,郑朗变法将目标定在便民与节冗上。因此主题思想不同,郑朗是有意利用此次免役法节流厢兵,使厢兵从兵变民变差。不能说全部罢除厢兵,它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大灾荒时收留灾民为兵,减少流民,会让农民起义大爆发的机率无限下降,也给灾民一条活路。地方上还有一些劳力,有厢兵在可以修修补补。还有缉拿盗贼,真正战争来临,不能指望厢兵,马上就能看到,但能吓唬一下。

    又能从厢兵中挑选一些骁勇者,进入禁军,增加禁军的战斗力。

    可是宋朝厢兵数量太多了,在郑朗心中厢兵数量最好在二十五万到三十万最好。减少了二十万厢兵,至少一个盐专营所带来的财富便省了下来。一有灾害爆发,又可以立即吸纳几万名厢兵,灾害过后,重新节流。象去年厢兵最高峰时几达玉十万,怎么吸纳?

    事实也取得一些效果,自去年冬天实施后,前后裁减八万厢军,若是国家太平下来,西北劳役减少,还能淘汰三四万厢兵,没有达到郑朗的目标,也算是不错了。

    但就是这个完美的免役法出现一个很大的弊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