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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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说在人口基数相对而言较为充足的情况下，张嘉师可以从青玉灵书当中找到很多解决眼下大秦帝国国力因为内乱以及其他因素，而出现大规模下滑的办法。
这些办法的优缺点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办法有不少确实是可以对眼下大秦帝国的衰弱有着一定的帮助。
比如说一种在中国近代史上算是开启了军阀割据基础的方式，这一种方式就是团练。
……
团练并非是清朝时期独创的，而是有着相当的历史渊源。
最早真正冠以团练之名的，则是在唐朝时期。但是这个团练更多是一种官职，叫做团练使。
团练使，全名团练守捉使，唐代官制，负责一方团练的军事官职。
唐初团练使有都团练使、州团练使二种，皆负责统领地方自卫队，地位低于节度使。一般都团练使多由观察使兼任，州团练使常由刺史兼任。
州团练使最早见于岱岳观碑所载圣历元年兖州团练使。
与此同时，武则天为防御契丹、突厥的进扰，在今河南、河北建立武骑团兵。团练使大约是这些地方军队的统领者，但安史之乱前只在个别地区短时期内设置。安史乱起，全国兵兴，唐王朝又在部分藩镇或属郡设置都团练使、州团练使，以补充节度使的空缺。
都团练使自乾元元年起陆续置于江西、宣歙、浙东、福建、湖南、黔中等不设节度使、都防御使的地区，所辖州数多少不一。史载：“乾元元年，置团练守捉使、都团练守捉使，大者领州十余，小者二三州。”。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于衡州置“湖南都团练守捉观察处置使”，领衡州、潭州、道州、邵州、永州等五州。
大历十二年（777年）五月，唐王朝诏令除都团练使外，各州团练使全部废除，但不久又部分恢复。
黄巢之乱后，藩镇势力更加强大，都团练使渐升为节度使。沿用到五代时期。
唐朝都团练使、州团练使原是负责方镇或一州的军事，但因观察使兼任都团练使，刺史兼任州团练使，他们实际上成为一个方镇或一个州的军政长官。都团练使与节度使或都防御使的职掌相同，其区别在于地位的高低、迁转的先后、俸钱的多少及是否授予旌节。
所以设节度使都防御使的地区就不置都团练使，设州防御使就不置州团练使，反之亦同，视地而异。
宋朝力采强干弱枝政策，团练使仅是虚衔。诸州团练使为武臣之寄禄官，无定员，无职掌，不驻本州。
辽朝于南面各州置团练使司，以团练使掌一州军政。
元末为镇压农民起义，曾设团练安抚使。
明朝虽无团练使，但是其改以按察使、兵备道分统团练诸务。
弘光元年夏，大顺军领袖李自成在湖北通山九宫山死于地主团练之手，当时跟随在他身边的只有义子张鼐和二十余名士卒。
清代虽广设团练，但无团练使一职。
但是清代虽然没有团练使，但是有着相对而言比起团练使职权更高的职位，团练大臣一职。
……
团练大臣是19世纪中期清廷为了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在特定条件下的产物。
咸丰元年正月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咸丰帝虽号召各处团练自保，但更重保甲和坚壁清野之法。
《清实录》记载，从那时至二年八月，咸丰帝与各地督抚论及保甲和坚壁清野之处达18次。
时有陕西巡抚张祥河奏报该地“择要举行团练”，受到了咸丰帝的申斥：“乡民良莠不齐，易聚难散，若于无事之时，令其朝夕练习枪械，亦觉骇人耳目，自不如力行保甲最为缉奸良法，该抚惟当严饬地方官，实力编查，预防奸细阑入，并随时教练弁兵，勤加操练，俾该处营伍悉成劲旅，保卫民生，示以镇静，方于地方不致扰累，切不可过涉张皇，致滋流弊。”
护理安徽巡抚蒋文庆提出“保甲宜与团练并行”，而督臣秉承“上盛意保甲”意旨，以蒋“迹涉张皇”，不以为然。咸丰帝则明白指出：安省募勇“为不得已之举”，“此事可少则少，不过借兹声势而已。”表明了他对基层社会武装的基本态度。
但是，咸丰元年特别是二年，在广西、湖南、江西等所谓“贼氛逼近”之处，清统治者不得不依赖团练，咸丰帝尝试直接下令委任在籍大员帮同地方官办理本籍团练事宜。
最早由咸丰帝直接委派，于本籍帮同办理一切团练防堵事宜的是罗绕典和陈孚恩。其中湖南安化人罗绕典，原为湖北巡抚，因“丁父忧”在籍，咸丰二年五月，受命办理团练防剿事务。办团一年期间，曾率练勇防守省城长沙80日。
江西新城人陈孚恩，原为刑部尚书，咸丰元年，因“失仪”革职留任，后以“亲老多病”，奏准开缺回籍侍养。咸丰二年七月，以捐助军饷议叙。九月，太平军“窜扰江西”，受命帮办团防事务。之后两年的办团期间，曾率练勇二守省城南昌，一解省城南昌之围。
从委派二人办理团练的谕令可知，委任在籍大员帮同地方官办理本籍团练事宜的初衷，在于本籍绅士对本籍地势夷险、地方人情、团练保卫“自必熟悉”，可使“布置周详”，并“使官民联为一气”。谕令中十分明确的一点是“帮同地方官办理”，而“使官民联为一气”。
陈孚恩、罗绕典受命之后，即有孙鼎臣疏请“责成本籍人员办理团练”。他认为，太平天国兵力没有嘉庆年间的川楚陕白莲教强，却在一年中由广西打到湖南、湖北，波及到河南、江西，究其原因，“固由兵不力战，亦由民不坚守”。
他说，民不能守而责兵以战，没有民在前堵截，战亦不过是尾追；民不能守而设官以守，没有民听其指挥，守亦不过是空城。太平军“处处可通，我难一一设防”。
若河南、江西、安徽等省，幅员辽阔，门户尤多。地广而防不足；防多而兵不足；兵增而饷不足，是所谓“三大患”。然“用兵防贼则不足，用民为兵则有余”。“以本处之民守本处之地，以本地之资供本地之用，有且守且耕之利，无增兵增饷之烦。
由乡及县，有县及府，贼无可掳掠，无从裹胁，不战自溃”。更何况民后面还有兵，“守”后面还有“剿”。现在广西博白、江西萍乡、湖南长沙等地，“皆以团练得力，贼不敢近”，“保全甚众”；湖南、江西团练事宜，又“已奉旨派罗绕典、陈孚恩办理”，但“一乡一邑举行，各州县未能普律办理，无以联络声势”，“且通省行团亦非一二人所能兴办”。
所以，他“拟请旨饬令各省同乡京官，各就本籍人员，无论何官及在京在籍，择其品行端方，才具明练者，每省公保数人，恭候简派。同乡官公保本籍人，非其人不敢滥举。以本籍人办本籍事，民情信服，劝导易从，似于团练事宜较为得力”。
他并同时指出：团练即保甲，有事为团练，无事为保甲。“贼退省分行之，可以招集流亡、兴复义社等仓，所以善后于已事；远贼省分行之，可以稽查奸宄，杜绝外来窥伺，所以防患于未然。”
随之，咸丰二年年内，有湖南湘乡丁忧在籍的前礼部侍郎曾国藩、已致仕而侨寓皖北的前漕运总督周天爵、江苏无锡因救援全州不利被褫职还籍的前广西巡抚邹鸣鹤等先后被委派帮同办理团练防堵事宜。由于后来湘军的崛起，其中曾国藩最为有名。
曾国藩办理团练有两个显著特点：1、曾国藩办理团练的名言是：“重在团，不重在练”。
他认为团练的“团”，实际就是保甲之法：“团与保甲名虽不同，实则一事。近人强为区别，谓操练技艺、出队防剿者，即为团练；不操技艺，专清内奸者，即名保甲，不知王荆公初立保甲之时，本曰民兵，本尚操练。”“齐心合力，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办一方之匪徒，匪类去尽，则善良安生，乃所以为团也。”
而“练”，则是保甲军事功能的进一步发挥：必“制器械、造旗帜、请教师、拣丁壮，或数日一会，或一月一会，又或厚筑碉堡，聚立山寨，皆大有兴举”。但如此，“非多敛钱文不可”，“方今百姓穷困，无生可谋”，所以，各乡只宜行保甲之法，团而不练。至多于城厢“操练一二百人，以资剿办土匪之用”。
他指出：
“团之一字，利病各半，恐利少而病多，起团必设局，立局则必敛费，或择户劝捐，或按亩摊派，年年索钱，夜夜巡警，贫家既不胜其扰，而坐局收费之人又未必果纯乎公廉。”“闻有团局擅自专杀者，众情为之不服。”然面对战乱的形势，若一定要办团练的话，他强调只应“略”行“乡团族团”，“就近访查头目，呈送县官”。并建议出一告示，力禁可能导致团练势力膨胀、尾大不掉的“三端”：一禁团局不许擅杀，并不许用刑；二禁团局不许轻听诬告诬扳之辞；三禁不许团局罚钱，并不许多敛局费等。当然最基本的，团练还是要出自保甲。“访查头目，呈送县官”、仅应“略”行的“乡团族团”。
在这个前提上，曾国藩在规整现有团练的基础上，抽练一支不同于腐败无用绿营军的新军勇营。并率勇出战，参与对太平军捻军等所谓“匪寇”的攻防堵截。
曾国藩受命帮办团练之前，他家乡湖南湘乡的绅士如生员孝廉方正罗泽南、“从罗泽南学”的生员王等即已倡办团练而有成了。罗泽南王等并不如曾国藩指斥的那样将“操练技艺、出队防剿者”视为团练；将“不操技艺，专清内奸者”视为保甲。他们甚至不提保甲，只提团练。
王说：“团练之法，是团练二字本不容分。今欲其名色不混，始拆为二。其有招募四方精锐日事训练，有警调发守卡打仗者，名为练勇。其各乡团家出壮丁守望相助，有警守卡打仗助阵者，名为团勇。练勇视其地为多寡，或二百，或三四百，于城内设一总局，公择绅士……主其训练之事。”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团练”可分为“团勇”与“练勇”。团勇是各乡团家出壮丁组成，守望相助、有警则守卡打仗助阵的非常设民众武装；练勇，是招募四方精锐而成，日事训练、有警则调发守卡打仗的常设专业武装。
曾国藩则以钦差帮同办理团练的朝廷大员及本籍缙绅的双重身份，在咸丰三年初剿平“桂东土匪”、驰援江西南昌等战事之中，调集家乡这些已有的各支练勇参与征战，在征战之中组合，并进一步与部分绿营军和新募之勇再组合，成为一支作为湘军前身的新的武装湘勇。
曾国藩本人否认这支新的武装是团练。他十分清醒、准确地界定自己所办的是“官勇”：
“臣自咸丰二年奉旨办团，初次折内即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也”。并列举主要做法：“以择将为主，将领之下，营哨百什，递相钤制，带勇之多寡，必因其人之才力为等差，凡勇夫皆有册结，训练皆有定法”，而后反问道：“此岂寻常民团所能？”
至于与曾国藩同时被委派帮同办理团练防堵的周天爵与邹鸣鹤，前者是山东东阿人，出道时为安徽阜阳知县，以镇压捻党“惨刻”著称，官至漕运总督，于署广西巡抚任上致仕，后侨寓皖北，受命帮同办理团练防剿事宜，系以鲁人办理皖北团练，除“请将宿迁举人臧纡青团练章程通饬山、江、皖、豫四省遵照办理”以及在同是大姓豪绅构建的团局、捻党之间周旋外，基本行为是防剿征战；后者为江苏无锡人，在广西巡抚任上以办团练声名遐迩，后因全州失守救援不力褫职回籍，咸丰二年十二月受命帮同办理防堵事宜，赴江宁（南京）“局”中筹画防堵，三年二月城陷死之。
曾国藩等人之后，至咸丰十一年为止，咸丰帝又直接委派了一百余名办理团练的人员。由于这些人员后来有的加“办理团练”衔、“协理团练衔”，有的直接冠以“团练大臣”，又由于这些人员均为皇帝“钦点”，后人习惯上统称他们为“团练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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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团练大臣的存在，很大一方面为当其时的清帝国提供了又一次避免直接败亡的救命方式。
而这些团练大臣，很多都算得上是当其时清帝国的名臣甚至是封疆大吏。比如说著名的清末四名臣。
曾国藩麾下的湘军，左宗棠麾下的楚勇，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北洋，都可以说是这些团练大臣所带来的巨大成果。
但是张嘉师不可能完全接受这种情况出现在他麾下，甚至是可以说他不能认可这种有可能会为秦帝国重蹈覆辙的方式，在他手中出现。
也许，假如张嘉师在再次大致上平定战乱之时，实行团练之法，秦帝国在军事方面的准备，无疑是会更加充足。
但是张嘉师不能够假设一点，那就是他这样做会不会为大秦帝国养虎为患。
所以，最终，张嘉师选择的是，以自己所能够掌握的力量，与匈奴人决战。
假如说在人口基数相对而言较为充足的情况下，张嘉师可以从青玉灵书当中找到很多解决眼下大秦帝国国力因为内乱以及其他因素，而出现大规模下滑的办法。
这些办法的优缺点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办法有不少确实是可以对眼下大秦帝国的衰弱有着一定的帮助。
比如说一种在中国近代史上算是开启了军阀割据基础的方式，这一种方式就是团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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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练并非是清朝时期独创的，而是有着相当的历史渊源。
最早真正冠以团练之名的，则是在唐朝时期。但是这个团练更多是一种官职，叫做团练使。
团练使，全名团练守捉使，唐代官制，负责一方团练的军事官职。
唐初团练使有都团练使、州团练使二种，皆负责统领地方自卫队，地位低于节度使。一般都团练使多由观察使兼任，州团练使常由刺史兼任。
州团练使最早见于岱岳观碑所载圣历元年兖州团练使。
与此同时，武则天为防御契丹、突厥的进扰，在今河南、河北建立武骑团兵。团练使大约是这些地方军队的统领者，但安史之乱前只在个别地区短时期内设置。安史乱起，全国兵兴，唐王朝又在部分藩镇或属郡设置都团练使、州团练使，以补充节度使的空缺。
都团练使自乾元元年起陆续置于江西、宣歙、浙东、福建、湖南、黔中等不设节度使、都防御使的地区，所辖州数多少不一。史载：“乾元元年，置团练守捉使、都团练守捉使，大者领州十余，小者二三州。”。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于衡州置“湖南都团练守捉观察处置使”，领衡州、潭州、道州、邵州、永州等五州。
大历十二年（777年）五月，唐王朝诏令除都团练使外，各州团练使全部废除，但不久又部分恢复。
黄巢之乱后，藩镇势力更加强大，都团练使渐升为节度使。沿用到五代时期。
唐朝都团练使、州团练使原是负责方镇或一州的军事，但因观察使兼任都团练使，刺史兼任州团练使，他们实际上成为一个方镇或一个州的军政长官。都团练使与节度使或都防御使的职掌相同，其区别在于地位的高低、迁转的先后、俸钱的多少及是否授予旌节。
所以设节度使都防御使的地区就不置都团练使，设州防御使就不置州团练使，反之亦同，视地而异。
宋朝力采强干弱枝政策，团练使仅是虚衔。诸州团练使为武臣之寄禄官，无定员，无职掌，不驻本州。
辽朝于南面各州置团练使司，以团练使掌一州军政。
元末为镇压农民起义，曾设团练安抚使。
明朝虽无团练使，但是其改以按察使、兵备道分统团练诸务。
弘光元年夏，大顺军领袖李自成在湖北通山九宫山死于地主团练之手，当时跟随在他身边的只有义子张鼐和二十余名士卒。
清代虽广设团练，但无团练使一职。
但是清代虽然没有团练使，但是有着相对而言比起团练使职权更高的职位，团练大臣一职。
……
团练大臣是19世纪中期清廷为了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在特定条件下的产物。
咸丰元年正月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咸丰帝虽号召各处团练自保，但更重保甲和坚壁清野之法。
《清实录》记载，从那时至二年八月，咸丰帝与各地督抚论及保甲和坚壁清野之处达18次。
时有陕西巡抚张祥河奏报该地“择要举行团练”，受到了咸丰帝的申斥：“乡民良莠不齐，易聚难散，若于无事之时，令其朝夕练习枪械，亦觉骇人耳目，自不如力行保甲最为缉奸良法，该抚惟当严饬地方官，实力编查，预防奸细阑入，并随时教练弁兵，勤加操练，俾该处营伍悉成劲旅，保卫民生，示以镇静，方于地方不致扰累，切不可过涉张皇，致滋流弊。”
护理安徽巡抚蒋文庆提出“保甲宜与团练并行”，而督臣秉承“上盛意保甲”意旨，以蒋“迹涉张皇”，不以为然。咸丰帝则明白指出：安省募勇“为不得已之举”，“此事可少则少，不过借兹声势而已。”表明了他对基层社会武装的基本态度。
但是，咸丰元年特别是二年，在广西、湖南、江西等所谓“贼氛逼近”之处，清统治者不得不依赖团练，咸丰帝尝试直接下令委任在籍大员帮同地方官办理本籍团练事宜。
最早由咸丰帝直接委派，于本籍帮同办理一切团练防堵事宜的是罗绕典和陈孚恩。其中湖南安化人罗绕典，原为湖北巡抚，因“丁父忧”在籍，咸丰二年五月，受命办理团练防剿事务。办团一年期间，曾率练勇防守省城长沙80日。
江西新城人陈孚恩，原为刑部尚书，咸丰元年，因“失仪”革职留任，后以“亲老多病”，奏准开缺回籍侍养。咸丰二年七月，以捐助军饷议叙。九月，太平军“窜扰江西”，受命帮办团防事务。之后两年的办团期间，曾率练勇二守省城南昌，一解省城南昌之围。
从委派二人办理团练的谕令可知，委任在籍大员帮同地方官办理本籍团练事宜的初衷，在于本籍绅士对本籍地势夷险、地方人情、团练保卫“自必熟悉”，可使“布置周详”，并“使官民联为一气”。谕令中十分明确的一点是“帮同地方官办理”，而“使官民联为一气”。
陈孚恩、罗绕典受命之后，即有孙鼎臣疏请“责成本籍人员办理团练”。他认为，太平天国兵力没有嘉庆年间的川楚陕白莲教强，却在一年中由广西打到湖南、湖北，波及到河南、江西，究其原因，“固由兵不力战，亦由民不坚守”。
他说，民不能守而责兵以战，没有民在前堵截，战亦不过是尾追；民不能守而设官以守，没有民听其指挥，守亦不过是空城。太平军“处处可通，我难一一设防”。
若河南、江西、安徽等省，幅员辽阔，门户尤多。地广而防不足；防多而兵不足；兵增而饷不足，是所谓“三大患”。然“用兵防贼则不足，用民为兵则有余”。“以本处之民守本处之地，以本地之资供本地之用，有且守且耕之利，无增兵增饷之烦。
由乡及县，有县及府，贼无可掳掠，无从裹胁，不战自溃”。更何况民后面还有兵，“守”后面还有“剿”。现在广西博白、江西萍乡、湖南长沙等地，“皆以团练得力，贼不敢近”，“保全甚众”；湖南、江西团练事宜，又“已奉旨派罗绕典、陈孚恩办理”，但“一乡一邑举行，各州县未能普律办理，无以联络声势”，“且通省行团亦非一二人所能兴办”。
所以，他“拟请旨饬令各省同乡京官，各就本籍人员，无论何官及在京在籍，择其品行端方，才具明练者，每省公保数人，恭候简派。同乡官公保本籍人，非其人不敢滥举。以本籍人办本籍事，民情信服，劝导易从，似于团练事宜较为得力”。
他并同时指出：团练即保甲，有事为团练，无事为保甲。“贼退省分行之，可以招集流亡、兴复义社等仓，所以善后于已事；远贼省分行之，可以稽查奸宄，杜绝外来窥伺，所以防患于未然。”
随之，咸丰二年年内，有湖南湘乡丁忧在籍的前礼部侍郎曾国藩、已致仕而侨寓皖北的前漕运总督周天爵、江苏无锡因救援全州不利被褫职还籍的前广西巡抚邹鸣鹤等先后被委派帮同办理团练防堵事宜。由于后来湘军的崛起，其中曾国藩最为有名。
曾国藩办理团练有两个显著特点：1、曾国藩办理团练的名言是：“重在团，不重在练”。
他认为团练的“团”，实际就是保甲之法：“团与保甲名虽不同，实则一事。近人强为区别，谓操练技艺、出队防剿者，即为团练；不操技艺，专清内奸者，即名保甲，不知王荆公初立保甲之时，本曰民兵，本尚操练。”“齐心合力，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办一方之匪徒，匪类去尽，则善良安生，乃所以为团也。”
而“练”，则是保甲军事功能的进一步发挥：必“制器械、造旗帜、请教师、拣丁壮，或数日一会，或一月一会，又或厚筑碉堡，聚立山寨，皆大有兴举”。但如此，“非多敛钱文不可”，“方今百姓穷困，无生可谋”，所以，各乡只宜行保甲之法，团而不练。至多于城厢“操练一二百人，以资剿办土匪之用”。
他指出：
“团之一字，利病各半，恐利少而病多，起团必设局，立局则必敛费，或择户劝捐，或按亩摊派，年年索钱，夜夜巡警，贫家既不胜其扰，而坐局收费之人又未必果纯乎公廉。”“闻有团局擅自专杀者，众情为之不服。”然面对战乱的形势，若一定要办团练的话，他强调只应“略”行“乡团族团”，“就近访查头目，呈送县官”。并建议出一告示，力禁可能导致团练势力膨胀、尾大不掉的“三端”：一禁团局不许擅杀，并不许用刑；二禁团局不许轻听诬告诬扳之辞；三禁不许团局罚钱，并不许多敛局费等。当然最基本的，团练还是要出自保甲。“访查头目，呈送县官”、仅应“略”行的“乡团族团”。
在这个前提上，曾国藩在规整现有团练的基础上，抽练一支不同于腐败无用绿营军的新军勇营。并率勇出战，参与对太平军捻军等所谓“匪寇”的攻防堵截。
曾国藩受命帮办团练之前，他家乡湖南湘乡的绅士如生员孝廉方正罗泽南、“从罗泽南学”的生员王等即已倡办团练而有成了。罗泽南王等并不如曾国藩指斥的那样将“操练技艺、出队防剿者”视为团练；将“不操技艺，专清内奸者”视为保甲。他们甚至不提保甲，只提团练。
王说：“团练之法，是团练二字本不容分。今欲其名色不混，始拆为二。其有招募四方精锐日事训练，有警调发守卡打仗者，名为练勇。其各乡团家出壮丁守望相助，有警守卡打仗助阵者，名为团勇。练勇视其地为多寡，或二百，或三四百，于城内设一总局，公择绅士……主其训练之事。”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团练”可分为“团勇”与“练勇”。团勇是各乡团家出壮丁组成，守望相助、有警则守卡打仗助阵的非常设民众武装；练勇，是招募四方精锐而成，日事训练、有警则调发守卡打仗的常设专业武装。
曾国藩则以钦差帮同办理团练的朝廷大员及本籍缙绅的双重身份，在咸丰三年初剿平“桂东土匪”、驰援江西南昌等战事之中，调集家乡这些已有的各支练勇参与征战，在征战之中组合，并进一步与部分绿营军和新募之勇再组合，成为一支作为湘军前身的新的武装湘勇。
曾国藩本人否认这支新的武装是团练。他十分清醒、准确地界定自己所办的是“官勇”：
“臣自咸丰二年奉旨办团，初次折内即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也”。并列举主要做法：“以择将为主，将领之下，营哨百什，递相钤制，带勇之多寡，必因其人之才力为等差，凡勇夫皆有册结，训练皆有定法”，而后反问道：“此岂寻常民团所能？”
至于与曾国藩同时被委派帮同办理团练防堵的周天爵与邹鸣鹤，前者是山东东阿人，出道时为安徽阜阳知县，以镇压捻党“惨刻”著称，官至漕运总督，于署广西巡抚任上致仕，后侨寓皖北，受命帮同办理团练防剿事宜，系以鲁人办理皖北团练，除“请将宿迁举人臧纡青团练章程通饬山、江、皖、豫四省遵照办理”以及在同是大姓豪绅构建的团局、捻党之间周旋外，基本行为是防剿征战；后者为江苏无锡人，在广西巡抚任上以办团练声名遐迩，后因全州失守救援不力褫职回籍，咸丰二年十二月受命帮同办理防堵事宜，赴江宁（南京）“局”中筹画防堵，三年二月城陷死之。
曾国藩等人之后，至咸丰十一年为止，咸丰帝又直接委派了一百余名办理团练的人员。由于这些人员后来有的加“办理团练”衔、“协理团练衔”，有的直接冠以“团练大臣”，又由于这些人员均为皇帝“钦点”，后人习惯上统称他们为“团练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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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团练大臣的存在，很大一方面为当其时的清帝国提供了又一次避免直接败亡的救命方式。
而这些团练大臣，很多都算得上是当其时清帝国的名臣甚至是封疆大吏。比如说著名的清末四名臣。
曾国藩麾下的湘军，左宗棠麾下的楚勇，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北洋，都可以说是这些团练大臣所带来的巨大成果。
但是张嘉师不可能完全接受这种情况出现在他麾下，甚至是可以说他不能认可这种有可能会为秦帝国重蹈覆辙的方式，在他手中出现。
也许，假如张嘉师在再次大致上平定战乱之时，实行团练之法，秦帝国在军事方面的准备，无疑是会更加充足。
但是张嘉师不能够假设一点，那就是他这样做会不会为大秦帝国养虎为患。
所以，最终，张嘉师选择的是，以自己所能够掌握的力量，与匈奴人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