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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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产的经历当中，其最为著名的两件事情，就是其对郑国的经济改革以及铸造刑鼎。
而在很大一方面而言，铸造刑鼎就是子产为其的经济改革进行铺路的重要举措。
此举事实上也被商鞅所模仿，著名的历史典故立木建信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改进的手段。
……
子产是春秋后期郑国著名政治家，当时郑国内忧外患，国力日渐衰败，处境非常危险。为了富国强兵，子产大力推行社会改革，处罚那些荒唐不法、奢侈浪费的人。很多大贵族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损害，他们对改革措施说三道四，甚至还编了歌谣咒骂子产：“硬逼我把上好的衣帽藏起来，还把我的田产左查又查！谁要去杀子产啊，我一定也参加！”面对威胁，子产毫不退却，他说：“只要对国家有好处，我死也得做。推行善政，不能中途改变，我决心坚持到底。”
为了使国家有法可依，子产主持制定了“刑书”。这套刑书起初写在竹简或木简上，后来子产下令把全部文字铸在一口鼎上，放在王宫门口，让老百姓都能看到，这就是有名的“刑鼎”。
法律应该公之于众，这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当时却掀起轩然大波。晋国大夫叔向派人给子产送了封信，开头就说：“开始我对您的执政抱着很大希望，现在完了！”然后说：“从前那些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都是衡量事情的轻重来判罪，不制定刑法。老百姓一旦知道法律，就会对上面不恭敬，就会产生争夺之心，拿着刑法作根据，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触犯法律的案件会更多，整个国家就很难治理啦！”
叔向还说：“夏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定了《禹刑》；商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作了《汤刑》；周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定了《九刑》。这三种法律，都是在王朝统治的晚期才出现的。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必然多订法律。您现在辅佐郑国，忙着制定刑法，还要铸在鼎上，在您活着的时候，郑国恐怕就要衰败了吧！”
子产回信说：“正如您信中说的那样，我是个没有才能的人，管不了子孙后代那么遥远的事。我现在公布刑法，是要挽救眼下已经混乱不堪的当代呀！”
子产执政的第三个年头，改革初见成效，百姓从中获得实惠，郑国又流传着一首歌谣：“我们有子弟啊，子产来教导；我们有田地啊，子产帮我们把产量提高；要是子产死了呀，有谁还能像他这样好？”
孔子的生活时代略晚于子产，他主张用德行、礼义治国，反对子产铸刑鼎，却肯定了子产改革的巨大成效，赞美他是给百姓带来福祉的“仁人”。
而有一种观点认为，子产此举，开启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时期，宗法贵族的气势减弱了，新的地主阶层兴起。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以及经济条件都在发生变化，“铸刑鼎”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在潮流推动之下，晋国在子产“铸刑鼎”之后20多年，也把刑法铸在鼎上，向社会公布了。
可是孔子认为这样做不对。在晋国公布了法律之后，孔子说，晋国大概因此要灭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怎么能显出贵族的尊贵?
孔子一向最重视礼，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认为法律是有害的。所以他对“铸刑鼎”如此猛贬，并不奇怪。孔子认为，如果用法律治理国家，那么人们就专注于法律，只求免于犯罪，而失去内心的廉耻，这样的社会未免太不理想，应该追求天下为公，人人讲仁爱，家家睡觉不关门，根本就没有小偷盗贼才对。
因此，孔子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有事要闹到诉诸法律，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会没有一件诉讼发生。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公布法律，实在要承受巨大压力。
但是从子产对郑国的经济改革的情况而言，公布法律取信于民有着其必然性。
……
在成为郑国相国之前，子产就知道，因循守旧的郑国，如果不经一番革新，万难应付危局。
在改革中，子产不回避争议，不压制争议，也不怕争议。他认为改革就是要迎着争议往前走。比如他改革军赋制度，增加税收，充实军饷，以增强郑国自卫能力，就遭到一些人咒骂。有人说：“子产的老爹就死在路上，他又要做蝎子尾巴了!”子产还主持全国农业普查，整顿三农。他采取的具体措施，一是厘清混乱的土地所有权状况，重新划分全国田地和沟渠。那些非法侵占的土地，或者充公，或者归还所有者。
在这个过程中，子产承认了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即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并向他们征收赋税，以增加国防开支。二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若干家为一个互助单位合作生产，并共用一口井等等。这些措施也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造成麻烦。
一时间，全国广为流传一个凶险的段子：取了我的田地重新划界，取了我的衣冠给藏起来，谁能够杀了子产?我一定跟他在一起!
到这个地步，子产怎么办?他的回答是：不要紧，只要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有利，我死也得做。实行改革不能中途退缩，坚持下去才能成功，我下决心不改变了!
子产说得出做得到，如果行不通，他宁肯撒手，也不迷恋高位。有一回，郑国大夫丰卷为了祭祀要求进行狩猎，未得子产批准。丰卷大怒，立刻征调忠于他的势力有所动作。子产得知，为了避免国家陷入分裂，马上辞职，并声明要离开郑国，以此表示他并非要通过排挤别人来为自己谋利。幸亏当时郑国最有实力的罕氏子皮经过考虑，表态支持子产，把丰卷驱逐，子产才复职。
复职之后，子产却下令保存丰卷的田产，过了三年召丰卷回国，又把田产还给丰卷，连这三年的田地收入也交给丰卷。子产并没有因为丰卷企图造反而没收他的田产。这是子产的宽容，也是他得到郑国人心的关键因素之一。
经过综合改革，过了三年，郑国人又唱道：我有子弟，子产给他们以教诲。我有田地，子产想办法让地里丰收。子产死了，谁来继承他的德政呢?
郑国处于晋楚两大霸之间，不得不讲究外交。在这方面，子产不拘一格，大胆启用了一批才华之士。公孙挥熟悉外国情况，善于措辞;裨谌最富谋略，但要在野外才能思考;冯简子思维周密果断，最善决策;游吉是个大帅哥，举止温文善于交际。子产每逢遇到国际大事，先向公孙挥咨询情况，并请他起草文件和讲话，充分准备在各种场合的措辞;然后和裨谌一起找个郊区安静的地方住下来，仔细筹划;筹划所得的方案请冯简子做个决断;最后委托游吉执行。
子产代表郑国参加国际会议，言辞慎重得体，既维护了郑国利益，又不轻易开罪别的国家，并且总能给自己留有余地。孔子曾称赞子产的外交，说子产的言论传播远近，无人不晓，这是因为子产经过充分的准备。
子产在郑国执政并推行改革二十多年(公元前543-前522年)，内政和外交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郑国在复杂艰难的情况下，保持了安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子产也是命蹇时乖的中国改革家中少有的幸运者，他虽然也经历几番磨难，但直到公元前522年他去世之际，还手握大权，并在临终之际将改革大任委托给他的继任者，隆重有如国家遗训。子产去世的消息传到鲁国，孔子含泪叹道：“子产啊，你是古之遗爱也!”
子产不毁乡校颂果说，以上强国富民的改革措施在历朝历代并不鲜见的话，那么，作为改革家的子产对中国历史独特的贡献，是他以罕见的魄力和胸怀，支持社会舆论监督，不干涉社会舆论对朝廷的批评。在野蛮残暴的春秋时期，仅此一例，千古流芳。
郑国人有个习惯，父老乡亲们常常到乡镇里的学校扎堆聊天，议论国家大事。
郑国很多人聚在学校里议论，影响就大了。这些郑国父老议论什么呢?《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说：“以论执政”，就是议论国家大事。当然，有赞扬有批评。
而在周厉王时期，更是因为这一个议论国家大事的情况导致周厉王最终失国身死：
周厉王暴虐成性，奢侈专横，百姓都公开议论他的过失。召公劝谏说：“百姓不能忍受暴虐的政令！”周厉王大怒，找到一个卫国的巫师，让他来监视那些议论的人，巫师告谁议论，周厉王就杀掉谁。这样一来，议论的人逐渐减少，但同时诸侯也不来朝拜。
周厉王三十四年，当时周厉王更加严苛，百姓没有谁再敢开口说话，路上相见也只能互递眼色示意而已。
周厉王见此非常高兴，告诉召公说：“我能消除百姓对我的议论，百姓再不敢有怨言。”
召公说：“这只是把他们的话堵塞回去而已。堵住百姓的嘴巴，要比堵住河流的害处更严重。水蓄积太多，河流一旦决口，所伤害的人一定很多；不让百姓说话，道理也是一样。所以，治水的人要疏通河流，使流水畅通；治理百姓的人要开放言论，使百姓敢说话。因此天子治理国政，要使上至公卿、下到列士都能进献讽喻朝政得失的诗篇，乐官进献所映民情的乐曲，史官进献前代得失利弊的史书，太师进献有劝戒意义的文辞，然后由盲人乐师朗诵和宣读。百官可以直接进谏言，平民则可以把意见辗转上达天子，左右近臣要尽规谏的责任，内亲外戚要考察和弥补天子的过失，乐师和太史要负责教导、诲育天子。老臣汇集、整理各方面意见，然后君王斟酌考虑衡量取舍。这样政事施行起来就很顺当，不会违背常理。百姓有嘴巴，就如同土地有山川，人类财富用度都从这里产生。百姓有嘴巴，又好比土地有饶田沃野，百姓衣服粮食也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百姓把话从嘴里说出来，善事加以推行，恶事加以阻止，这是能够产生财用衣食。百姓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心里考虑好就去做。如果堵住他们的嘴巴，那么赞同你的，跟随你的能有几个呢？”
周厉王不听劝阻。从此百姓都不敢说话。
……
在春秋时期的国情条件下，子产此举引来的争议可想而知。《左传》记载，有个叫然明的官员听到乡校里的批评意见，很是恼怒，就向子产提出建议说：把乡校封闭或是毁了吧，怎么样?
为什么然明向子产提出这样的建议呢?然明知道，子产曾说过，只有德高望重的圣人执政，才能靠宽容服人，其次的角色则应实行猛政。因为火性猛烈，人见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烧死的;而水性懦弱，人喜欢玩水，好多人因此淹死。然明觉得子产既然要实行猛政，对于反对自己的人，当然不会客气。
子产的回答却大出然明意外。子产说：“为什么?老百姓早晚到那里逛逛，谈谈国家大事的长短，这是他们关心国家啊。他们称赞的事情，我就实行;他们恼火的事情，我就改一下。他们实际上是我的老师，怎么能毁掉呢?我听说，真心钟爱自己的人民，就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靠强硬手段威吓可以防止怨恨的。毁掉乡校，当然能把批评的声音堵住，可是你想过没有，民怨像大河一样，修筑堤坝可以阻挡一阵，一旦决口，不知要伤害多少人，那时候抢救也来不及了。不如开出一些小渠道，因势利导。我的意思是说，把乡校里的议论当作药来吃吧。”
然明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现在才认识到您是能做大事的人，像我这样的小人实在没出息。要是照您的办法搞下去，郑国就有了依靠了!”
既实行猛政，又容纳人们的反对，这看似对立的宽严两个方面，在子产那里统一起来了。子产在春秋时期首创了多元局面。
这件事，孔子倒非常赞成。比子产小三十岁左右的孔子在鲁国听说子产不毁乡校，极力称赞说：“从这一点来看，如果有人说子产不仁，我是不会相信的!”孔子这样称赞子产，说明儒家有赞成舆论监督的一面。孔子虽然轻视法律，可他是主张仁爱百姓的，因此赞成让老百姓说话。
在子产的经历当中，其最为著名的两件事情，就是其对郑国的经济改革以及铸造刑鼎。
而在很大一方面而言，铸造刑鼎就是子产为其的经济改革进行铺路的重要举措。
此举事实上也被商鞅所模仿，著名的历史典故立木建信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改进的手段。
……
子产是春秋后期郑国著名政治家，当时郑国内忧外患，国力日渐衰败，处境非常危险。为了富国强兵，子产大力推行社会改革，处罚那些荒唐不法、奢侈浪费的人。很多大贵族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损害，他们对改革措施说三道四，甚至还编了歌谣咒骂子产：“硬逼我把上好的衣帽藏起来，还把我的田产左查又查！谁要去杀子产啊，我一定也参加！”面对威胁，子产毫不退却，他说：“只要对国家有好处，我死也得做。推行善政，不能中途改变，我决心坚持到底。”
为了使国家有法可依，子产主持制定了“刑书”。这套刑书起初写在竹简或木简上，后来子产下令把全部文字铸在一口鼎上，放在王宫门口，让老百姓都能看到，这就是有名的“刑鼎”。
法律应该公之于众，这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当时却掀起轩然大波。晋国大夫叔向派人给子产送了封信，开头就说：“开始我对您的执政抱着很大希望，现在完了！”然后说：“从前那些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都是衡量事情的轻重来判罪，不制定刑法。老百姓一旦知道法律，就会对上面不恭敬，就会产生争夺之心，拿着刑法作根据，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触犯法律的案件会更多，整个国家就很难治理啦！”
叔向还说：“夏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定了《禹刑》；商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作了《汤刑》；周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定了《九刑》。这三种法律，都是在王朝统治的晚期才出现的。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必然多订法律。您现在辅佐郑国，忙着制定刑法，还要铸在鼎上，在您活着的时候，郑国恐怕就要衰败了吧！”
子产回信说：“正如您信中说的那样，我是个没有才能的人，管不了子孙后代那么遥远的事。我现在公布刑法，是要挽救眼下已经混乱不堪的当代呀！”
子产执政的第三个年头，改革初见成效，百姓从中获得实惠，郑国又流传着一首歌谣：“我们有子弟啊，子产来教导；我们有田地啊，子产帮我们把产量提高；要是子产死了呀，有谁还能像他这样好？”
孔子的生活时代略晚于子产，他主张用德行、礼义治国，反对子产铸刑鼎，却肯定了子产改革的巨大成效，赞美他是给百姓带来福祉的“仁人”。
而有一种观点认为，子产此举，开启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时期，宗法贵族的气势减弱了，新的地主阶层兴起。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以及经济条件都在发生变化，“铸刑鼎”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在潮流推动之下，晋国在子产“铸刑鼎”之后20多年，也把刑法铸在鼎上，向社会公布了。
可是孔子认为这样做不对。在晋国公布了法律之后，孔子说，晋国大概因此要灭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怎么能显出贵族的尊贵?
孔子一向最重视礼，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认为法律是有害的。所以他对“铸刑鼎”如此猛贬，并不奇怪。孔子认为，如果用法律治理国家，那么人们就专注于法律，只求免于犯罪，而失去内心的廉耻，这样的社会未免太不理想，应该追求天下为公，人人讲仁爱，家家睡觉不关门，根本就没有小偷盗贼才对。
因此，孔子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有事要闹到诉诸法律，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会没有一件诉讼发生。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公布法律，实在要承受巨大压力。
但是从子产对郑国的经济改革的情况而言，公布法律取信于民有着其必然性。
……
在成为郑国相国之前，子产就知道，因循守旧的郑国，如果不经一番革新，万难应付危局。
在改革中，子产不回避争议，不压制争议，也不怕争议。他认为改革就是要迎着争议往前走。比如他改革军赋制度，增加税收，充实军饷，以增强郑国自卫能力，就遭到一些人咒骂。有人说：“子产的老爹就死在路上，他又要做蝎子尾巴了!”子产还主持全国农业普查，整顿三农。他采取的具体措施，一是厘清混乱的土地所有权状况，重新划分全国田地和沟渠。那些非法侵占的土地，或者充公，或者归还所有者。
在这个过程中，子产承认了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即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并向他们征收赋税，以增加国防开支。二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若干家为一个互助单位合作生产，并共用一口井等等。这些措施也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造成麻烦。
一时间，全国广为流传一个凶险的段子：取了我的田地重新划界，取了我的衣冠给藏起来，谁能够杀了子产?我一定跟他在一起!
到这个地步，子产怎么办?他的回答是：不要紧，只要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有利，我死也得做。实行改革不能中途退缩，坚持下去才能成功，我下决心不改变了!
子产说得出做得到，如果行不通，他宁肯撒手，也不迷恋高位。有一回，郑国大夫丰卷为了祭祀要求进行狩猎，未得子产批准。丰卷大怒，立刻征调忠于他的势力有所动作。子产得知，为了避免国家陷入分裂，马上辞职，并声明要离开郑国，以此表示他并非要通过排挤别人来为自己谋利。幸亏当时郑国最有实力的罕氏子皮经过考虑，表态支持子产，把丰卷驱逐，子产才复职。
复职之后，子产却下令保存丰卷的田产，过了三年召丰卷回国，又把田产还给丰卷，连这三年的田地收入也交给丰卷。子产并没有因为丰卷企图造反而没收他的田产。这是子产的宽容，也是他得到郑国人心的关键因素之一。
经过综合改革，过了三年，郑国人又唱道：我有子弟，子产给他们以教诲。我有田地，子产想办法让地里丰收。子产死了，谁来继承他的德政呢?
郑国处于晋楚两大霸之间，不得不讲究外交。在这方面，子产不拘一格，大胆启用了一批才华之士。公孙挥熟悉外国情况，善于措辞;裨谌最富谋略，但要在野外才能思考;冯简子思维周密果断，最善决策;游吉是个大帅哥，举止温文善于交际。子产每逢遇到国际大事，先向公孙挥咨询情况，并请他起草文件和讲话，充分准备在各种场合的措辞;然后和裨谌一起找个郊区安静的地方住下来，仔细筹划;筹划所得的方案请冯简子做个决断;最后委托游吉执行。
子产代表郑国参加国际会议，言辞慎重得体，既维护了郑国利益，又不轻易开罪别的国家，并且总能给自己留有余地。孔子曾称赞子产的外交，说子产的言论传播远近，无人不晓，这是因为子产经过充分的准备。
子产在郑国执政并推行改革二十多年(公元前543-前522年)，内政和外交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郑国在复杂艰难的情况下，保持了安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子产也是命蹇时乖的中国改革家中少有的幸运者，他虽然也经历几番磨难，但直到公元前522年他去世之际，还手握大权，并在临终之际将改革大任委托给他的继任者，隆重有如国家遗训。子产去世的消息传到鲁国，孔子含泪叹道：“子产啊，你是古之遗爱也!”
子产不毁乡校颂果说，以上强国富民的改革措施在历朝历代并不鲜见的话，那么，作为改革家的子产对中国历史独特的贡献，是他以罕见的魄力和胸怀，支持社会舆论监督，不干涉社会舆论对朝廷的批评。在野蛮残暴的春秋时期，仅此一例，千古流芳。
郑国人有个习惯，父老乡亲们常常到乡镇里的学校扎堆聊天，议论国家大事。
郑国很多人聚在学校里议论，影响就大了。这些郑国父老议论什么呢?《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说：“以论执政”，就是议论国家大事。当然，有赞扬有批评。
而在周厉王时期，更是因为这一个议论国家大事的情况导致周厉王最终失国身死：
周厉王暴虐成性，奢侈专横，百姓都公开议论他的过失。召公劝谏说：“百姓不能忍受暴虐的政令！”周厉王大怒，找到一个卫国的巫师，让他来监视那些议论的人，巫师告谁议论，周厉王就杀掉谁。这样一来，议论的人逐渐减少，但同时诸侯也不来朝拜。
周厉王三十四年，当时周厉王更加严苛，百姓没有谁再敢开口说话，路上相见也只能互递眼色示意而已。
周厉王见此非常高兴，告诉召公说：“我能消除百姓对我的议论，百姓再不敢有怨言。”
召公说：“这只是把他们的话堵塞回去而已。堵住百姓的嘴巴，要比堵住河流的害处更严重。水蓄积太多，河流一旦决口，所伤害的人一定很多；不让百姓说话，道理也是一样。所以，治水的人要疏通河流，使流水畅通；治理百姓的人要开放言论，使百姓敢说话。因此天子治理国政，要使上至公卿、下到列士都能进献讽喻朝政得失的诗篇，乐官进献所映民情的乐曲，史官进献前代得失利弊的史书，太师进献有劝戒意义的文辞，然后由盲人乐师朗诵和宣读。百官可以直接进谏言，平民则可以把意见辗转上达天子，左右近臣要尽规谏的责任，内亲外戚要考察和弥补天子的过失，乐师和太史要负责教导、诲育天子。老臣汇集、整理各方面意见，然后君王斟酌考虑衡量取舍。这样政事施行起来就很顺当，不会违背常理。百姓有嘴巴，就如同土地有山川，人类财富用度都从这里产生。百姓有嘴巴，又好比土地有饶田沃野，百姓衣服粮食也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百姓把话从嘴里说出来，善事加以推行，恶事加以阻止，这是能够产生财用衣食。百姓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心里考虑好就去做。如果堵住他们的嘴巴，那么赞同你的，跟随你的能有几个呢？”
周厉王不听劝阻。从此百姓都不敢说话。
……
在春秋时期的国情条件下，子产此举引来的争议可想而知。《左传》记载，有个叫然明的官员听到乡校里的批评意见，很是恼怒，就向子产提出建议说：把乡校封闭或是毁了吧，怎么样?
为什么然明向子产提出这样的建议呢?然明知道，子产曾说过，只有德高望重的圣人执政，才能靠宽容服人，其次的角色则应实行猛政。因为火性猛烈，人见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烧死的;而水性懦弱，人喜欢玩水，好多人因此淹死。然明觉得子产既然要实行猛政，对于反对自己的人，当然不会客气。
子产的回答却大出然明意外。子产说：“为什么?老百姓早晚到那里逛逛，谈谈国家大事的长短，这是他们关心国家啊。他们称赞的事情，我就实行;他们恼火的事情，我就改一下。他们实际上是我的老师，怎么能毁掉呢?我听说，真心钟爱自己的人民，就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靠强硬手段威吓可以防止怨恨的。毁掉乡校，当然能把批评的声音堵住，可是你想过没有，民怨像大河一样，修筑堤坝可以阻挡一阵，一旦决口，不知要伤害多少人，那时候抢救也来不及了。不如开出一些小渠道，因势利导。我的意思是说，把乡校里的议论当作药来吃吧。”
然明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现在才认识到您是能做大事的人，像我这样的小人实在没出息。要是照您的办法搞下去，郑国就有了依靠了!”
既实行猛政，又容纳人们的反对，这看似对立的宽严两个方面，在子产那里统一起来了。子产在春秋时期首创了多元局面。
这件事，孔子倒非常赞成。比子产小三十岁左右的孔子在鲁国听说子产不毁乡校，极力称赞说：“从这一点来看，如果有人说子产不仁，我是不会相信的!”孔子这样称赞子产，说明儒家有赞成舆论监督的一面。孔子虽然轻视法律，可他是主张仁爱百姓的，因此赞成让老百姓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