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四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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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辽国之外，西夏受到的汉化程度也算是比较深刻。
西夏的很多地区的命名，甚至是直接传承自宋朝时期的地方名字。
当然这一点并不代表西夏的汉化与宋朝有着很大的关系，相反，西夏的汉化早已经在其立国之前就已经是深受唐朝汉文化的影响。
西夏的前身是定难军节度使，其开拓者是拓跋思恭。
拓跋思恭，是唐朝末年党项族的首领，为夏州（治今陕西靖边北）偏将，咸通末年据宥州，自称刺史。黄巢入长安，拓跋思恭与州（治今陕西富县）李孝昌同誓讨贼，唐僖宗以他为左武卫将军，权知夏绥银节度事。抵达王桥，被黄巢击败，之后与郑畋等四节度同盟，屯兵渭桥。
中和二年（882年），皇帝下诏命他为京城西面都统、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后进封四面都统，权知京兆尹。黄巢被平后，拓跋思恭兼太子太傅，封夏国公，赐姓李，拜夏州节度使。嗣襄王李之乱，僖宗诏命思恭出兵，还没发兵，李思恭卒。
乾宁二年（895年），以其弟李思谏为定难节度使、思孝、思敬为保大节度。
而因为赐姓的缘故，拓跋思恭在作为定难军节度使名单上，传承了李氏的家族传承。
而从这个情况来看，作为外族首领而传承节度使职位，李思恭可以说在用人方面，必然是与汉人有着很多方面的交流甚至是任命。
只不过从一个方面的记载来看，党项族本身很有可能并没有自己的文化发展基础。
因为西夏文的出现是西夏景宗李元昊正式称帝前的大庆元年，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三年始成，共五千余字，形体方整，笔画繁冗，结构仿汉字，又有其特点。
这也就是算，西夏文化很有可能始于李元昊时期，而在李元昊之前，汉文化几乎已经成为定难军控制区域的主要文化基础。
而这一点可以从西夏文字绝大部分与汉文字有着密切关系就可以看出。
因为只有汉文字完全深入到定难军控制区的生活以及官方交流范畴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后世认为，西夏文用点、横、竖、撇、捺、拐、拐钩等组字，斜笔较多，没有竖钩。单纯字较少，合成字占绝大多数。两字合成一字居多，三字或四字合成一字者少。合成时一般只用一个字的部分，如上部、下部、左部、右部、中部、大部，有时也用一个字的全部。
会意合成字和音意合成字分别类似汉字的会意字和形声字，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部分译音字由其反切上下字的各一部分合成，类似拼音字。有的字以另一字的左右或上下两部分互换构成。两字多为同义字。象形字和指示字极少。
书体有楷、行、草、篆，楷书多用于刻印，篆书散见于金石，行草常用于手写。
西夏文“形体方整，类八分，而书颇重复”，是独立于汉字之外的一种全新的方块文字，初看与汉字相似，因为它是模仿汉字的构字方法、借用汉字的基本笔画重新创制的。它的基本笔画，也有与汉字相同的点、横、竖、撇、捺、左拐、右提，但没有汉字常见的竖钩，对撇捺等斜笔运用较多。
由于笔画繁多，结构复杂，多数字都在十画以上，认记、书写都有一定难度，就连汉字中书写最为简单的数字，到了西夏文里笔画也相当繁杂。
西夏文仿照汉字创制，汉字书法有篆、隶、真、行、草五种书体，真书即楷书。传世西夏文献中已发现篆、楷、行、草四种书体，而未见隶书。党项人论述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时也说：“论末则殊，考本则同”。
而在西夏文出现系统的发展之后，才正式成为西夏国取代汉字成为官方文字的基础。
作为“国字”，西夏文曾在西夏王朝所统辖的后世宁夏、甘肃、陕西北部、内蒙古南部等广阔地带中，盛行了约两个世纪。元明两朝，西夏文仍在一些地区存活了大约三个世纪，才正式宣告逐渐失去传承基础。
这一点很有可能跟西夏文与汉字有一定共同点有着相当的关系。
西夏文在西夏国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如官署文书、法律条令、审案记录、买卖文契、文学著作、历史书籍、字典辞书、碑刻、印章、符牌、钱币、以及译自汉、藏文的佛经等。
西夏文是西夏文化的精华所在，它的使用在整个西夏时期从未间断过。
西夏灭亡后，其后人在一定范围内延续使用至明朝中期，成为探寻西夏后裔踪迹的有力佐证。
西夏文字创制后即尊为西夏国字，下令推行，用于书写各种文书诰牒，应用范围甚广。西夏国灭亡后，西夏文仍在继续使用。
到了蒙古国灭亡西夏之后（公元1227年），西夏文则是另称为河西字，且其文化并未完全消失，元代人用它刻印了大批佛经；明初时期亦曾刻印西夏文之经卷，到了明朝中叶，还有人以西夏文刻于经幢。近代既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西夏文本的地藏经残本，此时距创造文字之时已历时约500多年。
……
而在出现西夏文之前，党项族的文化底蕴虽然不算一片空白，但是却相当肤浅。
在党项族在内徙以前仍过着“不知稼穑，土无五谷”、“畜嫠牛、马、驴、羊以食”的游牧生活，他们“逐水草而居，但候草木以计时岁”。社会形态尚处于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末期，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赋税，也没有文字。
内徙后，由于长期受到各民族特别是汉族文明的影响，社会经济与文化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在西夏立国前形成了稳固的政权。党项族历经数百年的辗转迁徙，不断吸取融入了其他民族的先进技术与文化，加速了本民族的封建化进程，社会发展快速，对外交往频繁，很需要有可以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以便交际。这是创制西夏文的社会原因。
西夏统治者想要与宋、辽平起平坐，在各国之间表奏往来时若无自己的文字，显得低人一等。这是创制西夏文的政治和民族心理的需要。没有文字不仅不便于人们之间的交际，也妨碍文化、教育的发展，这是创制西夏文的文化原因。
西夏王朝提倡佛教，包括西夏皇族在内的党项人虔诚信佛。用党项人能听懂、看懂的西夏文翻译佛经是信仰、推行佛教所必需，这是创制西夏文的宗教原因。总之，西夏文随着党项民族的快速发展而诞生。特别是西夏建国前夕，由于政治与经济上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局面，文化也相应地需要从汉族文明的母体脱离出来。
在生产力发展以及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撞击中党项文化有了质变，而文字的创制则是这种质变的显著表现。在西夏建国前夕，为了进一步突出党项族民族文化的特质，元昊下令创制了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即西夏文。
关于西夏文的创制时间，汉文史书多有记载。
然而由于几种主要文献所记相互抵牾，在创造时间和创制人的问题上又产生了一桩“公案”。汉文史籍记载西夏文创制的时间，一类认为是西夏第一代皇帝之父李德明时期。《辽史》记李德明“制蕃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当时所谓的“蕃书”，即后世所说的西夏文。另一类认为是元昊时期所创造。《宋史》记载：“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西夏文的出现，可以说为西夏国在某个意义上形成自己的国家文化底蕴有着很深刻的关系，而在某个意义上，这也算是一种像是辽国的“一朝两制”形成的一种变形。
只不过西夏的汉化程度不会因为西夏文化的出现而大幅度削减，而是相反的是，西夏即使是出现了西夏文，其汉化影响依旧是逐渐深入到西夏国的很多方面。
……
西夏的政治制度受宋朝影响很大，官制的设置基本上模仿北宋。中央行政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学、汉学等。地方行政编制分州、县两级，在特殊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国防要地有时也设郡、府。
西夏政治是蕃汉联合政治，党项族为主要统治民族，并且联合汉族、吐蕃族、回鹘族共同统治。皇族注意与党项贵族的关系，以通婚与权力拢络党项贵族，而母党“贵宠用事”。这些都使皇族与母党、党项贵族之间时常发生冲突。
西夏在前期即有像辽朝那样的蕃汉官制，但是到中后期全面采用宋朝制度后，蕃官逐渐式微。
西夏制度由番汉两元政治逐渐变成一元化的汉法制度。西夏的皇权备受贵族、母党与权臣等势力的挑战而动荡不安。
西夏的国家体制和统治方式深受儒家政治文化影响。官制自1038年夏景宗立国后确立，大体上学自宋朝制度。官分文武两班，中书司、枢密司与三司（盐铁部、度支部与户部）分别管理行政、军事与财政。御史台管监察、开封府管理首都地区的事务，其他还有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苑、磨勘司、文思院、番学与汉学等机构。
隔年，夏景宗仿照宋朝制度设立总理庶务的尚书令，改宋朝二十四司为十六司，分理功、仓、户、兵、法、士六曹，使西夏官制和机构已颇具规模。到夏毅宗时又增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一来职官和机构愈分愈细，二来官制改革由扩充政治军事的官职转向扩充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官职。
蕃官是专由党项族担任的官职，有一说此为爵位制度。蕃官主要是为了保持党项贵族在政权中的主导地位，非党项族不能担任，有宁令（大王）、谟宁令（天大王）、丁卢、丁弩、素斋、祖儒、吕则、枢铭等等官称。夏景宗增设番官后，还学习辽朝与吐蕃的一些制度，如南北面官制。西夏的蕃官制度很杂乱，夏毅宗时又增设不少官职，至今仍不太清楚其官职功能，有一说蕃官只是西夏文表示的汉官官名而已。
西夏文谚语也提到“衙门官员曾几何，要数弭药为最多”，表明党项族当官为数不少。随着西夏皇帝越来越崇尚汉法，改蕃礼、用汉仪，蕃官系统逐渐式微。夏崇宗以后，蕃官就在也没出现在相关文献中。
西夏的军事制度是在党项的部落兵制的基础上吸取宋制而发展起来的。枢密院是西夏最高的军事统御机构，下设诸司。军队由中央侍卫军、擒生军和地方军三部分组成。
中央侍卫军包括“质子军”、皇帝卫队和京师卫戍部队。“质子军”人数约5000人，是由豪族子弟中选拔善于骑射者组成的一支卫戍部队，负责保卫皇帝安全，号称“御围内六班直”，分三番宿卫。
另有皇帝亲信卫队3000人，是从境内各军中精选出来的强勇之士组成，皆为重甲骑兵，分为十队，每队三百人，随皇帝出入作战。京城地区还屯驻一支训练有素的卫戍部队，共2.5万人，装备优良，是中央侍卫军的主力。
擒生军人数约十万，是西夏的精锐部队。主要任务是承担攻坚和机动作战。因在战斗中生擒敌军为奴隶，故此得名。西夏的地方军由各监军司所辖，共有50万人，军兵种主要是骑兵和步兵两种。西夏兵役制度是全民皆兵制，平时不脱离生产，战时参加战斗。最小单位是“抄”，每抄由三人组成，主力一人，辅主一人，负担一人。
而在某个意义上，以上的西夏军政制度的介绍，说明了宋唐时期的国家文化底蕴，已经逐渐深入到西夏当中。
这也算是在一些方面而言，西夏可以说是一个汉化程度要比起辽国要深入的国家。
除了辽国之外，西夏受到的汉化程度也算是比较深刻。
西夏的很多地区的命名，甚至是直接传承自宋朝时期的地方名字。
当然这一点并不代表西夏的汉化与宋朝有着很大的关系，相反，西夏的汉化早已经在其立国之前就已经是深受唐朝汉文化的影响。
西夏的前身是定难军节度使，其开拓者是拓跋思恭。
拓跋思恭，是唐朝末年党项族的首领，为夏州（治今陕西靖边北）偏将，咸通末年据宥州，自称刺史。黄巢入长安，拓跋思恭与州（治今陕西富县）李孝昌同誓讨贼，唐僖宗以他为左武卫将军，权知夏绥银节度事。抵达王桥，被黄巢击败，之后与郑畋等四节度同盟，屯兵渭桥。
中和二年（882年），皇帝下诏命他为京城西面都统、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后进封四面都统，权知京兆尹。黄巢被平后，拓跋思恭兼太子太傅，封夏国公，赐姓李，拜夏州节度使。嗣襄王李之乱，僖宗诏命思恭出兵，还没发兵，李思恭卒。
乾宁二年（895年），以其弟李思谏为定难节度使、思孝、思敬为保大节度。
而因为赐姓的缘故，拓跋思恭在作为定难军节度使名单上，传承了李氏的家族传承。
而从这个情况来看，作为外族首领而传承节度使职位，李思恭可以说在用人方面，必然是与汉人有着很多方面的交流甚至是任命。
只不过从一个方面的记载来看，党项族本身很有可能并没有自己的文化发展基础。
因为西夏文的出现是西夏景宗李元昊正式称帝前的大庆元年，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三年始成，共五千余字，形体方整，笔画繁冗，结构仿汉字，又有其特点。
这也就是算，西夏文化很有可能始于李元昊时期，而在李元昊之前，汉文化几乎已经成为定难军控制区域的主要文化基础。
而这一点可以从西夏文字绝大部分与汉文字有着密切关系就可以看出。
因为只有汉文字完全深入到定难军控制区的生活以及官方交流范畴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后世认为，西夏文用点、横、竖、撇、捺、拐、拐钩等组字，斜笔较多，没有竖钩。单纯字较少，合成字占绝大多数。两字合成一字居多，三字或四字合成一字者少。合成时一般只用一个字的部分，如上部、下部、左部、右部、中部、大部，有时也用一个字的全部。
会意合成字和音意合成字分别类似汉字的会意字和形声字，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部分译音字由其反切上下字的各一部分合成，类似拼音字。有的字以另一字的左右或上下两部分互换构成。两字多为同义字。象形字和指示字极少。
书体有楷、行、草、篆，楷书多用于刻印，篆书散见于金石，行草常用于手写。
西夏文“形体方整，类八分，而书颇重复”，是独立于汉字之外的一种全新的方块文字，初看与汉字相似，因为它是模仿汉字的构字方法、借用汉字的基本笔画重新创制的。它的基本笔画，也有与汉字相同的点、横、竖、撇、捺、左拐、右提，但没有汉字常见的竖钩，对撇捺等斜笔运用较多。
由于笔画繁多，结构复杂，多数字都在十画以上，认记、书写都有一定难度，就连汉字中书写最为简单的数字，到了西夏文里笔画也相当繁杂。
西夏文仿照汉字创制，汉字书法有篆、隶、真、行、草五种书体，真书即楷书。传世西夏文献中已发现篆、楷、行、草四种书体，而未见隶书。党项人论述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时也说：“论末则殊，考本则同”。
而在西夏文出现系统的发展之后，才正式成为西夏国取代汉字成为官方文字的基础。
作为“国字”，西夏文曾在西夏王朝所统辖的后世宁夏、甘肃、陕西北部、内蒙古南部等广阔地带中，盛行了约两个世纪。元明两朝，西夏文仍在一些地区存活了大约三个世纪，才正式宣告逐渐失去传承基础。
这一点很有可能跟西夏文与汉字有一定共同点有着相当的关系。
西夏文在西夏国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如官署文书、法律条令、审案记录、买卖文契、文学著作、历史书籍、字典辞书、碑刻、印章、符牌、钱币、以及译自汉、藏文的佛经等。
西夏文是西夏文化的精华所在，它的使用在整个西夏时期从未间断过。
西夏灭亡后，其后人在一定范围内延续使用至明朝中期，成为探寻西夏后裔踪迹的有力佐证。
西夏文字创制后即尊为西夏国字，下令推行，用于书写各种文书诰牒，应用范围甚广。西夏国灭亡后，西夏文仍在继续使用。
到了蒙古国灭亡西夏之后（公元1227年），西夏文则是另称为河西字，且其文化并未完全消失，元代人用它刻印了大批佛经；明初时期亦曾刻印西夏文之经卷，到了明朝中叶，还有人以西夏文刻于经幢。近代既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西夏文本的地藏经残本，此时距创造文字之时已历时约500多年。
……
而在出现西夏文之前，党项族的文化底蕴虽然不算一片空白，但是却相当肤浅。
在党项族在内徙以前仍过着“不知稼穑，土无五谷”、“畜嫠牛、马、驴、羊以食”的游牧生活，他们“逐水草而居，但候草木以计时岁”。社会形态尚处于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末期，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赋税，也没有文字。
内徙后，由于长期受到各民族特别是汉族文明的影响，社会经济与文化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在西夏立国前形成了稳固的政权。党项族历经数百年的辗转迁徙，不断吸取融入了其他民族的先进技术与文化，加速了本民族的封建化进程，社会发展快速，对外交往频繁，很需要有可以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以便交际。这是创制西夏文的社会原因。
西夏统治者想要与宋、辽平起平坐，在各国之间表奏往来时若无自己的文字，显得低人一等。这是创制西夏文的政治和民族心理的需要。没有文字不仅不便于人们之间的交际，也妨碍文化、教育的发展，这是创制西夏文的文化原因。
西夏王朝提倡佛教，包括西夏皇族在内的党项人虔诚信佛。用党项人能听懂、看懂的西夏文翻译佛经是信仰、推行佛教所必需，这是创制西夏文的宗教原因。总之，西夏文随着党项民族的快速发展而诞生。特别是西夏建国前夕，由于政治与经济上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局面，文化也相应地需要从汉族文明的母体脱离出来。
在生产力发展以及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撞击中党项文化有了质变，而文字的创制则是这种质变的显著表现。在西夏建国前夕，为了进一步突出党项族民族文化的特质，元昊下令创制了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即西夏文。
关于西夏文的创制时间，汉文史书多有记载。
然而由于几种主要文献所记相互抵牾，在创造时间和创制人的问题上又产生了一桩“公案”。汉文史籍记载西夏文创制的时间，一类认为是西夏第一代皇帝之父李德明时期。《辽史》记李德明“制蕃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当时所谓的“蕃书”，即后世所说的西夏文。另一类认为是元昊时期所创造。《宋史》记载：“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西夏文的出现，可以说为西夏国在某个意义上形成自己的国家文化底蕴有着很深刻的关系，而在某个意义上，这也算是一种像是辽国的“一朝两制”形成的一种变形。
只不过西夏的汉化程度不会因为西夏文化的出现而大幅度削减，而是相反的是，西夏即使是出现了西夏文，其汉化影响依旧是逐渐深入到西夏国的很多方面。
……
西夏的政治制度受宋朝影响很大，官制的设置基本上模仿北宋。中央行政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学、汉学等。地方行政编制分州、县两级，在特殊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国防要地有时也设郡、府。
西夏政治是蕃汉联合政治，党项族为主要统治民族，并且联合汉族、吐蕃族、回鹘族共同统治。皇族注意与党项贵族的关系，以通婚与权力拢络党项贵族，而母党“贵宠用事”。这些都使皇族与母党、党项贵族之间时常发生冲突。
西夏在前期即有像辽朝那样的蕃汉官制，但是到中后期全面采用宋朝制度后，蕃官逐渐式微。
西夏制度由番汉两元政治逐渐变成一元化的汉法制度。西夏的皇权备受贵族、母党与权臣等势力的挑战而动荡不安。
西夏的国家体制和统治方式深受儒家政治文化影响。官制自1038年夏景宗立国后确立，大体上学自宋朝制度。官分文武两班，中书司、枢密司与三司（盐铁部、度支部与户部）分别管理行政、军事与财政。御史台管监察、开封府管理首都地区的事务，其他还有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苑、磨勘司、文思院、番学与汉学等机构。
隔年，夏景宗仿照宋朝制度设立总理庶务的尚书令，改宋朝二十四司为十六司，分理功、仓、户、兵、法、士六曹，使西夏官制和机构已颇具规模。到夏毅宗时又增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一来职官和机构愈分愈细，二来官制改革由扩充政治军事的官职转向扩充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官职。
蕃官是专由党项族担任的官职，有一说此为爵位制度。蕃官主要是为了保持党项贵族在政权中的主导地位，非党项族不能担任，有宁令（大王）、谟宁令（天大王）、丁卢、丁弩、素斋、祖儒、吕则、枢铭等等官称。夏景宗增设番官后，还学习辽朝与吐蕃的一些制度，如南北面官制。西夏的蕃官制度很杂乱，夏毅宗时又增设不少官职，至今仍不太清楚其官职功能，有一说蕃官只是西夏文表示的汉官官名而已。
西夏文谚语也提到“衙门官员曾几何，要数弭药为最多”，表明党项族当官为数不少。随着西夏皇帝越来越崇尚汉法，改蕃礼、用汉仪，蕃官系统逐渐式微。夏崇宗以后，蕃官就在也没出现在相关文献中。
西夏的军事制度是在党项的部落兵制的基础上吸取宋制而发展起来的。枢密院是西夏最高的军事统御机构，下设诸司。军队由中央侍卫军、擒生军和地方军三部分组成。
中央侍卫军包括“质子军”、皇帝卫队和京师卫戍部队。“质子军”人数约5000人，是由豪族子弟中选拔善于骑射者组成的一支卫戍部队，负责保卫皇帝安全，号称“御围内六班直”，分三番宿卫。
另有皇帝亲信卫队3000人，是从境内各军中精选出来的强勇之士组成，皆为重甲骑兵，分为十队，每队三百人，随皇帝出入作战。京城地区还屯驻一支训练有素的卫戍部队，共2.5万人，装备优良，是中央侍卫军的主力。
擒生军人数约十万，是西夏的精锐部队。主要任务是承担攻坚和机动作战。因在战斗中生擒敌军为奴隶，故此得名。西夏的地方军由各监军司所辖，共有50万人，军兵种主要是骑兵和步兵两种。西夏兵役制度是全民皆兵制，平时不脱离生产，战时参加战斗。最小单位是“抄”，每抄由三人组成，主力一人，辅主一人，负担一人。
而在某个意义上，以上的西夏军政制度的介绍，说明了宋唐时期的国家文化底蕴，已经逐渐深入到西夏当中。
这也算是在一些方面而言，西夏可以说是一个汉化程度要比起辽国要深入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