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六零五章 高冷瓷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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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外在的奔放，这位皇帝也有一颗求知欲旺盛的心，他‘始终浸润于探索万物生成与变化之道’，对西方的几何、机械、医学等等都表示过兴趣。
所以，雄才大略的康熙，这一朝的艺术瓷富丽堂皇，雍容华贵，展现了国家富强的时代风貌。
瓷器‘造型挺拔硬朗、雄奇魁伟者颇多，大件琢器更是如此。小件作品细巧秀丽者也不在少数。各种釉彩应有尽有，釉上彩绘更是绚丽多姿’。
到了雍正这一代，康熙朝的宽松政治(这也与个人性格有关)导致朋党，雍正在潜邸的几十年已经‘冷眼旁观’到这种政界的恶习，他甚至说过：‘试思当今皇帝即昔日饱尝人世间酸甜苦辣之四阿哥也。’
因此，他继位后把自己变成一个‘铁腕君主’，旨在改革官僚组织，树立全新的官僚体系。
‘别废话，把一切都交托给朕!’
这就是铁腕君主最贴切的心声。
‘把一切都交托给朕’，所以雍正事无巨细，政事全部过问，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而且严谨细致力求不出纰漏。
反映到瓷器的外形上面，就是从造型上，内敛;从颜色和纹饰上，不张扬。
雍正既忙于国家大政，又忙里偷闲展示自己的雅兴。
他的这些嗜好，如喜欢什么瓷器，不喜欢什么瓷器，则在清宫档案记载中一览无余。
雍正陶醉于瓷器艺术，直至爱屋及乌，甚至对瓷器作品的包装、装演、用料、式样都有很具体的指示，可谓事无巨细，倾心力为，正是‘把一切都交托给朕’的体现。
雍正褒雅贬俗，反复强调要‘文雅’‘秀气’‘素静’‘精细’，并且要求将‘内庭恭造之式’作为衡量工艺品是否堪用的基本标准。
所谓的‘精细’是指在设计、选材、制作、纹饰、颜色、器型等各方面近乎苛求的讲究。
这一点不但从档案中可以随处采撷，而且从清宫遗存的大量雍正朝的工艺品上更能直接体现。
譬如官窑瓷器的圈足部位亦要修整成滚圆的‘泥鳅背’，抚之有糯米粉般的细腻感。
正是这种讲究，这种‘精细’，使雍正朝的工艺品在有清一代脱颖而出，树立了‘孤高’的品格。
雍正对宋代瓷器非常推崇。
宋代瓷器在理学的影响下庄重、规范、严谨，以其大度秀美的造型、纯净明快的色泽、变幻无穷的窑变、高雅清新的格调而着称于世，这些特征均与雍正文雅、素净、脱俗的审美标准相吻合，雍正对宋瓷情有独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雍正朝的御制瓷器中，出现了很多的仿古样式，遥向宋瓷致敬。
包括佳士得曾经上拍的粉青釉双龙尊，就是如此，充满唐宋遗风，又有当朝艺术特色。
雍正为何钟情于陶瓷古时样式?
我认为，这是他自然的选择。
从大的方面，他曾目睹康熙朝的政治寡头，也经历过九子夺嫡，相信实行铁腕统治才是治国良方，而这种良方的理论依据只能在汉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找到，因此他不像康熙热衷西洋，而是折回汉人古代的智慧中去寻找灵感，他的‘慕古’之风，也自然体现在瓷器上。
雍正继位时已经45岁，换言之，他在潜邸渡过了漫长岁月。
有记载，在他居住不远的地方就有一间寺院，他经常过去和禅师参禅。
资料显示，雍正在《雍邸集》(当皇子时的诗文集)自序中说：‘朕昔在雍邸，自幸为天下第一闲人。’
有诗为证：‘闭门一日隔尘嚣，深许渊明懒折腰。观弈偶将傍着悟，横琴只按古音调。新情都向杯中尽，旧虑皆从枕上销。信得浮生俱是幻，此身何处不逍遥。’
他还曾自称‘圆明居士’。
同时，身为皇子时，他看似远离权力争斗，十分安静地居住在潜邸，多流露出日常赏花吟诗、把玩珍藏的状态。
我们无从得知，雍正当年这么做，是真的宁愿远离政权寻求内心圆满，还是在下一盘大棋，用这些掩盖自己的野心。
‘表示淡泊名利而又极其热衷名利，表示鄙薄权位而又极端追求和把持权位，两种恍似相对立的心态，居然在雍正胸臆中同时存在着而且融洽相处，此隐彼显，此显彼隐’。
然而，毫无疑问，这段时光，的确造就了他高雅慕古的审美趣味。
有一种说法，我认为十分在理，‘儒道释三教的融合是雍正超然脱俗的审美情趣形成的根源’。
还有一个居功至伟的唐英！
雍正御窑色釉瓷的成功烧制，主要归功于督陶官年希尧的协理唐英。
年希尧虽名为督陶官，却常年驻守在遥远的淮安板闸关，只在每年春秋两季时巡视御窑厂。
自雍正六年，唐英奉命以内务府员外郎之衔来景德镇御窑厂协理陶务后，御窑厂的众多事务实际上都由唐英一人操办，精心打理。
其实，唐英刚到景德镇时，对瓷器生产一窍不通。
因职责所在，并且为了不负皇命，他一方面知人善用，在雍正七年派厂署幕友吴尧圃去着名的色釉瓷产地洛州禹县钧窑调查陶瓷釉料的配制秘诀，其后又在御窑厂加紧研发新产品，并‘呈进仿钧窑瓷炉大小十二件’;
另一方面从头开始学习陶瓷生产工艺和窑厂管理经验，逐渐由外行转变成内行。
其《陶人心语》记载：‘用杜门、谢交流，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抵九年辛亥，于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虽不敢谓全知，颇有得于抽添变通之道。’
从雍正六年到雍正十三年的短短八年间，景德镇御窑厂计费数万，所烧造的产品不下三四十万件，各类品种共计57项，其中大多数是色釉瓷。
既有仿汝窑、仿粉定、仿钧窑玫瑰紫、海棠红、茄花紫和梅粉青，仿官窑茶叶末、皮绿和浇黄，仿宣德鲜红和宝石红。
又有法青釉、西洋紫色器皿、抹印器皿、彩水墨器皿、山水、人物、花卉和翎毛仿笔墨浓淡之意、黄五彩器皿、洋彩器皿、乌金釉(含黑地白花和黑地描金两种)、西洋乌金器皿、抹金器皿等创新品种，玲琅满目，异彩纷呈，却以天青、祭红最为突出，达到了极高水平。
后来，人们将这一时期由唐英督烧的御窑制品称为‘唐窑’。”
除了外在的奔放，这位皇帝也有一颗求知欲旺盛的心，他‘始终浸润于探索万物生成与变化之道’，对西方的几何、机械、医学等等都表示过兴趣。
所以，雄才大略的康熙，这一朝的艺术瓷富丽堂皇，雍容华贵，展现了国家富强的时代风貌。
瓷器‘造型挺拔硬朗、雄奇魁伟者颇多，大件琢器更是如此。小件作品细巧秀丽者也不在少数。各种釉彩应有尽有，釉上彩绘更是绚丽多姿’。
到了雍正这一代，康熙朝的宽松政治(这也与个人性格有关)导致朋党，雍正在潜邸的几十年已经‘冷眼旁观’到这种政界的恶习，他甚至说过：‘试思当今皇帝即昔日饱尝人世间酸甜苦辣之四阿哥也。’
因此，他继位后把自己变成一个‘铁腕君主’，旨在改革官僚组织，树立全新的官僚体系。
‘别废话，把一切都交托给朕!’
这就是铁腕君主最贴切的心声。
‘把一切都交托给朕’，所以雍正事无巨细，政事全部过问，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而且严谨细致力求不出纰漏。
反映到瓷器的外形上面，就是从造型上，内敛;从颜色和纹饰上，不张扬。
雍正既忙于国家大政，又忙里偷闲展示自己的雅兴。
他的这些嗜好，如喜欢什么瓷器，不喜欢什么瓷器，则在清宫档案记载中一览无余。
雍正陶醉于瓷器艺术，直至爱屋及乌，甚至对瓷器作品的包装、装演、用料、式样都有很具体的指示，可谓事无巨细，倾心力为，正是‘把一切都交托给朕’的体现。
雍正褒雅贬俗，反复强调要‘文雅’‘秀气’‘素静’‘精细’，并且要求将‘内庭恭造之式’作为衡量工艺品是否堪用的基本标准。
所谓的‘精细’是指在设计、选材、制作、纹饰、颜色、器型等各方面近乎苛求的讲究。
这一点不但从档案中可以随处采撷，而且从清宫遗存的大量雍正朝的工艺品上更能直接体现。
譬如官窑瓷器的圈足部位亦要修整成滚圆的‘泥鳅背’，抚之有糯米粉般的细腻感。
正是这种讲究，这种‘精细’，使雍正朝的工艺品在有清一代脱颖而出，树立了‘孤高’的品格。
雍正对宋代瓷器非常推崇。
宋代瓷器在理学的影响下庄重、规范、严谨，以其大度秀美的造型、纯净明快的色泽、变幻无穷的窑变、高雅清新的格调而着称于世，这些特征均与雍正文雅、素净、脱俗的审美标准相吻合，雍正对宋瓷情有独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雍正朝的御制瓷器中，出现了很多的仿古样式，遥向宋瓷致敬。
包括佳士得曾经上拍的粉青釉双龙尊，就是如此，充满唐宋遗风，又有当朝艺术特色。
雍正为何钟情于陶瓷古时样式?
我认为，这是他自然的选择。
从大的方面，他曾目睹康熙朝的政治寡头，也经历过九子夺嫡，相信实行铁腕统治才是治国良方，而这种良方的理论依据只能在汉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找到，因此他不像康熙热衷西洋，而是折回汉人古代的智慧中去寻找灵感，他的‘慕古’之风，也自然体现在瓷器上。
雍正继位时已经45岁，换言之，他在潜邸渡过了漫长岁月。
有记载，在他居住不远的地方就有一间寺院，他经常过去和禅师参禅。
资料显示，雍正在《雍邸集》(当皇子时的诗文集)自序中说：‘朕昔在雍邸，自幸为天下第一闲人。’
有诗为证：‘闭门一日隔尘嚣，深许渊明懒折腰。观弈偶将傍着悟，横琴只按古音调。新情都向杯中尽，旧虑皆从枕上销。信得浮生俱是幻，此身何处不逍遥。’
他还曾自称‘圆明居士’。
同时，身为皇子时，他看似远离权力争斗，十分安静地居住在潜邸，多流露出日常赏花吟诗、把玩珍藏的状态。
我们无从得知，雍正当年这么做，是真的宁愿远离政权寻求内心圆满，还是在下一盘大棋，用这些掩盖自己的野心。
‘表示淡泊名利而又极其热衷名利，表示鄙薄权位而又极端追求和把持权位，两种恍似相对立的心态，居然在雍正胸臆中同时存在着而且融洽相处，此隐彼显，此显彼隐’。
然而，毫无疑问，这段时光，的确造就了他高雅慕古的审美趣味。
有一种说法，我认为十分在理，‘儒道释三教的融合是雍正超然脱俗的审美情趣形成的根源’。
还有一个居功至伟的唐英！
雍正御窑色釉瓷的成功烧制，主要归功于督陶官年希尧的协理唐英。
年希尧虽名为督陶官，却常年驻守在遥远的淮安板闸关，只在每年春秋两季时巡视御窑厂。
自雍正六年，唐英奉命以内务府员外郎之衔来景德镇御窑厂协理陶务后，御窑厂的众多事务实际上都由唐英一人操办，精心打理。
其实，唐英刚到景德镇时，对瓷器生产一窍不通。
因职责所在，并且为了不负皇命，他一方面知人善用，在雍正七年派厂署幕友吴尧圃去着名的色釉瓷产地洛州禹县钧窑调查陶瓷釉料的配制秘诀，其后又在御窑厂加紧研发新产品，并‘呈进仿钧窑瓷炉大小十二件’;
另一方面从头开始学习陶瓷生产工艺和窑厂管理经验，逐渐由外行转变成内行。
其《陶人心语》记载：‘用杜门、谢交流，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抵九年辛亥，于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虽不敢谓全知，颇有得于抽添变通之道。’
从雍正六年到雍正十三年的短短八年间，景德镇御窑厂计费数万，所烧造的产品不下三四十万件，各类品种共计57项，其中大多数是色釉瓷。
既有仿汝窑、仿粉定、仿钧窑玫瑰紫、海棠红、茄花紫和梅粉青，仿官窑茶叶末、皮绿和浇黄，仿宣德鲜红和宝石红。
又有法青釉、西洋紫色器皿、抹印器皿、彩水墨器皿、山水、人物、花卉和翎毛仿笔墨浓淡之意、黄五彩器皿、洋彩器皿、乌金釉(含黑地白花和黑地描金两种)、西洋乌金器皿、抹金器皿等创新品种，玲琅满目，异彩纷呈，却以天青、祭红最为突出，达到了极高水平。
后来，人们将这一时期由唐英督烧的御窑制品称为‘唐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