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三六章 骑兵难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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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秦军编制当中，骑兵不算是整体的一个主要兵种，因为张嘉师在这么十年的发展当中，骑兵部队的发展依旧是其短板所在。
其中缺乏足够的能够在战场作战的战马，以及训练以及及格的骑手所需要的周期时间长，是这个短板存在的关键。
……
在中国历史上，养马在商朝的武丁时期应该是开始实行，而在西周时期成为一种相应的政策制度。
西周就开始显露。在《周礼》中，马政就已是“甲兵之本，国之大用”。所谓马政，即关于马的牧养、征调、采办、使用和管理等等的政策与制度。三千年的漫长冷兵器时代，马政的兴衰，也是中原的兴衰。
《周礼》规定，凡拥有16井土地者，可有戎马一匹，戎马4000匹，可有战车1000乘。周天子被尊为“万乘之王”，“万乘”的背后，是沃野千里，也是战马数万。
“万乘”一如今日的核武器，具有战略威慑作用，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因此，《周礼》才说用马、养马乃“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必须限制。《周礼》可以说为中国的千年马政奠定了制度基础。
秦国在横扫六合之际，骑兵部队也有着一定的比率，这一点有可能是佐证了秦国当时候已经实行了《厩苑律》：
在每年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评比耕牛，满一年，在正月举行大考核，成绩优秀的，赏赐田啬夫酒一壶，干肉十条，免除饲牛者一次更役，赏赐牛长资劳三十天；成绩低劣的，申斥田啬夫，罚饲牛者资劳两个月，如果用牛耕田，牛的腰围减瘦了，每减瘦一寸要笞打主事者十下。又在乡里进行考核，成绩优秀的赏赐里典资劳十天，成绩低劣的笞打三十下。
借用铁制家具，因破旧不堪使用而损坏的，以文书上报损耗，收下原物而不令赔偿。
率领放牧官有的牛马，牛马有残废的应急向牛马死亡所在县呈报，由县加以检验后将已死牛马上缴。如因不及时而使死牛马腐败，则令按未腐败时的价格赔偿。如小隶臣病死，应告其……处理；如小隶臣不是因病而死亡，应将检验文书报告主管官府论处。如系大厩、中厩、宫厩的牛马，应以其筋、皮、角和肉的价钱呈缴，由这个率领放牧的人送该官府。驾用官牛马而牛马死于某县，应由该县将肉全部卖出，然后上缴其筋、皮、角，并将所卖的价钱全部上缴，所卖钱如少于规定数目，令该驾用牛马的人补赔而向主管官府报告，由主管官府通知卖牛马的县销帐。现在每年对各县各都官的官有驾车用牛考核一次，有十头以上，一年间死了三分之一，不满十头的以及领用牛一年间死了三头以上，主管牛的吏、饲牛的徒、令、丞都有罪。由内史考核各县、太仓，考核各都官和领用牛的人。
马政兴盛，对于军事的影响是显著的。有人说，西汉反击匈奴战争的辉煌胜利，实际上是依靠“马海战术”取得的。
除了发展养马业，汉朝还引进外国良马。大宛为中亚古国，向产好马。汉武帝曾不惜费重金前往大宛国换取良马，换马不成，使臣被杀。武帝怒而发兵，另立新主，终于换来三千大宛良马，称之为“天马”，并下令在全国培育。
从此，直至魏晋，“天马”就取代了本土马种。此马同侧的两蹄为同一方向，这种步法称为“对侧步”。对侧步能够极大地减少骑手受到的来自地面的冲击力，但对马的智商要求极高，须经过严格训练方能达到，一旦练成，有些马能遗传给后代。
在唐代，不论是挑选良马的“相马术”、管理马匹的法律《厩库律》，还是国家设立的兽医机构，都达到了空前的完备程度。根据《唐六典》记载，马政机构太仆寺设有兽医600人，兽医博士1人。中央的兽医人数之多，在唐代以前是罕见的。在这样全面的呵护下，唐代马匹的数量之大，达到秦汉以来的最高峰。
马政是政治的一部分，唐代的兴衰，也与马息息相关。唐太宗称帝后，生恐别人仿效玄武门政变，便特地挑选出忠心耿耿、经验丰富的亲军骑兵，专职守卫玄武门，这支劲旅史称“北军”。而中唐以后，被后世诟病的宦官之所以能专权，其根本原因也于宦官掌握了北军大权。
而唐代宦官势力渗入北军始于盛唐，其中又以掌握马政为其开端。据《新唐书》记载，武则天为防备李唐宗室复辟，特命亲信的宦官任“飞龙使”一职。“飞龙”是唐代御马的尊称，匹匹皆是世所罕见的良马。从此，宦官开始掌握马权。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历任皇帝的废立都与宦官有关，包括唐玄宗在内，共有4名皇帝死于宦官之手。晚唐宦官之所以长时间随心所欲的弑君干政，恰恰在于他们通过马政控制了最精锐的骑兵。
唐朝马政的衰落，事实上也是《厩库律》的执行力度低下的体现。
《厩库律》的主要内容如下：
1：厩库律者，汉制九章，创加厩律。魏以厩事散入诸篇。晋以牧事合之，名为厩牧律。自宋及梁，复名厩律。后魏太和年名牧产律，至正始年复名厩牧律。历北齐、后周，更无改作。隋开皇以库事附之，更名厩库律。厩者，鸠聚也，马牛之所聚；库者，舍也，兵甲财帛之所藏，故齐鲁谓库为舍。户事既终，厩库为次，故在户婚之下。
诸牧畜产，准所除外，死、失及课不充者一，牧长及牧子笞三十，三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加一等，罪止徒三年。羊减三等。余条羊准此。
2：厩牧令：“诸牧杂畜死耗者，每年率一百头论，驼除七头，骡除六头，马、牛、驴、羊除十，白羊除十五。从外蕃新来者，马、牛、驴、羊皆听除二十，第二年除十五；驼除十四，第二年除十；骡除十二，第二年除九；白羊除二十五，第二年除二十；第三年皆与旧同。”准率百头以下除数，此是年别所除之数，不合更有死、失。“及课不充者”，应课者，准令：“牝马一百疋，牝牛、驴各一百头，每年课驹、犊各六十，骡驹减半。马从外蕃新来者，课驹四十，第二年五十，第三年同旧课。牝驼一百头，三年内课驹七十；白羊一百口，每年课羔七十口；羊一百口，课羔八十口。”准此欠数者，为课不充。除外死、失及课不充者一，牧长及牧子笞三十，三加一等，即是欠二十二，〔一〕合杖一百；过杖一百，十加一等，计欠七十二，罪止徒三年。“羊减三等”，欠三以下未有罪名，欠四笞十，三口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注云“余条羊准此”，余条谓“养饲不如法”之类，但余条论畜罪名无羊者，并减马三等，故云“准此”。
新任不满一年，而有死、失者，总计一年之内月别应除多少，准折为罪；若课不充，游牝之时当其检校者，准数为罪，不当者不坐。游牝之后，而致损落者，坐后人。
3：“新任不满一年”，谓任牧尉、牧长、牧子未满期年，而有死、失。“总计一年之内月别应除多少，〔二〕准折为罪”，谓若骡新从外蕃来，当年听除十二，即是月别得除一头。新任三月，除三头；五月，除五头。余畜，一年准当色，应除数准新任，月别折除分数亦准此。若除外死、失，皆准上文得罪。“若课不充，游牝之时当其检校者，准数为罪”，准令：“牧马、驼、牛、驴、羊，牝牡常同群。其牝马、驴每年三月游牝，应收饲者，至冬收饲。”不当游牝之时，课虽不充，依律不坐。注云“游牝之后而致损落者，坐后人”，谓虽不当游牝之时检校，于后损落，仍得其罪。
系饲死者，各加一等；失者，又加二等。牧尉及监各随所管牧多少，通计为罪，仍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余官有管牧者，亦准此。
4：系饲死者加一等罪，谓应牧系养之者，收饲理不合死，故加罪一等。杂畜一死笞四十，三罪止流二千里。“失者，又加二等”，以其系饲不合失落，故加二等。称“又”者，明累加，即失一杖六十，罪止流三千里。系饲羊，亦各减三等。牧尉及监各随所管牧尉、长，通计为罪。依令：“牧马、牛，皆百二十为群；驼、骡、驴，各以七十头为群；羊，六百二十口为群。群别置牧长一人。率十五长，置尉一人。”其监，即不限尉多少。通计之义，已从户婚解讫。仍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者，为群牧事重，委在长官。死、失及课不充，以监为首，副监及丞、簿为从。条言“佐职为从”，明主典无罪。注云“余官有管牧者，亦准此”，其牧有置监管者，亦有隶州、县官管者，故云“余官有管牧者，亦准此”。
诸验畜产不以实者，一笞四十，三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以故价有增减，赃重者，计所增减坐赃论；入己者，以盗论。
5：依厩牧令：“府内官马及传送马驴，每年皆刺史、折冲、果毅等检拣。其有老病不堪乘用者，府内官马更对州官拣定，京兆府管内送尚书省拣，随便货卖。”检拣者，并须以实，不以实者，一笞四十，三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以检拣不实之故，令价有增减者，计增减之赃重，“坐赃论”，谓验一不实，增三疋一尺及减三疋一尺，各笞五十；每一疋加一等，十疋徒一年，十疋加一等。若因此增减之赃，将入己者，计赃以盗论，仍征倍赃；监主加二等，一疋以上除名。其中有增减不平之赃，有入己、不入己者，若一处犯，便是“一事分为二罪，罪法不等，即以重法并满轻法”，须将以盗之赃累于坐赃之上科之，其应除、免、倍赃，各尽本法。若验羊不实，减三等；其增减赃、坐赃及以盗论者，并各依本条，不在“羊减三等”之例。
诸受官羸病畜产，养疗不如法，笞三十；以故致死者，一笞四十，三加一等，罪止杖一百。
6：依厩牧令：“官畜在道，有羸病不堪前进者，留付随近州县养饲疗救，粟草及药官给。”而所在官司受之，须养疗依法，有不如法者，笞三十。“以故致死者”，谓养疗不如法而致死者，一笞四十，三加一等，罪止杖一百。
诸应乘官马、牛、驼、骡、驴，私驮物不得过十斤，违者，一斤笞十，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八十。
应乘官马、牛、驼、骡、驴者，谓因公得乘传递，或是军行。但因公事而得乘官畜者，私驮物不得过十斤。十斤之外更着者，一斤笞十，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八十。
其乘车者，不得过三十斤，违者，五斤笞十，二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即从军征讨者，各加二等。
应乘官车，或载官私之物，载限之外，私物不得过三十斤。违者，五斤笞十，二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从军征讨者，各加二等”，马、牛以下，车以上，各加常犯二等：马、牛、驼、骡、驴，七十一斤罪止杖一百；车，二百五斤罪止徒二年。
若数人共驮载者，各从其限为坐。监当主司知而听者，并计所知，同私驮载法。
“若数人共驮载者”，谓乘官畜及车。应得私载物限外，谓畜过十斤，车过三十斤。假有十人，同乘官畜，驮私物各十斤，其中五人数外各过一斤，依律各笞十；三人各过十一斤，各笞二十；二人各过八两，律云“过一斤笞十”，今数不满一斤，依律各无罪。又有十人同车，载私物各三十斤，其中五人数外各过五斤，依律各笞十；三人各过二十五斤，各笞二十；二人各过二斤八两，依律数不满，各无罪。其监当主司知情者，并计前畜，总过三十九斤，同“私驮”法科，合笞四十；车总过一百五斤，同“私载”法，合杖六十之类。若从军征讨，亦依前各加二等。其有他人寄物，各计一斤以上为罪，皆同“私驮、载”法。主当车马及寄物之人，得罪各等，亦无首从。监当官司知情，准上解。若随身衣仗应将行者，各在私物斤数之外，不在计限。
诸供大祀牺牲，养饲不如法，致有瘦损者，一杖六十，一加一等，罪止杖一百；以故致死者，加一等。
现在的秦军编制当中，骑兵不算是整体的一个主要兵种，因为张嘉师在这么十年的发展当中，骑兵部队的发展依旧是其短板所在。
其中缺乏足够的能够在战场作战的战马，以及训练以及及格的骑手所需要的周期时间长，是这个短板存在的关键。
……
在中国历史上，养马在商朝的武丁时期应该是开始实行，而在西周时期成为一种相应的政策制度。
西周就开始显露。在《周礼》中，马政就已是“甲兵之本，国之大用”。所谓马政，即关于马的牧养、征调、采办、使用和管理等等的政策与制度。三千年的漫长冷兵器时代，马政的兴衰，也是中原的兴衰。
《周礼》规定，凡拥有16井土地者，可有戎马一匹，戎马4000匹，可有战车1000乘。周天子被尊为“万乘之王”，“万乘”的背后，是沃野千里，也是战马数万。
“万乘”一如今日的核武器，具有战略威慑作用，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因此，《周礼》才说用马、养马乃“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必须限制。《周礼》可以说为中国的千年马政奠定了制度基础。
秦国在横扫六合之际，骑兵部队也有着一定的比率，这一点有可能是佐证了秦国当时候已经实行了《厩苑律》：
在每年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评比耕牛，满一年，在正月举行大考核，成绩优秀的，赏赐田啬夫酒一壶，干肉十条，免除饲牛者一次更役，赏赐牛长资劳三十天；成绩低劣的，申斥田啬夫，罚饲牛者资劳两个月，如果用牛耕田，牛的腰围减瘦了，每减瘦一寸要笞打主事者十下。又在乡里进行考核，成绩优秀的赏赐里典资劳十天，成绩低劣的笞打三十下。
借用铁制家具，因破旧不堪使用而损坏的，以文书上报损耗，收下原物而不令赔偿。
率领放牧官有的牛马，牛马有残废的应急向牛马死亡所在县呈报，由县加以检验后将已死牛马上缴。如因不及时而使死牛马腐败，则令按未腐败时的价格赔偿。如小隶臣病死，应告其……处理；如小隶臣不是因病而死亡，应将检验文书报告主管官府论处。如系大厩、中厩、宫厩的牛马，应以其筋、皮、角和肉的价钱呈缴，由这个率领放牧的人送该官府。驾用官牛马而牛马死于某县，应由该县将肉全部卖出，然后上缴其筋、皮、角，并将所卖的价钱全部上缴，所卖钱如少于规定数目，令该驾用牛马的人补赔而向主管官府报告，由主管官府通知卖牛马的县销帐。现在每年对各县各都官的官有驾车用牛考核一次，有十头以上，一年间死了三分之一，不满十头的以及领用牛一年间死了三头以上，主管牛的吏、饲牛的徒、令、丞都有罪。由内史考核各县、太仓，考核各都官和领用牛的人。
马政兴盛，对于军事的影响是显著的。有人说，西汉反击匈奴战争的辉煌胜利，实际上是依靠“马海战术”取得的。
除了发展养马业，汉朝还引进外国良马。大宛为中亚古国，向产好马。汉武帝曾不惜费重金前往大宛国换取良马，换马不成，使臣被杀。武帝怒而发兵，另立新主，终于换来三千大宛良马，称之为“天马”，并下令在全国培育。
从此，直至魏晋，“天马”就取代了本土马种。此马同侧的两蹄为同一方向，这种步法称为“对侧步”。对侧步能够极大地减少骑手受到的来自地面的冲击力，但对马的智商要求极高，须经过严格训练方能达到，一旦练成，有些马能遗传给后代。
在唐代，不论是挑选良马的“相马术”、管理马匹的法律《厩库律》，还是国家设立的兽医机构，都达到了空前的完备程度。根据《唐六典》记载，马政机构太仆寺设有兽医600人，兽医博士1人。中央的兽医人数之多，在唐代以前是罕见的。在这样全面的呵护下，唐代马匹的数量之大，达到秦汉以来的最高峰。
马政是政治的一部分，唐代的兴衰，也与马息息相关。唐太宗称帝后，生恐别人仿效玄武门政变，便特地挑选出忠心耿耿、经验丰富的亲军骑兵，专职守卫玄武门，这支劲旅史称“北军”。而中唐以后，被后世诟病的宦官之所以能专权，其根本原因也于宦官掌握了北军大权。
而唐代宦官势力渗入北军始于盛唐，其中又以掌握马政为其开端。据《新唐书》记载，武则天为防备李唐宗室复辟，特命亲信的宦官任“飞龙使”一职。“飞龙”是唐代御马的尊称，匹匹皆是世所罕见的良马。从此，宦官开始掌握马权。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历任皇帝的废立都与宦官有关，包括唐玄宗在内，共有4名皇帝死于宦官之手。晚唐宦官之所以长时间随心所欲的弑君干政，恰恰在于他们通过马政控制了最精锐的骑兵。
唐朝马政的衰落，事实上也是《厩库律》的执行力度低下的体现。
《厩库律》的主要内容如下：
1：厩库律者，汉制九章，创加厩律。魏以厩事散入诸篇。晋以牧事合之，名为厩牧律。自宋及梁，复名厩律。后魏太和年名牧产律，至正始年复名厩牧律。历北齐、后周，更无改作。隋开皇以库事附之，更名厩库律。厩者，鸠聚也，马牛之所聚；库者，舍也，兵甲财帛之所藏，故齐鲁谓库为舍。户事既终，厩库为次，故在户婚之下。
诸牧畜产，准所除外，死、失及课不充者一，牧长及牧子笞三十，三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加一等，罪止徒三年。羊减三等。余条羊准此。
2：厩牧令：“诸牧杂畜死耗者，每年率一百头论，驼除七头，骡除六头，马、牛、驴、羊除十，白羊除十五。从外蕃新来者，马、牛、驴、羊皆听除二十，第二年除十五；驼除十四，第二年除十；骡除十二，第二年除九；白羊除二十五，第二年除二十；第三年皆与旧同。”准率百头以下除数，此是年别所除之数，不合更有死、失。“及课不充者”，应课者，准令：“牝马一百疋，牝牛、驴各一百头，每年课驹、犊各六十，骡驹减半。马从外蕃新来者，课驹四十，第二年五十，第三年同旧课。牝驼一百头，三年内课驹七十；白羊一百口，每年课羔七十口；羊一百口，课羔八十口。”准此欠数者，为课不充。除外死、失及课不充者一，牧长及牧子笞三十，三加一等，即是欠二十二，〔一〕合杖一百；过杖一百，十加一等，计欠七十二，罪止徒三年。“羊减三等”，欠三以下未有罪名，欠四笞十，三口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注云“余条羊准此”，余条谓“养饲不如法”之类，但余条论畜罪名无羊者，并减马三等，故云“准此”。
新任不满一年，而有死、失者，总计一年之内月别应除多少，准折为罪；若课不充，游牝之时当其检校者，准数为罪，不当者不坐。游牝之后，而致损落者，坐后人。
3：“新任不满一年”，谓任牧尉、牧长、牧子未满期年，而有死、失。“总计一年之内月别应除多少，〔二〕准折为罪”，谓若骡新从外蕃来，当年听除十二，即是月别得除一头。新任三月，除三头；五月，除五头。余畜，一年准当色，应除数准新任，月别折除分数亦准此。若除外死、失，皆准上文得罪。“若课不充，游牝之时当其检校者，准数为罪”，准令：“牧马、驼、牛、驴、羊，牝牡常同群。其牝马、驴每年三月游牝，应收饲者，至冬收饲。”不当游牝之时，课虽不充，依律不坐。注云“游牝之后而致损落者，坐后人”，谓虽不当游牝之时检校，于后损落，仍得其罪。
系饲死者，各加一等；失者，又加二等。牧尉及监各随所管牧多少，通计为罪，仍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余官有管牧者，亦准此。
4：系饲死者加一等罪，谓应牧系养之者，收饲理不合死，故加罪一等。杂畜一死笞四十，三罪止流二千里。“失者，又加二等”，以其系饲不合失落，故加二等。称“又”者，明累加，即失一杖六十，罪止流三千里。系饲羊，亦各减三等。牧尉及监各随所管牧尉、长，通计为罪。依令：“牧马、牛，皆百二十为群；驼、骡、驴，各以七十头为群；羊，六百二十口为群。群别置牧长一人。率十五长，置尉一人。”其监，即不限尉多少。通计之义，已从户婚解讫。仍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者，为群牧事重，委在长官。死、失及课不充，以监为首，副监及丞、簿为从。条言“佐职为从”，明主典无罪。注云“余官有管牧者，亦准此”，其牧有置监管者，亦有隶州、县官管者，故云“余官有管牧者，亦准此”。
诸验畜产不以实者，一笞四十，三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以故价有增减，赃重者，计所增减坐赃论；入己者，以盗论。
5：依厩牧令：“府内官马及传送马驴，每年皆刺史、折冲、果毅等检拣。其有老病不堪乘用者，府内官马更对州官拣定，京兆府管内送尚书省拣，随便货卖。”检拣者，并须以实，不以实者，一笞四十，三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以检拣不实之故，令价有增减者，计增减之赃重，“坐赃论”，谓验一不实，增三疋一尺及减三疋一尺，各笞五十；每一疋加一等，十疋徒一年，十疋加一等。若因此增减之赃，将入己者，计赃以盗论，仍征倍赃；监主加二等，一疋以上除名。其中有增减不平之赃，有入己、不入己者，若一处犯，便是“一事分为二罪，罪法不等，即以重法并满轻法”，须将以盗之赃累于坐赃之上科之，其应除、免、倍赃，各尽本法。若验羊不实，减三等；其增减赃、坐赃及以盗论者，并各依本条，不在“羊减三等”之例。
诸受官羸病畜产，养疗不如法，笞三十；以故致死者，一笞四十，三加一等，罪止杖一百。
6：依厩牧令：“官畜在道，有羸病不堪前进者，留付随近州县养饲疗救，粟草及药官给。”而所在官司受之，须养疗依法，有不如法者，笞三十。“以故致死者”，谓养疗不如法而致死者，一笞四十，三加一等，罪止杖一百。
诸应乘官马、牛、驼、骡、驴，私驮物不得过十斤，违者，一斤笞十，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八十。
应乘官马、牛、驼、骡、驴者，谓因公得乘传递，或是军行。但因公事而得乘官畜者，私驮物不得过十斤。十斤之外更着者，一斤笞十，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八十。
其乘车者，不得过三十斤，违者，五斤笞十，二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即从军征讨者，各加二等。
应乘官车，或载官私之物，载限之外，私物不得过三十斤。违者，五斤笞十，二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从军征讨者，各加二等”，马、牛以下，车以上，各加常犯二等：马、牛、驼、骡、驴，七十一斤罪止杖一百；车，二百五斤罪止徒二年。
若数人共驮载者，各从其限为坐。监当主司知而听者，并计所知，同私驮载法。
“若数人共驮载者”，谓乘官畜及车。应得私载物限外，谓畜过十斤，车过三十斤。假有十人，同乘官畜，驮私物各十斤，其中五人数外各过一斤，依律各笞十；三人各过十一斤，各笞二十；二人各过八两，律云“过一斤笞十”，今数不满一斤，依律各无罪。又有十人同车，载私物各三十斤，其中五人数外各过五斤，依律各笞十；三人各过二十五斤，各笞二十；二人各过二斤八两，依律数不满，各无罪。其监当主司知情者，并计前畜，总过三十九斤，同“私驮”法科，合笞四十；车总过一百五斤，同“私载”法，合杖六十之类。若从军征讨，亦依前各加二等。其有他人寄物，各计一斤以上为罪，皆同“私驮、载”法。主当车马及寄物之人，得罪各等，亦无首从。监当官司知情，准上解。若随身衣仗应将行者，各在私物斤数之外，不在计限。
诸供大祀牺牲，养饲不如法，致有瘦损者，一杖六十，一加一等，罪止杖一百；以故致死者，加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