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四零九章 监守自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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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案子有可能取代荆门博物馆监守自盗案，成为华夏这块大地上文博界第一案。”但凡知道这个案子的人，都有这样的看法。
2002年10月28日下午，金钟道万豪酒店，一场名为“皇室信仰：乾隆朝之佛教宝物”的拍卖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20多名香港、德国、法国及瑞士籍富商参预竞拍，主持拍卖的是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
都是皇宫中的精品49件拍卖品中，最名贵的是清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它被一名香港古董商以29.5万美元(227.4万港元)购得。
拍卖会上共售出20多件文物，总售价为390万港元。
未成功拍卖的文物，仍由佳士得保管。
几乎与此同时，国家文物总局收到了内地驻港某部门人士的消息，大意是本次拍卖会的大部分拍卖品带有故宫编号，疑似故宫藏品。
并且提供了部分文物上的编号。
如果是故宫博物院文物流失，那将非同小可，国家文物总局立即通知国家公安部，并联同香港警方对拍卖品进行清查，结果发现：20余件文物确实标有“故字号”。
“最初，国家文物总局拿来了5个故宫编号，核对账目后，发现有4件编号对应的文物已经在五六十年代调拨到北河外八庙，其中包括那件清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还有1件也在同期调拨到西山某古寺。”这是当是张天元翻阅一份过去的资料的时候看到的。
据朱介绍，辛亥革新后，当时的政府将热河行宫和盛京故宫的文物移至故宫，所有文物都编入“故字号”，并于1914年成立了“古物陈列所”。
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充实地方博物馆，国家文物局先后从故宫博物院调拨近十万件文物到各地方博物馆。
其中，对原属热河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部分文物进行了返还，并另加拨了原存故宫博物院的部分文物，总共多达5000多件(套)。
可以说，全国省级(少许市)级博物馆几乎都有故宫博物院调拨的文物。
避暑山庄及外八庙是古代皇帝的行宫，因此调拨过去的文物都是皇宫中的精品，相比起民间文物，更加精美，价值也更高。
窃案疑点重重随着警方对作为文物流出地的热河外八庙进行调查，一条侵吞文物的“大鳄”终于浮出水面。
李海涛，热河外八庙管理处文物保管部主任，曾在热河市文物局文物研究室担任研究员。
戴副眼睛，个子不高，看样子挺老实憨厚。衣着很朴素，出入老骑着那辆破自行车。他靠进修拿了大专文凭，对文物鉴定，尤其是对密宗小有研究。
李海涛还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和“劳动模范”，并在担任研究员期间，被评为副高职称。
热河市公安局内部人士经过调查怀疑，李海涛早在10年前就开始监守自盗，经其手流出的文物超过百件，主要卖给了国内的文物走私贩子和个人收藏家。
据悉，拘捕李海涛当晚，还在李家发现了未转手的20多件文物。
“他盗窃文物库房的藏品主要有两条途径：一个是仿制赝品，换出真品；另一个就是把没有登记入账的文物，私自带出。”曾在热河市市委任职的一名官员透露，“该案件牵连甚广，涉案人员约有三十人，包括热河市文物局官员、帝都和锦市等地购买文物的人。”
热河外八庙的文物库房设在外八庙之一的“须弥福寿之庙”，“须弥福寿”是藏语“扎什伦布”的汉译，即“吉祥的须弥”。
此庙建于乾隆四十五年，占地面积37900平方米。
文保部共有6人负责管理外八庙的文物库房，其中一人负责记账，是不允许进入库房的。进入库房要两人以上，并由保卫科的人陪同。
库房外的木门和铁门，钥匙分别由两个人掌握。
库房里有24小时的监控镜头。
作为文物库房的“御座楼”是一栋两层楼房，楼前两个香炉，独立的院落，朱红的高墙。
张天元当是还去这里看过，他曾试着推最外层的木门，发现门从里面反锁，院子里的狗听到声音，开始狂吠。
院里的两名保安闻声而至，隔着门对来者进行查问。
他们告诉张天元以及当时陪同张天元一起去玩的聂震，24小时轮流有保安人员在文物库房外看守，每班两人加一条狗。
在看起来如此严密的看守下，李海涛涉嫌单独作案的可能性似乎很小，而他长年作案至今才被发觉，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这起案件目前仍然疑点重重，尚在侦破中，但热河市警方证实，去年佳士得拍卖会上的部分文物已经追回。
监守自盗家贼难防对于外八庙的藏品数目，外八庙管理处的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称其不清楚具体数目，只知道外八庙共约有7000余件，文物库房里大约有6000多件。
而在其接手管理处的时候，也并未进行清查。
这名负责人的理由是，“去年10月28日通过的《新文物保护法》，才要求新任负责人接手之时须办理馆藏文物移交手续，而旧文物法对此未有涉及。李案11月才被发现，之前未来得及对文物进行清查。”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诚如认为，相比以前，各地博物馆的安全措施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外面的人要想偷窃非常困难，但是“家贼难防”。
近年来，我国屡屡发生的文物案件，似乎印证了这朱诚如的这一说法。
原荆城博物馆副馆长王必胜和王传富盗掘古墓、非法出售馆藏文物案，原和疆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黄小江珍贵文物流失案……均是监守自盗。
有专家认为，馆藏文物的流失，已经成为我国文物走私市场仅次于盗掘古墓的第二大来源。
而这些案件的案由虽各异，但其共同之处在于：时间跨度长。
从事文物犯罪都在5年以上，黄案甚至长达17年才被发现。
帝都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物学者认为，博物馆的管理不规范，文物部门对馆藏文物的清查流于形式，已经是普遍的现象。
不仅上级文物主管部门对所属博物馆馆藏情况不知其详，一些地方博物馆连自己有多少馆藏品也都不知道，如何去追究文物流失的数量呢？而造成这种后果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经费不足。
“这件案子有可能取代荆门博物馆监守自盗案，成为华夏这块大地上文博界第一案。”但凡知道这个案子的人，都有这样的看法。
2002年10月28日下午，金钟道万豪酒店，一场名为“皇室信仰：乾隆朝之佛教宝物”的拍卖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20多名香港、德国、法国及瑞士籍富商参预竞拍，主持拍卖的是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
都是皇宫中的精品49件拍卖品中，最名贵的是清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它被一名香港古董商以29.5万美元(227.4万港元)购得。
拍卖会上共售出20多件文物，总售价为390万港元。
未成功拍卖的文物，仍由佳士得保管。
几乎与此同时，国家文物总局收到了内地驻港某部门人士的消息，大意是本次拍卖会的大部分拍卖品带有故宫编号，疑似故宫藏品。
并且提供了部分文物上的编号。
如果是故宫博物院文物流失，那将非同小可，国家文物总局立即通知国家公安部，并联同香港警方对拍卖品进行清查，结果发现：20余件文物确实标有“故字号”。
“最初，国家文物总局拿来了5个故宫编号，核对账目后，发现有4件编号对应的文物已经在五六十年代调拨到北河外八庙，其中包括那件清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还有1件也在同期调拨到西山某古寺。”这是当是张天元翻阅一份过去的资料的时候看到的。
据朱介绍，辛亥革新后，当时的政府将热河行宫和盛京故宫的文物移至故宫，所有文物都编入“故字号”，并于1914年成立了“古物陈列所”。
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充实地方博物馆，国家文物局先后从故宫博物院调拨近十万件文物到各地方博物馆。
其中，对原属热河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部分文物进行了返还，并另加拨了原存故宫博物院的部分文物，总共多达5000多件(套)。
可以说，全国省级(少许市)级博物馆几乎都有故宫博物院调拨的文物。
避暑山庄及外八庙是古代皇帝的行宫，因此调拨过去的文物都是皇宫中的精品，相比起民间文物，更加精美，价值也更高。
窃案疑点重重随着警方对作为文物流出地的热河外八庙进行调查，一条侵吞文物的“大鳄”终于浮出水面。
李海涛，热河外八庙管理处文物保管部主任，曾在热河市文物局文物研究室担任研究员。
戴副眼睛，个子不高，看样子挺老实憨厚。衣着很朴素，出入老骑着那辆破自行车。他靠进修拿了大专文凭，对文物鉴定，尤其是对密宗小有研究。
李海涛还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和“劳动模范”，并在担任研究员期间，被评为副高职称。
热河市公安局内部人士经过调查怀疑，李海涛早在10年前就开始监守自盗，经其手流出的文物超过百件，主要卖给了国内的文物走私贩子和个人收藏家。
据悉，拘捕李海涛当晚，还在李家发现了未转手的20多件文物。
“他盗窃文物库房的藏品主要有两条途径：一个是仿制赝品，换出真品；另一个就是把没有登记入账的文物，私自带出。”曾在热河市市委任职的一名官员透露，“该案件牵连甚广，涉案人员约有三十人，包括热河市文物局官员、帝都和锦市等地购买文物的人。”
热河外八庙的文物库房设在外八庙之一的“须弥福寿之庙”，“须弥福寿”是藏语“扎什伦布”的汉译，即“吉祥的须弥”。
此庙建于乾隆四十五年，占地面积37900平方米。
文保部共有6人负责管理外八庙的文物库房，其中一人负责记账，是不允许进入库房的。进入库房要两人以上，并由保卫科的人陪同。
库房外的木门和铁门，钥匙分别由两个人掌握。
库房里有24小时的监控镜头。
作为文物库房的“御座楼”是一栋两层楼房，楼前两个香炉，独立的院落，朱红的高墙。
张天元当是还去这里看过，他曾试着推最外层的木门，发现门从里面反锁，院子里的狗听到声音，开始狂吠。
院里的两名保安闻声而至，隔着门对来者进行查问。
他们告诉张天元以及当时陪同张天元一起去玩的聂震，24小时轮流有保安人员在文物库房外看守，每班两人加一条狗。
在看起来如此严密的看守下，李海涛涉嫌单独作案的可能性似乎很小，而他长年作案至今才被发觉，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这起案件目前仍然疑点重重，尚在侦破中，但热河市警方证实，去年佳士得拍卖会上的部分文物已经追回。
监守自盗家贼难防对于外八庙的藏品数目，外八庙管理处的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称其不清楚具体数目，只知道外八庙共约有7000余件，文物库房里大约有6000多件。
而在其接手管理处的时候，也并未进行清查。
这名负责人的理由是，“去年10月28日通过的《新文物保护法》，才要求新任负责人接手之时须办理馆藏文物移交手续，而旧文物法对此未有涉及。李案11月才被发现，之前未来得及对文物进行清查。”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诚如认为，相比以前，各地博物馆的安全措施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外面的人要想偷窃非常困难，但是“家贼难防”。
近年来，我国屡屡发生的文物案件，似乎印证了这朱诚如的这一说法。
原荆城博物馆副馆长王必胜和王传富盗掘古墓、非法出售馆藏文物案，原和疆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黄小江珍贵文物流失案……均是监守自盗。
有专家认为，馆藏文物的流失，已经成为我国文物走私市场仅次于盗掘古墓的第二大来源。
而这些案件的案由虽各异，但其共同之处在于：时间跨度长。
从事文物犯罪都在5年以上，黄案甚至长达17年才被发现。
帝都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物学者认为，博物馆的管理不规范，文物部门对馆藏文物的清查流于形式，已经是普遍的现象。
不仅上级文物主管部门对所属博物馆馆藏情况不知其详，一些地方博物馆连自己有多少馆藏品也都不知道，如何去追究文物流失的数量呢？而造成这种后果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经费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