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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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师想要改变眼下的丧葬方面的问题，为了杜绝日后的祭田以及坟地之类的土地占有问题大致上是不可行的。
因为张嘉师很清楚一点，想要在这方面进行改变，并非是他一个人就能够做到的。因为在这一方面而言，所牵涉的问题实在是太多。
比如说即使是以陈平他们这些张嘉师手下核心人物而言，也许在其他方面，他们应该是无条件支持张嘉师的一些合理决策。但是在丧葬方面而言，他们若是支持张嘉师在这方面的改革，反而是一种让张嘉师都很奇怪的结果。
毕竟在某一方面而言，像是陈平这样的已经有家室的人而言，他们也许不在乎生前名气，只希望能够青史留名，但是对于身后事而言，以眼下的观念作为标准，恐怕他们做不到后世那种因为整体意识所改变而逐渐淡漠的土葬观点。
再者，即使是陈平等人真的是在这方面无条件支持张嘉师进行改变，但是自己的孩子尤其是秦帝国的皇帝嬴，又该如自处？
张嘉师很不希望一个情况出现，那就是在自己生前为了秦帝国的未来发展而制定一系列的改革方针，但是一旦到他死后，嬴因为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迫于外部压力而对这些改革进行推倒，那么张嘉师自己都很难保证会不会死不瞑目。
在丧葬方面，就有着这一方面的无奈。
毕竟秦帝国或者是之前包括秦国在内的诸侯王或者是皇帝，就对这方面很是重视。
也许在丧葬方面的格局有着一定的变化，但是整体而言，张嘉师认为只要在人心方面没有得到足够的影响，那么土葬这种格局就不会有根本改变的可能。
就以中国历史的大型陵寝体系而言，一直到民国初期而言，中山陵都算是这一方面的传承代表，更遑论在之前的皇陵体系。
……
在中国古代的皇陵体系而言，商朝的陵寝算是最早可以确立的。
商朝从汤立国到盘庚，共经历十世十九王。这些帝王陵墓没有历史记载，至今也没有发现。
根据《史记》的记载：“自盘庚迁都于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再未迁都“，在这期间共立了八世十二王。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商代后期盘庚迁都以后的帝王都埋葬在安阳洹水以北，武官村与侯家庄一带，隔河与小屯宫殿区相对。洹河的南岸是宫殿区、居民区和手工业区，北岸是王陵区，总面积有二十多万平方公里。
王陵区内已经发现的大墓有十三座，分为东西两区：东区五座，西区八座，其中一座是建好后并没有使用的空墓。由于文献资料不足，不能够考证它们各自的墓主。这些大墓中只有几座的墓道之间有互相打破的现象，但绝没有墓室相互打破的。由此可见，这些大墓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的。在陵墓区域内还发现有少数中型墓和大量的小型墓，应该是属于这些大墓的陪葬墓和殉葬坑。另外，还有大量的祭祀葬坑。
这些墓都属于土坑竖穴墓，按照平面形状可分为：亚字形、中字形和甲字形三种。亚字形大墓的墓室平面呈亚字形或方形。中字形大墓，墓室平面呈长方形。甲字形的大墓只发现了一座，墓室平面呈长方形，传说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就出在这里。墓道有斜坡状和台阶两种。墓室和墓道的面积大部分是四百到八百平方米，深度都在十米以上。
商王陵的地面上没有封土坟丘。在已经发掘的妇好墓中发现，墓口的上面有一座房基，平面是长方形的，大小与墓口差不多，上面排列着比较规整的柱穴。推断它应该是为祭祀墓主而建造的享堂或寝殿类建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同类建筑。
商代后期使用人牲和人殉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人牲是指把人当作牲畜杀死后祭祀祖先和山川神灵。被杀的人是战俘和奴隶。人殉则是为王室贵族殉葬的人，有陪臣、妻妾、侍卫、亲信和仆役等。商代王陵中使用的人牲和人殉，不但数量多，处置形式也最为残酷。这些人牲人殉分别埋葬在墓底、椁室外和墓道和填土中。
王室祭祀祖先的公共祭祀场所在王陵区的东部，面积有数万平方米。已发现一千多座祭祀葬坑，坑与坑之间排列有序，多数是南北向的。
坑内埋的人不仅有男女还有儿童。大多数死者被砍去头颅，有的在断肢断腰或肢解后扔在坑里。有少数女性和儿童做捆绑状，大约是被活埋的。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奴隶主贵族是多么的残忍野蛮。商王陵经过多次盗穴，随葬器物几乎被盗尽，其中不少精品已经流落到海外各地。
随葬品包括有青铜礼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玉、石、骨、角、象牙、白陶等，种类繁多，制作精美，其中很多是中国的文化瑰宝，比如，四号墓出土的鹿方鼎和牛方鼎，堪称是王室重器；司母戊大方鼎是商代最重的青铜器，制作精湛另人惊叹。
在东周时期已经出现了陵园。初期的陵园，大多在陵墓的四周挖掘隍壕或夯筑围墙，也有利用天然沟崖作屏障。陵园一侧有门，园内除陵墓外，没有其他附属建筑。
据文献记载，春秋晚期才开始在墓上构筑坟丘，如《礼记?檀弓》中记载了孔子为父母的坟建造坟丘，并认为此前没有坟丘，即“不封不树“、“墓而不坟、与地齐平“。但考古发现表明自战国中期起，赵、秦、楚、燕、齐、韩等国的君主死后都营建高大的坟丘，并尊称为“陵“，即指其高大如山林，也象征着王权的尊严和地位的崇高。坟丘都经过夯筑非常坚固，形状大体分为圆锥形和覆斗形两种。
历代帝王都为自己营造大型墓室。两周时期的墓室保持了商代以来的形制。战国时期的陵墓多在墓内填充沙、石、木炭以利防湿，保护墓室。
西周已经存在夫妻合葬。西周中期的鱼伯墓和河南浚县西周晚期的卫侯墓，都发现了夫妻“异穴合葬“的现象，即夫妻分别葬在两个相互紧靠的墓穴中。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异穴合葬的制度更趋普遍。
由于中国古代统治者盛行厚葬，因而大量的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作为随葬品被埋进了坟墓。两周时期诸侯王墓的随葬品仍然延续商代，以各种青铜器为主，包括酒器、乐器、饮食器、兵器、车马器、工具等，配备成套种类齐全。其中鼎和簋最为重要，其数量、组合是当时贵族身份的标志。战国时期随葬品中漆器等生活用品的比重显著增加。
人牲和人殉在西周仍然很普遍，西周中期以后杀殉逐渐减少，但直到战国初期的一些贵族的大墓中仍然大量存在。战国中期以后这中残酷的杀殉遭到了人们的反对，殉人减少，并出现了用木俑和陶俑来替代人殉随葬。秦国在献公时废除了人殉制度。
燕侯墓在现在的琉璃河东面，它的西北就是燕国的都城。这里发掘过很多大墓。这些大墓分布在大约五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排列没有一定的规律。大型墓和一些中型墓有“车马坑“。有的整车平放，杀死的马放在车辕两侧；有的先把杀死的马排放在坑底，再把拆开的车部件放置在上面，车轮斜靠着坑壁。
在一些出土文物当中，重要的有漆盾和带铭文的铜鼎。
上面的铭文明确记载了四周初年周王册封燕侯授民授土，把九个族一起划归燕王管理的史实。墓地还出土了一些带铭文的铜器，铭文记载了燕王赏赐奴隶、货币的情况。
有一件铜鼎记载了堇奉燕侯之命前往宗周向太宝公贡献食物并受到赏赐，这就和史料所记载的召公长子封在燕，而本人仍在宗周辅弼王室的史实相印证。
燕王墓在燕下都的西北，分为两个墓区，中间有古道河相隔。这些墓南北排列井然有序。墓室是长方形，四壁夯筑后再用火烧加以坚固。
墓曾经被盗，残存的随葬品有礼器、编钟，但是没有兵器和车马。礼器都是陶制的，形制完全模仿铜器，有九件列鼎一套，七件列鼎二套，簋八件一套，鼎簋数和文献的记载是一致的。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秦始皇开创的陵寝制度对以后历代帝王陵园建筑影响是最大的。秦始皇时，陵园的布局既继承了秦国的陵寝制度，同时又吸收了东方六国陵寝的一些作法，规模更加宏大，设施更加完备。
总体上仿照都城宫殿的规划布置，充分体现了中央集权制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
秦朝开始的陵区附近设置城邑，并以陵号来命名。比如秦始皇所建的丽邑。同时，秦延续了建造用于祭祀的建筑的作法。秦始皇生前就在渭水南面为自己建立了宗庙，设立了神主，并且在陵侧建立寝宫，摆设设衣冠用具以便就近接受日常祭祀。
西汉继承了秦代陵寝制度并且有所发展。
陵园里只有一个重城，陵墓在陵园的中央，坐西朝东。陪葬墓区也在陵墓前方。西汉初期，帝、后在一座陵园内异穴合葬。
从文帝开始，帝、后各建一座陵园。到景帝的时候，在文帝霸陵旁也建造庙宇。以后这种陵旁边立庙的制度一直延续到西汉末。西汉开始，帝王陵墓除了掘地起坟之外，还出现了一种“凿山为陵“的形制。
这种形制在当时的一些诸侯王墓中也普遍存在。
到了西汉的中晚期，墓室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凿山为陵“的墓室大多数是横穴式，并且分为耳室、前室和后室等很多部分。而竖穴式的坟则改用砖和石料构建墓室。形制和结构完全模仿了现实生活中的房屋、宫殿和院落。这种墓室起到了椁的作用，所以墓室里的葬具只有棺而没有椁。在这些墓葬里，墙壁上大都绘有彩色的壁画，或者有模印的画像砖，而在石结构的墓葬里则大都是雕刻画像。壁画的题材很广泛，除了神灵怪兽、历史故事之外，主要是表现帝王生前的各种生活场面。
西汉时期从高祖开始，出于政治目的，各陵都安置了很多陪葬墓，被称为“陪陵“，形成规模宏大的陪葬墓地。陪葬者大都是当时的朝廷重臣和皇亲国戚。
据记载，陪葬长陵的有萧何、曹参、张良等一些开国元勋；陪葬茂陵的有卫青、霍去病等名将。陪葬者的墓地多是皇帝所赐，各自建有陵园、园邑和祠堂。
有的还把子孙附葬在父祖墓旁，形成宗族墓地。
陪葬者地位越高，离帝陵越近，封土也较高大。从西汉陪葬者的地位和身份来看，高祖、武帝、宣帝等帝陵陪葬墓中的多是朝廷重臣、名相。
但到了西汉晚期，元帝、成帝、哀帝等陵的陪葬者则或是外戚，或是佞幸，或是妃嫔、宫人。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政治上的兴哀和变化。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厚葬之风最盛行的时期。包括珍宝、明器、陶俑、车马、粮食等，身前身后的用品无所不有。
汉高祖刘邦长陵，在陕西省咸阳市窑店乡北的咸阳原上，坐北朝南，南面是川流不息的渭水，北面是巍峨壮观的九峻山，秦川故道穿逾原下。长陵坐落在咸阳原的南部，居高临下，威武壮观，显示了封建帝王高高在上的尊严。
刘邦称帝的第二年开始营建长陵。陵园是仿照西汉都城长安建造的，只是规模略小而已。陵园内还建有豪华的寝殿、便殿。寝殿是陵园中的正殿，殿内陈设汉高祖的“衣冠几仗象生之具“，完全像皇帝生前时一样侍奉。
汉高祖刘邦的陵冢在陵园的偏西处，形状像覆斗，是夯土迭筑而成的。陵前立有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书的“汉高祖长陵“石碑一通，陵冢下面是刘邦的安寝的地宫。陵园中还有吕后合葬陵，在长陵东面二百多米的地方。
由于汉代的制度造成帝后不同陵，所以吕后单独起陵于长陵之东。吕后陵是覆斗形。陵园的北面是长陵邑的所在地，在现在咸阳市的韩家湾。
陵邑略呈长方形，城墙由夯土筑成，南北长，东西宽。陵邑的南墙部分与陵园边墙重合，东面没有城墙建筑。刘邦生前就迁徙大姓和贵戚之家在陵邑中，让其侍奉陵园，陵邑户口多达五万多。
唐朝诗人刘彦谦《长陵诗》说：“长陵高阙此安刘，附葬累累尽列侯。“
在西汉诸陵中，长陵的陪葬墓数量最多，跟随刘邦南征北战的功臣和贵戚，死后多陪葬在长陵。
公元二十五年，刘秀建立了东汉政权，采用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特别重视丧葬礼仪，祭祀先祖。刘秀为适应政治上的需要，把豪族注重祭祀祖先祠堂的办法加以扩大，运用到陵寝制度中。
西汉时期寝殿一般建筑在陵园之中，庙建于陵园之外，大规模的祭祀典礼多在庙中进行。
东汉把这一礼仪移置陵园中。东汉明帝时，把每年元旦公卿百官会集贺皇帝的礼仪和八月举行的“酎祭“一并搬到陵园中。这样，宗庙的地位开始下降。为了适应陵园中举行祭祀的需要，陵园建筑也增添了新内容，开始在陵前建筑祭殿，还在陵旁建筑悬挂大钟，以便祭祀时鸣钟。东汉陵寝的这一变化，正是为了把公卿百官和地方官员团结在皇帝周围，以巩固东汉的统治。东汉陵园四周的建筑也与西汉相异，不筑垣墙，改用“行马“。
通往陵冢的神道两侧还列置成对石雕。东汉开创了在神道两侧建置石雕生的先例，更进一步显示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一建制为以后各朝所沿用并发展了。
东汉帝陵地下建筑改变了西汉以柏木黄心为椁的制度，多用石头砌建椁室，称为“黄肠石“。东汉十二个帝陵，除献帝禅陵远在河内郡山阳以外，其他十一个帝陵都在洛阳故城附近。
张嘉师想要改变眼下的丧葬方面的问题，为了杜绝日后的祭田以及坟地之类的土地占有问题大致上是不可行的。
因为张嘉师很清楚一点，想要在这方面进行改变，并非是他一个人就能够做到的。因为在这一方面而言，所牵涉的问题实在是太多。
比如说即使是以陈平他们这些张嘉师手下核心人物而言，也许在其他方面，他们应该是无条件支持张嘉师的一些合理决策。但是在丧葬方面而言，他们若是支持张嘉师在这方面的改革，反而是一种让张嘉师都很奇怪的结果。
毕竟在某一方面而言，像是陈平这样的已经有家室的人而言，他们也许不在乎生前名气，只希望能够青史留名，但是对于身后事而言，以眼下的观念作为标准，恐怕他们做不到后世那种因为整体意识所改变而逐渐淡漠的土葬观点。
再者，即使是陈平等人真的是在这方面无条件支持张嘉师进行改变，但是自己的孩子尤其是秦帝国的皇帝嬴，又该如自处？
张嘉师很不希望一个情况出现，那就是在自己生前为了秦帝国的未来发展而制定一系列的改革方针，但是一旦到他死后，嬴因为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迫于外部压力而对这些改革进行推倒，那么张嘉师自己都很难保证会不会死不瞑目。
在丧葬方面，就有着这一方面的无奈。
毕竟秦帝国或者是之前包括秦国在内的诸侯王或者是皇帝，就对这方面很是重视。
也许在丧葬方面的格局有着一定的变化，但是整体而言，张嘉师认为只要在人心方面没有得到足够的影响，那么土葬这种格局就不会有根本改变的可能。
就以中国历史的大型陵寝体系而言，一直到民国初期而言，中山陵都算是这一方面的传承代表，更遑论在之前的皇陵体系。
……
在中国古代的皇陵体系而言，商朝的陵寝算是最早可以确立的。
商朝从汤立国到盘庚，共经历十世十九王。这些帝王陵墓没有历史记载，至今也没有发现。
根据《史记》的记载：“自盘庚迁都于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再未迁都“，在这期间共立了八世十二王。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商代后期盘庚迁都以后的帝王都埋葬在安阳洹水以北，武官村与侯家庄一带，隔河与小屯宫殿区相对。洹河的南岸是宫殿区、居民区和手工业区，北岸是王陵区，总面积有二十多万平方公里。
王陵区内已经发现的大墓有十三座，分为东西两区：东区五座，西区八座，其中一座是建好后并没有使用的空墓。由于文献资料不足，不能够考证它们各自的墓主。这些大墓中只有几座的墓道之间有互相打破的现象，但绝没有墓室相互打破的。由此可见，这些大墓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的。在陵墓区域内还发现有少数中型墓和大量的小型墓，应该是属于这些大墓的陪葬墓和殉葬坑。另外，还有大量的祭祀葬坑。
这些墓都属于土坑竖穴墓，按照平面形状可分为：亚字形、中字形和甲字形三种。亚字形大墓的墓室平面呈亚字形或方形。中字形大墓，墓室平面呈长方形。甲字形的大墓只发现了一座，墓室平面呈长方形，传说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就出在这里。墓道有斜坡状和台阶两种。墓室和墓道的面积大部分是四百到八百平方米，深度都在十米以上。
商王陵的地面上没有封土坟丘。在已经发掘的妇好墓中发现，墓口的上面有一座房基，平面是长方形的，大小与墓口差不多，上面排列着比较规整的柱穴。推断它应该是为祭祀墓主而建造的享堂或寝殿类建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同类建筑。
商代后期使用人牲和人殉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人牲是指把人当作牲畜杀死后祭祀祖先和山川神灵。被杀的人是战俘和奴隶。人殉则是为王室贵族殉葬的人，有陪臣、妻妾、侍卫、亲信和仆役等。商代王陵中使用的人牲和人殉，不但数量多，处置形式也最为残酷。这些人牲人殉分别埋葬在墓底、椁室外和墓道和填土中。
王室祭祀祖先的公共祭祀场所在王陵区的东部，面积有数万平方米。已发现一千多座祭祀葬坑，坑与坑之间排列有序，多数是南北向的。
坑内埋的人不仅有男女还有儿童。大多数死者被砍去头颅，有的在断肢断腰或肢解后扔在坑里。有少数女性和儿童做捆绑状，大约是被活埋的。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奴隶主贵族是多么的残忍野蛮。商王陵经过多次盗穴，随葬器物几乎被盗尽，其中不少精品已经流落到海外各地。
随葬品包括有青铜礼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玉、石、骨、角、象牙、白陶等，种类繁多，制作精美，其中很多是中国的文化瑰宝，比如，四号墓出土的鹿方鼎和牛方鼎，堪称是王室重器；司母戊大方鼎是商代最重的青铜器，制作精湛另人惊叹。
在东周时期已经出现了陵园。初期的陵园，大多在陵墓的四周挖掘隍壕或夯筑围墙，也有利用天然沟崖作屏障。陵园一侧有门，园内除陵墓外，没有其他附属建筑。
据文献记载，春秋晚期才开始在墓上构筑坟丘，如《礼记?檀弓》中记载了孔子为父母的坟建造坟丘，并认为此前没有坟丘，即“不封不树“、“墓而不坟、与地齐平“。但考古发现表明自战国中期起，赵、秦、楚、燕、齐、韩等国的君主死后都营建高大的坟丘，并尊称为“陵“，即指其高大如山林，也象征着王权的尊严和地位的崇高。坟丘都经过夯筑非常坚固，形状大体分为圆锥形和覆斗形两种。
历代帝王都为自己营造大型墓室。两周时期的墓室保持了商代以来的形制。战国时期的陵墓多在墓内填充沙、石、木炭以利防湿，保护墓室。
西周已经存在夫妻合葬。西周中期的鱼伯墓和河南浚县西周晚期的卫侯墓，都发现了夫妻“异穴合葬“的现象，即夫妻分别葬在两个相互紧靠的墓穴中。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异穴合葬的制度更趋普遍。
由于中国古代统治者盛行厚葬，因而大量的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作为随葬品被埋进了坟墓。两周时期诸侯王墓的随葬品仍然延续商代，以各种青铜器为主，包括酒器、乐器、饮食器、兵器、车马器、工具等，配备成套种类齐全。其中鼎和簋最为重要，其数量、组合是当时贵族身份的标志。战国时期随葬品中漆器等生活用品的比重显著增加。
人牲和人殉在西周仍然很普遍，西周中期以后杀殉逐渐减少，但直到战国初期的一些贵族的大墓中仍然大量存在。战国中期以后这中残酷的杀殉遭到了人们的反对，殉人减少，并出现了用木俑和陶俑来替代人殉随葬。秦国在献公时废除了人殉制度。
燕侯墓在现在的琉璃河东面，它的西北就是燕国的都城。这里发掘过很多大墓。这些大墓分布在大约五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排列没有一定的规律。大型墓和一些中型墓有“车马坑“。有的整车平放，杀死的马放在车辕两侧；有的先把杀死的马排放在坑底，再把拆开的车部件放置在上面，车轮斜靠着坑壁。
在一些出土文物当中，重要的有漆盾和带铭文的铜鼎。
上面的铭文明确记载了四周初年周王册封燕侯授民授土，把九个族一起划归燕王管理的史实。墓地还出土了一些带铭文的铜器，铭文记载了燕王赏赐奴隶、货币的情况。
有一件铜鼎记载了堇奉燕侯之命前往宗周向太宝公贡献食物并受到赏赐，这就和史料所记载的召公长子封在燕，而本人仍在宗周辅弼王室的史实相印证。
燕王墓在燕下都的西北，分为两个墓区，中间有古道河相隔。这些墓南北排列井然有序。墓室是长方形，四壁夯筑后再用火烧加以坚固。
墓曾经被盗，残存的随葬品有礼器、编钟，但是没有兵器和车马。礼器都是陶制的，形制完全模仿铜器，有九件列鼎一套，七件列鼎二套，簋八件一套，鼎簋数和文献的记载是一致的。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秦始皇开创的陵寝制度对以后历代帝王陵园建筑影响是最大的。秦始皇时，陵园的布局既继承了秦国的陵寝制度，同时又吸收了东方六国陵寝的一些作法，规模更加宏大，设施更加完备。
总体上仿照都城宫殿的规划布置，充分体现了中央集权制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
秦朝开始的陵区附近设置城邑，并以陵号来命名。比如秦始皇所建的丽邑。同时，秦延续了建造用于祭祀的建筑的作法。秦始皇生前就在渭水南面为自己建立了宗庙，设立了神主，并且在陵侧建立寝宫，摆设设衣冠用具以便就近接受日常祭祀。
西汉继承了秦代陵寝制度并且有所发展。
陵园里只有一个重城，陵墓在陵园的中央，坐西朝东。陪葬墓区也在陵墓前方。西汉初期，帝、后在一座陵园内异穴合葬。
从文帝开始，帝、后各建一座陵园。到景帝的时候，在文帝霸陵旁也建造庙宇。以后这种陵旁边立庙的制度一直延续到西汉末。西汉开始，帝王陵墓除了掘地起坟之外，还出现了一种“凿山为陵“的形制。
这种形制在当时的一些诸侯王墓中也普遍存在。
到了西汉的中晚期，墓室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凿山为陵“的墓室大多数是横穴式，并且分为耳室、前室和后室等很多部分。而竖穴式的坟则改用砖和石料构建墓室。形制和结构完全模仿了现实生活中的房屋、宫殿和院落。这种墓室起到了椁的作用，所以墓室里的葬具只有棺而没有椁。在这些墓葬里，墙壁上大都绘有彩色的壁画，或者有模印的画像砖，而在石结构的墓葬里则大都是雕刻画像。壁画的题材很广泛，除了神灵怪兽、历史故事之外，主要是表现帝王生前的各种生活场面。
西汉时期从高祖开始，出于政治目的，各陵都安置了很多陪葬墓，被称为“陪陵“，形成规模宏大的陪葬墓地。陪葬者大都是当时的朝廷重臣和皇亲国戚。
据记载，陪葬长陵的有萧何、曹参、张良等一些开国元勋；陪葬茂陵的有卫青、霍去病等名将。陪葬者的墓地多是皇帝所赐，各自建有陵园、园邑和祠堂。
有的还把子孙附葬在父祖墓旁，形成宗族墓地。
陪葬者地位越高，离帝陵越近，封土也较高大。从西汉陪葬者的地位和身份来看，高祖、武帝、宣帝等帝陵陪葬墓中的多是朝廷重臣、名相。
但到了西汉晚期，元帝、成帝、哀帝等陵的陪葬者则或是外戚，或是佞幸，或是妃嫔、宫人。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政治上的兴哀和变化。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厚葬之风最盛行的时期。包括珍宝、明器、陶俑、车马、粮食等，身前身后的用品无所不有。
汉高祖刘邦长陵，在陕西省咸阳市窑店乡北的咸阳原上，坐北朝南，南面是川流不息的渭水，北面是巍峨壮观的九峻山，秦川故道穿逾原下。长陵坐落在咸阳原的南部，居高临下，威武壮观，显示了封建帝王高高在上的尊严。
刘邦称帝的第二年开始营建长陵。陵园是仿照西汉都城长安建造的，只是规模略小而已。陵园内还建有豪华的寝殿、便殿。寝殿是陵园中的正殿，殿内陈设汉高祖的“衣冠几仗象生之具“，完全像皇帝生前时一样侍奉。
汉高祖刘邦的陵冢在陵园的偏西处，形状像覆斗，是夯土迭筑而成的。陵前立有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书的“汉高祖长陵“石碑一通，陵冢下面是刘邦的安寝的地宫。陵园中还有吕后合葬陵，在长陵东面二百多米的地方。
由于汉代的制度造成帝后不同陵，所以吕后单独起陵于长陵之东。吕后陵是覆斗形。陵园的北面是长陵邑的所在地，在现在咸阳市的韩家湾。
陵邑略呈长方形，城墙由夯土筑成，南北长，东西宽。陵邑的南墙部分与陵园边墙重合，东面没有城墙建筑。刘邦生前就迁徙大姓和贵戚之家在陵邑中，让其侍奉陵园，陵邑户口多达五万多。
唐朝诗人刘彦谦《长陵诗》说：“长陵高阙此安刘，附葬累累尽列侯。“
在西汉诸陵中，长陵的陪葬墓数量最多，跟随刘邦南征北战的功臣和贵戚，死后多陪葬在长陵。
公元二十五年，刘秀建立了东汉政权，采用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特别重视丧葬礼仪，祭祀先祖。刘秀为适应政治上的需要，把豪族注重祭祀祖先祠堂的办法加以扩大，运用到陵寝制度中。
西汉时期寝殿一般建筑在陵园之中，庙建于陵园之外，大规模的祭祀典礼多在庙中进行。
东汉把这一礼仪移置陵园中。东汉明帝时，把每年元旦公卿百官会集贺皇帝的礼仪和八月举行的“酎祭“一并搬到陵园中。这样，宗庙的地位开始下降。为了适应陵园中举行祭祀的需要，陵园建筑也增添了新内容，开始在陵前建筑祭殿，还在陵旁建筑悬挂大钟，以便祭祀时鸣钟。东汉陵寝的这一变化，正是为了把公卿百官和地方官员团结在皇帝周围，以巩固东汉的统治。东汉陵园四周的建筑也与西汉相异，不筑垣墙，改用“行马“。
通往陵冢的神道两侧还列置成对石雕。东汉开创了在神道两侧建置石雕生的先例，更进一步显示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一建制为以后各朝所沿用并发展了。
东汉帝陵地下建筑改变了西汉以柏木黄心为椁的制度，多用石头砌建椁室，称为“黄肠石“。东汉十二个帝陵，除献帝禅陵远在河内郡山阳以外，其他十一个帝陵都在洛阳故城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