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三四章 无法实施的“远交近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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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师很想在匈奴人的攻势面前，采取“远交近攻”的方式来减轻秦帝国所面对的庞大压力。
但是张嘉师在整理了相关的资料之后，发现的是这一点是基本上无法做到的。
因为以眼下张嘉师所知道的情况，匈奴人周边的势力，实力最为强大的居然就是他眼下所主掌的这个百废待兴的秦帝国。
而在其他地方，即使是有势力与匈奴人不对付，要么这个势力是秦帝国眼下无法接触到的，要么就被匈奴人打得只剩下喘息的能耐。
其中，大月氏以及西羌就是后者。而作为匈奴人在草原上的“劲敌”东胡，更是处于一种若是秦帝国不给予支援的话，匈奴人几乎是覆手可灭的态势当中。
而前者的话，张嘉师很清楚以眼下的态势而言，即使是找到这么一个势力愿意与秦帝国夹击匈奴人，恐怕都不见得有什么效果。
因为这些实力大部分都相对较弱。尤其是以秦帝国较为容易接触到的西域诸国，同样也是这个范畴之内。
……
乌孙国在西域诸国当中，可以说是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当中的强国。
但是眼下的乌孙实力不算太强，尤其是乌孙人在面对被匈奴人所击溃的大月氏西迁残部，居然是被大月氏残部打得连君主都被杀……
好吧，张嘉师不得不说一句，这样的乌孙能够有什么指望？
当然，乌孙跟大月氏的冲突有可能是因为乌孙打算吞并经过其境内的大月氏残部，结果双方自然而然就打起来。
估计大月氏人都没有想到，自己处于那种劣势之下，都能够反杀对方，继续自己的西迁的道路。
若非是当时的乌孙王族受到匈奴人的庇护，恐怕乌孙会被其他的西域三十六国所吞并攻灭。
传说难兜靡被杀时，猎骄靡还在襁褓中，被遗弃荒野。乌鸦找肉喂养猎骄靡，狼又为他哺乳。匈奴冒顿单于感到奇怪，认为猎骄靡是神，于是决定养育他。
难兜靡之子猎骄靡长大后“自请单于报父怨”，并得到匈奴单于的帮助，赶走伊犁河流域的月氏，约在西汉文帝后元三年至后元四年举族西迁至那里复国。
再者，乌孙族内本来就包含塞人及月氏。乌孙西迁伊犁河下游后，相信猎骄靡得知匈奴单于占用族人原本在河西走廊的牧地，并且设王分治，以自己的族名“昆”命名为“昆邪王”。匈奴单于的做法触犯“昆”的名讳，于是不用昆命名而改用“乌孙”为部族的名称。
……
大夏有可能是一个在国力上不惧怕匈奴的国家。
但是在其外交而言，或者是说其地理环境，大夏并非是秦帝国可轻易接触到的国家。
尤其是张嘉师很想知道的是，吐火罗语这种语言在这个时候有没有秦人会说……
在历史上，中国最早知道大夏存在的人，应该就是张骞。
张骞在大夏时，得知由蜀郡西南取道身毒可通大夏，张骞及时地报道了与西北诸国往来的可能性；他暗示了与那些地区通商的潜在价值。他还指出了与像中国那样反匈奴的其他民族结盟的好处。具有雄才大略而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听后十分惊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到大夏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扩大疆土。
武帝即封张骞为博望侯，命其以蜀郡、踺为郡为据点，派遣四路秘密使者，分头探索通往身毒的道路，但都遭到西南少数民族的阻拦未获成功。
武帝又从内地广征士卒，举兵攻打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及许多部落。但由于封建统治者造成的民族隔阂太深，以及昆明、隽等族的头人酋长为了垄断丰厚的过境贸易而拼死抵抗，历经十余年，结果仅打通了从成都到洱海地区的道路，官方使者未能超过大理至保山一带，只能通过各部族、印度作中介与大夏商人间接贸易。
在缅甸南部伊洛瓦底江下游地区，公元前后已有孟人居住。当时印度人把这一地区称为“苏瓦纳布米”，意即“黄金地”。
人们以为印度人进入缅甸，只限于沿海区域及缅甸中部平原地带，唯据4世纪的华阳国志，印度人亦曾沿雷多一带山区，越过森林山以而进入缅北之通道，深入缅北中缅边境，因此，缅甸受印度文化之熏陶很深。
正如西方学者所说令人惊奇的是，从公元初午就与中国发生密切商业和外交联系的缅甸在文化方而受中国之影响却是无足轻重的。其实这是中国和印度的文化活动对缅甸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的结果。
中南半岛城邦国的发展和海上丝绸之路有关，所处城邦都在这条路线上这样才滋生了扶南国；缅甸的城邦国家则是在印度到中国西南蜀身毒道上形成的是为骠国。古典时代一直到中世纪初，中南半岛大国尊循的是商业立国而商业离不开航线和商路。这两条路线的疏远导致两个先兴起的国家没有竞争的必要，而地形和早期技术的限制的隔绝又导致了两个国家没有竞争的可能。
最后，中心地区.与边远地区的关系是一种松散的“曼茶罗”关系。这种政治结构是种内聚力程度很低的松散结构。
一种观点认为，“东南亚早期的政治版图是从史前时期定居人群的网状组织发展而来的，并且在历史记载中呈现一种部分重迭的曼荼罗或王圈的拼揍的状况。在每一个曼荼罗内，有一个国王，具有神和宇宙的权威。他宣称自己的权威凌驾于王国内名义上降服于他的盟友及封臣的其他统治者之上。”
“王圈理论”在内涵上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在宗教方面，统治者分享神的权威，通过宗教仪式使自己神圣化，吸引追随者；二是在政治方面，“王圈”代表了在一个无固定边界的地理区域内的一种特殊的、不稳定的政治状况，“王圈”内众多权力中心靠私人依附关系而结成一张“政治效忠网”。在这种情形下，最高统治者的实际角色“不是独裁者，而是可影响和能保持和平并能动员许多不同集团(邦国)的斡旋者”。因此，“王圈”统治者的行政控制权常常仅限于他直接影响下的领土。这使得“王圈”中央王权的政治影响很少能够长期持续，常伴随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力的转移而发生变化，从而引起政治空间的不断重组。”
东汉时，可能有中国人经此道至印度者。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有东离国，都沙奇城，在大竺东南3000里，列城数十，皆称王，后为大月氏所征服。车离即乔萨罗国，在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沿岸。
《魏略》说此国一名礼惟特、一名沛隶王。沛隶是古代居住在恒河三角洲北方的奔那人。其南方为孟加人，汉代文献中写作盘起，《魏略?西戌传》称盘越国，又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古称高达--孟加。
高达泛指三角洲巴吉拉提河两岸直到海滨的广大地区，相当于孟加拉南部地区。此地除了西北丝路南道越葱岭，经贵霜至天竺，转向东南恒河流域入海口可至，中国西南地区的商人大概也有经缅道而至者。
中亚、西亚的商人也可以从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河谷，越过山口后，就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以及平原之上的几百个小邦国，之后货物由西南夷中转商翻过中缅山区运送进入巴蜀。
若从东汉的益州(东汉时治所在四川雒县，中平中移毛绵竹，兴平中又移至成都)出发，南行折西，经今大理过澜沧江，到永昌郡，西行过怒江，出高黎贡山至腾冲，再从这里西南行到蒲甘(在今缅甸中部，伊洛瓦底江中游东岸)。由蒲甘沿亲敦江而上，经胡康河谷由曼尼普尔进入阿萨密，再南下达卡地区，由此溯恒河而西，从陆路入印度。
在印度经华氏城、曲女城到亚穆纳河畔的马士腊，北上五河流域的奢羯罗、塔克西拉，过普尔山口至大夏，与西北丝绸之路在木鹿汇合;除了走陆路完成与西北丝路的连接之外，从缅甸亦可走水路沿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出孟加拉湾航行到印度。与印度洋航道连接起来。
《魏略?西戎传》记载，大秦国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当由缅甸海岸登陆而达永昌。
《厄立特里业海航行记》关于印度东海岸以东地方的描述也可以印证这条路线。
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以缅甸为商业通道，“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弥诺江经曼尼普尔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在其地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
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时候想要前往大夏，对于秦帝国，或者是对于一些个人而言，是无比困难的事情。
……
康居也可以说是一个西域强国，但是这个时期的康居是否如同汉武帝时期一样强盛，张嘉师并没有足够的情报佐证。
而在东汉时期，康居国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领地很大。
据《后汉书》记载，康居国西南都城与安息国相邻，东南与贵霜王朝的大月氏国相邻，北部奄蔡国、严国均已臣属康居，中部为康居国本土，形成中亚地区月氏、康居、安息三个大国鼎立的局面。
东汉时的西域，因东汉与西域三绝三通，西汉末的五十余国到东汉初，经过相互攻伐兼并，已形成莎车、于阗、鄯善三国并立的局面，其中莎车势力最大，中亚大宛国已经臣属于莎车。到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前，莎车又被于阗国攻灭。自西汉末王莽统治时，西域各国因对边疆政策不满，匈奴乘虚而入，重新控制了西域，龟兹国渐渐崛起，势力扩展到疏勒。
早在公元前71～前54，匈奴内乱，五单于并立争夺霸主。乱世中，郅支单于向西扩展，后来被康居王接去，安置在与乌孙国相邻的地方，联手对付乌孙，搞得乌孙西部千里空无人烟，显然此时康居的势力范围逐渐扩大。《汉书?陈汤列传》称：“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赤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又遣使责阖苏、大宛诸国岁遗，不敢不予。”
郅支单于西迁康居时期，已经有相当多的匈奴人在康居定居。郅支单于的扩张也给康居提供了机遇。
郅支单于被汉朝剿灭后，康居在中亚的势力范围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势力大增。汉成帝年间，康居国成了乌孙小昆弥的庇护地。当时，小昆弥子拊的弟弟日贰杀兄篡位后，因恐汉朝讨伐而逃往康居避难。公元前11年，乌孙小昆弥末振将曾率八万余众北附康居，想借康居兵兼并大小两昆弥。
到公元91年后，北匈奴被东汉击溃，而且鲜卑人在蒙古高原崛起，北匈奴又西迁康居，与郅支单于的残部会合。在北匈奴西迁浪潮的冲击下，康居被迫南迁到索格狄亚那地区，故而以后的汉文史料中往往将康居、粟特并称，并说康国为“康居之后”。北匈奴大规模西迁乌孙、康居是在公元二世纪中期。在康居南迁时，也有一部分匈奴人随着而来。这个时期，康居国北部的领土大为缩小，锡尔河以北地区被西迁的匈奴人占据。
班超平定西域各国叛乱期间，康居国对班超和东汉政权有过帮助，也有过阻挠。那时，班超率疏勒、于阗、纡弥等国兵一万余人攻破龟兹国姑墨石城。此时的康居、月氏、乌孙等国都有归附汉朝的愿望，想帮助班超并力攻灭龟兹，打通与汉朝往来的通道。后来，莎车王勾结疏勒王反叛汉朝，康居王曾派兵援助疏勒王，导致班超久攻不下。这个时期的康居和贵霜刚刚和亲结盟，班超派使者给月氏王送去厚礼，通过月氏王向康居王劝谕，康居退兵，并将疏勒王押到月氏，转送汉朝。三年后，疏勒王又向康居借兵打回来，占据一些地方，并与龟兹国密谋诈降，被班超识破诡计，遂将疏勒王处斩。此后，康居与汉朝之间相安无事。
东汉时期，康居国的强大时间并不太长，基本上在班超出使西域前后。康居国的强大比起同时期的贵霜帝国来要略逊一筹。
公元三世纪时，贵霜帝国开始衰落，沦为波斯萨珊王朝的控制之下，贵霜帝国在印度的领土也逐渐缩小。
公元265～274年，康居十分弱小，康居王遣使到晋朝献马，希望与新崛起的西晋王朝结交。
公元三世纪后，康居国已没有清晰的国界，史书中对康居自三国时就已称其为“粟弋”，专指当地居民的种类和地名了。
南北朝时期，哒势力崛起，康居相对衰弱。哒人西迁后，康居国就不复存在了。
张嘉师很想在匈奴人的攻势面前，采取“远交近攻”的方式来减轻秦帝国所面对的庞大压力。
但是张嘉师在整理了相关的资料之后，发现的是这一点是基本上无法做到的。
因为以眼下张嘉师所知道的情况，匈奴人周边的势力，实力最为强大的居然就是他眼下所主掌的这个百废待兴的秦帝国。
而在其他地方，即使是有势力与匈奴人不对付，要么这个势力是秦帝国眼下无法接触到的，要么就被匈奴人打得只剩下喘息的能耐。
其中，大月氏以及西羌就是后者。而作为匈奴人在草原上的“劲敌”东胡，更是处于一种若是秦帝国不给予支援的话，匈奴人几乎是覆手可灭的态势当中。
而前者的话，张嘉师很清楚以眼下的态势而言，即使是找到这么一个势力愿意与秦帝国夹击匈奴人，恐怕都不见得有什么效果。
因为这些实力大部分都相对较弱。尤其是以秦帝国较为容易接触到的西域诸国，同样也是这个范畴之内。
……
乌孙国在西域诸国当中，可以说是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当中的强国。
但是眼下的乌孙实力不算太强，尤其是乌孙人在面对被匈奴人所击溃的大月氏西迁残部，居然是被大月氏残部打得连君主都被杀……
好吧，张嘉师不得不说一句，这样的乌孙能够有什么指望？
当然，乌孙跟大月氏的冲突有可能是因为乌孙打算吞并经过其境内的大月氏残部，结果双方自然而然就打起来。
估计大月氏人都没有想到，自己处于那种劣势之下，都能够反杀对方，继续自己的西迁的道路。
若非是当时的乌孙王族受到匈奴人的庇护，恐怕乌孙会被其他的西域三十六国所吞并攻灭。
传说难兜靡被杀时，猎骄靡还在襁褓中，被遗弃荒野。乌鸦找肉喂养猎骄靡，狼又为他哺乳。匈奴冒顿单于感到奇怪，认为猎骄靡是神，于是决定养育他。
难兜靡之子猎骄靡长大后“自请单于报父怨”，并得到匈奴单于的帮助，赶走伊犁河流域的月氏，约在西汉文帝后元三年至后元四年举族西迁至那里复国。
再者，乌孙族内本来就包含塞人及月氏。乌孙西迁伊犁河下游后，相信猎骄靡得知匈奴单于占用族人原本在河西走廊的牧地，并且设王分治，以自己的族名“昆”命名为“昆邪王”。匈奴单于的做法触犯“昆”的名讳，于是不用昆命名而改用“乌孙”为部族的名称。
……
大夏有可能是一个在国力上不惧怕匈奴的国家。
但是在其外交而言，或者是说其地理环境，大夏并非是秦帝国可轻易接触到的国家。
尤其是张嘉师很想知道的是，吐火罗语这种语言在这个时候有没有秦人会说……
在历史上，中国最早知道大夏存在的人，应该就是张骞。
张骞在大夏时，得知由蜀郡西南取道身毒可通大夏，张骞及时地报道了与西北诸国往来的可能性；他暗示了与那些地区通商的潜在价值。他还指出了与像中国那样反匈奴的其他民族结盟的好处。具有雄才大略而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听后十分惊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到大夏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扩大疆土。
武帝即封张骞为博望侯，命其以蜀郡、踺为郡为据点，派遣四路秘密使者，分头探索通往身毒的道路，但都遭到西南少数民族的阻拦未获成功。
武帝又从内地广征士卒，举兵攻打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及许多部落。但由于封建统治者造成的民族隔阂太深，以及昆明、隽等族的头人酋长为了垄断丰厚的过境贸易而拼死抵抗，历经十余年，结果仅打通了从成都到洱海地区的道路，官方使者未能超过大理至保山一带，只能通过各部族、印度作中介与大夏商人间接贸易。
在缅甸南部伊洛瓦底江下游地区，公元前后已有孟人居住。当时印度人把这一地区称为“苏瓦纳布米”，意即“黄金地”。
人们以为印度人进入缅甸，只限于沿海区域及缅甸中部平原地带，唯据4世纪的华阳国志，印度人亦曾沿雷多一带山区，越过森林山以而进入缅北之通道，深入缅北中缅边境，因此，缅甸受印度文化之熏陶很深。
正如西方学者所说令人惊奇的是，从公元初午就与中国发生密切商业和外交联系的缅甸在文化方而受中国之影响却是无足轻重的。其实这是中国和印度的文化活动对缅甸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的结果。
中南半岛城邦国的发展和海上丝绸之路有关，所处城邦都在这条路线上这样才滋生了扶南国；缅甸的城邦国家则是在印度到中国西南蜀身毒道上形成的是为骠国。古典时代一直到中世纪初，中南半岛大国尊循的是商业立国而商业离不开航线和商路。这两条路线的疏远导致两个先兴起的国家没有竞争的必要，而地形和早期技术的限制的隔绝又导致了两个国家没有竞争的可能。
最后，中心地区.与边远地区的关系是一种松散的“曼茶罗”关系。这种政治结构是种内聚力程度很低的松散结构。
一种观点认为，“东南亚早期的政治版图是从史前时期定居人群的网状组织发展而来的，并且在历史记载中呈现一种部分重迭的曼荼罗或王圈的拼揍的状况。在每一个曼荼罗内，有一个国王，具有神和宇宙的权威。他宣称自己的权威凌驾于王国内名义上降服于他的盟友及封臣的其他统治者之上。”
“王圈理论”在内涵上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在宗教方面，统治者分享神的权威，通过宗教仪式使自己神圣化，吸引追随者；二是在政治方面，“王圈”代表了在一个无固定边界的地理区域内的一种特殊的、不稳定的政治状况，“王圈”内众多权力中心靠私人依附关系而结成一张“政治效忠网”。在这种情形下，最高统治者的实际角色“不是独裁者，而是可影响和能保持和平并能动员许多不同集团(邦国)的斡旋者”。因此，“王圈”统治者的行政控制权常常仅限于他直接影响下的领土。这使得“王圈”中央王权的政治影响很少能够长期持续，常伴随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力的转移而发生变化，从而引起政治空间的不断重组。”
东汉时，可能有中国人经此道至印度者。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有东离国，都沙奇城，在大竺东南3000里，列城数十，皆称王，后为大月氏所征服。车离即乔萨罗国，在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沿岸。
《魏略》说此国一名礼惟特、一名沛隶王。沛隶是古代居住在恒河三角洲北方的奔那人。其南方为孟加人，汉代文献中写作盘起，《魏略?西戌传》称盘越国，又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古称高达--孟加。
高达泛指三角洲巴吉拉提河两岸直到海滨的广大地区，相当于孟加拉南部地区。此地除了西北丝路南道越葱岭，经贵霜至天竺，转向东南恒河流域入海口可至，中国西南地区的商人大概也有经缅道而至者。
中亚、西亚的商人也可以从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河谷，越过山口后，就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以及平原之上的几百个小邦国，之后货物由西南夷中转商翻过中缅山区运送进入巴蜀。
若从东汉的益州(东汉时治所在四川雒县，中平中移毛绵竹，兴平中又移至成都)出发，南行折西，经今大理过澜沧江，到永昌郡，西行过怒江，出高黎贡山至腾冲，再从这里西南行到蒲甘(在今缅甸中部，伊洛瓦底江中游东岸)。由蒲甘沿亲敦江而上，经胡康河谷由曼尼普尔进入阿萨密，再南下达卡地区，由此溯恒河而西，从陆路入印度。
在印度经华氏城、曲女城到亚穆纳河畔的马士腊，北上五河流域的奢羯罗、塔克西拉，过普尔山口至大夏，与西北丝绸之路在木鹿汇合;除了走陆路完成与西北丝路的连接之外，从缅甸亦可走水路沿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出孟加拉湾航行到印度。与印度洋航道连接起来。
《魏略?西戎传》记载，大秦国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当由缅甸海岸登陆而达永昌。
《厄立特里业海航行记》关于印度东海岸以东地方的描述也可以印证这条路线。
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以缅甸为商业通道，“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弥诺江经曼尼普尔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在其地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
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时候想要前往大夏，对于秦帝国，或者是对于一些个人而言，是无比困难的事情。
……
康居也可以说是一个西域强国，但是这个时期的康居是否如同汉武帝时期一样强盛，张嘉师并没有足够的情报佐证。
而在东汉时期，康居国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领地很大。
据《后汉书》记载，康居国西南都城与安息国相邻，东南与贵霜王朝的大月氏国相邻，北部奄蔡国、严国均已臣属康居，中部为康居国本土，形成中亚地区月氏、康居、安息三个大国鼎立的局面。
东汉时的西域，因东汉与西域三绝三通，西汉末的五十余国到东汉初，经过相互攻伐兼并，已形成莎车、于阗、鄯善三国并立的局面，其中莎车势力最大，中亚大宛国已经臣属于莎车。到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前，莎车又被于阗国攻灭。自西汉末王莽统治时，西域各国因对边疆政策不满，匈奴乘虚而入，重新控制了西域，龟兹国渐渐崛起，势力扩展到疏勒。
早在公元前71～前54，匈奴内乱，五单于并立争夺霸主。乱世中，郅支单于向西扩展，后来被康居王接去，安置在与乌孙国相邻的地方，联手对付乌孙，搞得乌孙西部千里空无人烟，显然此时康居的势力范围逐渐扩大。《汉书?陈汤列传》称：“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赤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又遣使责阖苏、大宛诸国岁遗，不敢不予。”
郅支单于西迁康居时期，已经有相当多的匈奴人在康居定居。郅支单于的扩张也给康居提供了机遇。
郅支单于被汉朝剿灭后，康居在中亚的势力范围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势力大增。汉成帝年间，康居国成了乌孙小昆弥的庇护地。当时，小昆弥子拊的弟弟日贰杀兄篡位后，因恐汉朝讨伐而逃往康居避难。公元前11年，乌孙小昆弥末振将曾率八万余众北附康居，想借康居兵兼并大小两昆弥。
到公元91年后，北匈奴被东汉击溃，而且鲜卑人在蒙古高原崛起，北匈奴又西迁康居，与郅支单于的残部会合。在北匈奴西迁浪潮的冲击下，康居被迫南迁到索格狄亚那地区，故而以后的汉文史料中往往将康居、粟特并称，并说康国为“康居之后”。北匈奴大规模西迁乌孙、康居是在公元二世纪中期。在康居南迁时，也有一部分匈奴人随着而来。这个时期，康居国北部的领土大为缩小，锡尔河以北地区被西迁的匈奴人占据。
班超平定西域各国叛乱期间，康居国对班超和东汉政权有过帮助，也有过阻挠。那时，班超率疏勒、于阗、纡弥等国兵一万余人攻破龟兹国姑墨石城。此时的康居、月氏、乌孙等国都有归附汉朝的愿望，想帮助班超并力攻灭龟兹，打通与汉朝往来的通道。后来，莎车王勾结疏勒王反叛汉朝，康居王曾派兵援助疏勒王，导致班超久攻不下。这个时期的康居和贵霜刚刚和亲结盟，班超派使者给月氏王送去厚礼，通过月氏王向康居王劝谕，康居退兵，并将疏勒王押到月氏，转送汉朝。三年后，疏勒王又向康居借兵打回来，占据一些地方，并与龟兹国密谋诈降，被班超识破诡计，遂将疏勒王处斩。此后，康居与汉朝之间相安无事。
东汉时期，康居国的强大时间并不太长，基本上在班超出使西域前后。康居国的强大比起同时期的贵霜帝国来要略逊一筹。
公元三世纪时，贵霜帝国开始衰落，沦为波斯萨珊王朝的控制之下，贵霜帝国在印度的领土也逐渐缩小。
公元265～274年，康居十分弱小，康居王遣使到晋朝献马，希望与新崛起的西晋王朝结交。
公元三世纪后，康居国已没有清晰的国界，史书中对康居自三国时就已称其为“粟弋”，专指当地居民的种类和地名了。
南北朝时期，哒势力崛起，康居相对衰弱。哒人西迁后，康居国就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