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一个楚国人眼中的大秦帝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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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攸在成为一个长城戍卒之前，本身就是在一个在楚国灭亡之后，返回故里的楚国廷理（负责掌管楚国刑狱的官员）的教导下，学习一些楚国的律令以及文字。
但是在随之而来的大秦帝国推行统一文字的国策之后，景攸在这方面的学习变得有些偷偷摸摸。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在随后的《挟书律》的颁布，一旦被人发现学习楚国本身的文字甚至是法律的话，会遭受到很严重的处分。
当然，族诛什么的，笑一下就好，因为哪怕是在泰山封禅的时候被所谓的博士们落了面子之后，始皇帝最终还是没有举起屠刀。
只不过汉代学者屡屡把“挟书律”与秦朝的短命相联系。
秦自商鞅以后，法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一直奉行以法治国的政治策略。法治使秦国走向强盛，并最终统一中国。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亡国之恨和秦朝的高压政策，激起了六国遗民的怨恨。加上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思想的余波，各种思想包括对秦不满的言论仍在社会中流传。
秦相李斯进言：“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趋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他上书建议秦始皇：“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等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由于秦法极端残酷和酷烈，“焚书”、“坑儒”、“挟书律”等残酷的思想****手段也无济于事，反而出现“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的局面，使秦王朝迅速走向了崩溃，最终以“暴秦”的形象载入史册。
为了避免重蹈秦之覆辙，汉代士人不断反思秦亡的原因。他们认为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完全抛弃了古代圣王重视礼乐教化的传统而专任刑罚。西汉儒学宗师董仲舒认为古代圣王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秦重禁文字，不得挟学，弃捐礼仪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大意为秦朝却一反先王的做法，采用申商韩非之说，严法治国，禁止私学和民间藏书，使人们逐渐抛弃礼仪传统而轻于犯法，最终导致了秦朝的灭亡。
东汉思想家王充的看法与此相似，“始皇前叹韩非之书，后惑李斯之议，燔五经之文，设挟书之律……殄贤圣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孙”，他认为秦朝焚烧五经典籍，禁止民间藏书，极大地破坏了圣贤所确立的优良传统，使秦朝的统治无法长久持续下去。实际上，汉代士人并不反对统一思想，比如董仲舒就提出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著名建议。不过他们主张采取温和、诱导的方式来教化百姓，对秦王朝粗暴的行政强制手段非常反感，因而往往将秦朝的短命与它推行的诸如“挟书律”等暴政行为联系起来。
面对这种观点，张嘉师只能够表示：你们家的刘邦跟刘盈实行《挟书律》的时间，并不比大秦帝国短多少，你们这种选择性无视，算是好事么？
但是相比起这个小事情，景攸却能够对比出楚国律法与秦律之间的巨大差距：
……
楚国律法哪怕是在后世有出土竹简，都算是散失不少。
但是观其部分内容，就可以看到楚国律法的局限性：
楚国最重要的根本大法是“国典”。《国语?楚语上》记：“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这就是所谓“国之典”。宪令是国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时，屈原被怀王委以重任，“造为宪令”。
楚人将各类法律条文编辑成书，命名为《鸡次之典》，吴人入郢，将楚国法律简策破坏殆尽，幸得蒙谷深入大宫，背负鸡次之典从水逃出。楚昭王复国后，蒙谷献出《鸡次之典》，使楚国在“五官失法”的情况下又回复到了百姓大治的局面。楚人有种类繁多的法律文书作为执法的依据。
如楚文王时制定有《仆区之法》，这是一部关于惩治窝藏罪的刑律。《仆区之法》规定：“盗所隐器，与盗同罪。”
楚庄王时，有关王宫禁卫的法规称为“茅门之法”，茅门楚王宫宫门之一。《茅门之法》规定：“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践[雨留]者，廷理斩其辆，戮其御。”此外，还有入宅之法，即没收罪人的房屋等财产。
如《战国策?楚策一》所记郢人请宅卜罪事，即属此例。相坐之法，即一人得罪，刑及妻、子等亲属。楚国有专门关于楚王遗体保护的法令，规定：“丽兵于王尸者罪”，以兵器伤楚王尸体者，诛杀无赦，且刑及三族。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因吴起变法而受损的楚国贵族乘机发难，在射杀吴起时兵器并中楚悼王尸体而犯下重罪，因此依法夷宗而死者，竟达70余家。
楚国所使用的刑罚，计有灭族、烹、车裂（或称支解、辕、磔）、斩、宫、刖、劓、墨、笞、鞭、贯耳、梏、囚、放、没为官奴等。如此众多的酷刑，让当时人也为之惊叹。楚康王时，蔡大夫声子至楚，与令尹子木会谈，言及晋楚两国政事与人才优劣，声子指出：“楚多淫刑，故诸大夫获罪惧诛常逃死于四方，成为别国谋主，转而侵害楚国。”
这也是楚国政治中之最大弊端之一。后代史家论及楚国政治都指出楚国刑罚苛严，不仅一般臣民动辄触禁受刑，甚至令尹等重臣，“少自愤事，旋即诛死”（《春秋大事表?楚令尹论》）。
灭族即一人有罪，尽诛亲族。春秋时，楚令尹子常杀费无极与鄢将师后，“尽灭其族”。又曾发生楚子杀斗成然，而“灭其族”的事情”。
烹即将刑犯煮之于镬。《史记?伍子晋列传》有“烹石乞”的记载。这是一种酷刑，所见不多。
肢解之刑，是极刑之尤极者，通常为车裂，吴起变法打败后，有记载说吴起是车裂而死。肢解也称为“磔”刑，如《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荆南产金，凡私采者，“得而辄辜磔于市”。
楚国已有完整的司法诉讼程序。司法部门受理案件后，要在规定的时期内审理案件。在此期限内，司法官员必须将所接受的告诉予以审理，否则就是渎职，告诉人于期内享有督促司法官员审理告诉的权力。司法官员如果审理不当或判决有误，被告人也可在此期间提出申诉。包山楚简的“受期”简，就是执法人员因渎职而受到控告的记录。
审理案件时，司法官员要“听狱”，即听取争讼双方的申述。包山楚简131、136简记云：“执事人诅阴人宣相。苛冒、舒逊、舒腥、舒庆之狱于阴之正，思听之。”继而记述舒氏父于与宣、苛二人双方的言辞，为听狱的实录。
司法官员要听取能对案件提供证据的非当事证人的陈词。按楚法规定：“同社、同里、同官不可证，匿至从父兄弟不可证。”包山楚137号简记“执事人为之盟证、凡二百人十一人。”可见证人之多。
结案时，要按律定罪，即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对案件作出合理的判决称为“断狱”。
《周礼?地官?大司徒》：“凡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有地治者听而断之。”
后世的包山楚简记载了舒庆杀人一案，因迟迟未断而惊动楚王，以至左尹以王命告汤公命“为之断”。
楚国有多种多样的律令，楚国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一般能奉公守法，秉公执法，楚庄王、令尹于文、孙叔敖、石渚等是其佼佼者。
楚庄王时，太子违犯茅门之法，廷理依法处理，太子哭着要庄王诛廷理。庄王说：“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是真吾守法之臣也”。对廷理不仅不予加罪，反而益爵二级，太子则请罪认错。此事被传为美谈。
子文为令尹时，廷理因犯法者为子文族人而释之，子文指责廷理说：廷理之职为“司犯王令而察触国法也”，“今弃法背令而释犯法者，是为理不端，怀心不公也”。身在“上位”的子文，为“士民”作出表率，受到了国人的爱戴。
《说苑?至公》记，虞丘子荐孙叔敖为令尹后，虞丘子家人干法，孙叔敖执而戮之，虞丘子对楚王说：“臣言孙叔敖，果可使持国政，奉国法而不党，施刑戮而不委，可谓公平。”孙叔敖和虞丘子都以国法为重，不徇私狂法，因而受到后人的称颂。
而相对于楚国的法律，秦律先不说比起楚律人性化多少，光是一个普及开来的《法律答问》，就足以甩楚律几条街：
[害盗背着游徼去盗窃，应当加罪。]什么叫“加罪”？五人共同行盗，赃物在一钱以上，断去左足，并黥为城旦；不满五人，所盗超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为城旦；不满六百六十钱而在二百二十钱以上，黥为城旦；不满二百二十钱而在一钱以上，加以流放。求盗与此同样论处。
求盗盗窃，应刑为城旦，问是否应像害盗那样加罪？应当。
甲主谋派乙去盗窃，一天，乙去行盗，还没有走到，就被拿获，甲乙都应判处赎黥。
男奴甲主谋叫婢女乙偷主人的牛，把牛卖掉，带着卖牛的钱一同逃越国镜，出边塞时，被拿获，各应如何论处？应按城旦的样子施以黥刑，然后分别交还主人。
甲偷牛，偷牛时身高六尺，囚禁一年，再加度量，身高六尺七寸，问甲应如何论处？应完城旦。
有人偷摘别人的桑叶，赃值不到一钱，如何论处？罚服徭役三十天。（这个也许也算是秦律残暴的一个“佐证”）
司寇盗窃一百一十钱，先已自首，如何论处？应耐为隶臣，一说应赀二甲。
甲盗窃，赃值一千钱，乙知道甲盗窃，分赃不满一钱，问乙应如何论处？与甲同样论处。（秦律不管你有没有盗窃，主要是处置乙方知情不报以及参与分赃之罪。）
甲盗窃不满一钱，前往乙家，乙没有察觉，问乙方如何论处？不应论罪。如系知情而不加捕拿，应罚一盾。（这个是主要处置知情不报的罪行。）
甲盗钱用以买丝，把丝寄存在乙方处，乙收受了，但不了解盗窃的事，乙方如何论处？不应论罪。（人性化的不知者不罪。）
甲乙素不相识，甲去丙处盗窃，刚到，乙也去丙处盗窃，与甲交谈，于是分别偷盗，其赃物各值四百钱，在离开丙处后同时拿获。如有预谋，应将两人赃数合并一起论处，没有预谋，各依所盗赃数论罪。
工匠偷东西，赃不满一钱，其同班工匠应否答打？不应答打。（大秦帝国时期的工匠看来地位不低。）
丈夫盗窃一千钱，在其妻处藏匿了三百，妻应如何论处？妻如知道丈夫盗窃而藏钱，应按盗窃三百论处；不知道，作为收藏。（后面那个该怎么理解？？？）
丈夫盗窃三百钱，告知其妻，妻和他一起用这些钱饮食，妻应如何论处？没有预谋，应作为收藏；如系预谋，与其夫同罪。丈夫盗窃二百钱，在其妻处藏匿了一百一十，妻应如何论处？妻如知道丈夫盗窃，应按盗钱一百一十论处；不知道，作为收藏。
……
毫无疑问，有着这么明显的处置解释，即使是景攸这个粗通楚律以及秦律的人，都知道谁更好一些。
而一个能够有效实施其法令的国家，其法令的相应性质，足以奠定这个国家的国力强盛与否。
景攸在成为一个长城戍卒之前，本身就是在一个在楚国灭亡之后，返回故里的楚国廷理（负责掌管楚国刑狱的官员）的教导下，学习一些楚国的律令以及文字。
但是在随之而来的大秦帝国推行统一文字的国策之后，景攸在这方面的学习变得有些偷偷摸摸。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在随后的《挟书律》的颁布，一旦被人发现学习楚国本身的文字甚至是法律的话，会遭受到很严重的处分。
当然，族诛什么的，笑一下就好，因为哪怕是在泰山封禅的时候被所谓的博士们落了面子之后，始皇帝最终还是没有举起屠刀。
只不过汉代学者屡屡把“挟书律”与秦朝的短命相联系。
秦自商鞅以后，法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一直奉行以法治国的政治策略。法治使秦国走向强盛，并最终统一中国。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亡国之恨和秦朝的高压政策，激起了六国遗民的怨恨。加上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思想的余波，各种思想包括对秦不满的言论仍在社会中流传。
秦相李斯进言：“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趋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他上书建议秦始皇：“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等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由于秦法极端残酷和酷烈，“焚书”、“坑儒”、“挟书律”等残酷的思想****手段也无济于事，反而出现“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的局面，使秦王朝迅速走向了崩溃，最终以“暴秦”的形象载入史册。
为了避免重蹈秦之覆辙，汉代士人不断反思秦亡的原因。他们认为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完全抛弃了古代圣王重视礼乐教化的传统而专任刑罚。西汉儒学宗师董仲舒认为古代圣王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秦重禁文字，不得挟学，弃捐礼仪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大意为秦朝却一反先王的做法，采用申商韩非之说，严法治国，禁止私学和民间藏书，使人们逐渐抛弃礼仪传统而轻于犯法，最终导致了秦朝的灭亡。
东汉思想家王充的看法与此相似，“始皇前叹韩非之书，后惑李斯之议，燔五经之文，设挟书之律……殄贤圣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孙”，他认为秦朝焚烧五经典籍，禁止民间藏书，极大地破坏了圣贤所确立的优良传统，使秦朝的统治无法长久持续下去。实际上，汉代士人并不反对统一思想，比如董仲舒就提出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著名建议。不过他们主张采取温和、诱导的方式来教化百姓，对秦王朝粗暴的行政强制手段非常反感，因而往往将秦朝的短命与它推行的诸如“挟书律”等暴政行为联系起来。
面对这种观点，张嘉师只能够表示：你们家的刘邦跟刘盈实行《挟书律》的时间，并不比大秦帝国短多少，你们这种选择性无视，算是好事么？
但是相比起这个小事情，景攸却能够对比出楚国律法与秦律之间的巨大差距：
……
楚国律法哪怕是在后世有出土竹简，都算是散失不少。
但是观其部分内容，就可以看到楚国律法的局限性：
楚国最重要的根本大法是“国典”。《国语?楚语上》记：“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这就是所谓“国之典”。宪令是国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时，屈原被怀王委以重任，“造为宪令”。
楚人将各类法律条文编辑成书，命名为《鸡次之典》，吴人入郢，将楚国法律简策破坏殆尽，幸得蒙谷深入大宫，背负鸡次之典从水逃出。楚昭王复国后，蒙谷献出《鸡次之典》，使楚国在“五官失法”的情况下又回复到了百姓大治的局面。楚人有种类繁多的法律文书作为执法的依据。
如楚文王时制定有《仆区之法》，这是一部关于惩治窝藏罪的刑律。《仆区之法》规定：“盗所隐器，与盗同罪。”
楚庄王时，有关王宫禁卫的法规称为“茅门之法”，茅门楚王宫宫门之一。《茅门之法》规定：“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践[雨留]者，廷理斩其辆，戮其御。”此外，还有入宅之法，即没收罪人的房屋等财产。
如《战国策?楚策一》所记郢人请宅卜罪事，即属此例。相坐之法，即一人得罪，刑及妻、子等亲属。楚国有专门关于楚王遗体保护的法令，规定：“丽兵于王尸者罪”，以兵器伤楚王尸体者，诛杀无赦，且刑及三族。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因吴起变法而受损的楚国贵族乘机发难，在射杀吴起时兵器并中楚悼王尸体而犯下重罪，因此依法夷宗而死者，竟达70余家。
楚国所使用的刑罚，计有灭族、烹、车裂（或称支解、辕、磔）、斩、宫、刖、劓、墨、笞、鞭、贯耳、梏、囚、放、没为官奴等。如此众多的酷刑，让当时人也为之惊叹。楚康王时，蔡大夫声子至楚，与令尹子木会谈，言及晋楚两国政事与人才优劣，声子指出：“楚多淫刑，故诸大夫获罪惧诛常逃死于四方，成为别国谋主，转而侵害楚国。”
这也是楚国政治中之最大弊端之一。后代史家论及楚国政治都指出楚国刑罚苛严，不仅一般臣民动辄触禁受刑，甚至令尹等重臣，“少自愤事，旋即诛死”（《春秋大事表?楚令尹论》）。
灭族即一人有罪，尽诛亲族。春秋时，楚令尹子常杀费无极与鄢将师后，“尽灭其族”。又曾发生楚子杀斗成然，而“灭其族”的事情”。
烹即将刑犯煮之于镬。《史记?伍子晋列传》有“烹石乞”的记载。这是一种酷刑，所见不多。
肢解之刑，是极刑之尤极者，通常为车裂，吴起变法打败后，有记载说吴起是车裂而死。肢解也称为“磔”刑，如《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荆南产金，凡私采者，“得而辄辜磔于市”。
楚国已有完整的司法诉讼程序。司法部门受理案件后，要在规定的时期内审理案件。在此期限内，司法官员必须将所接受的告诉予以审理，否则就是渎职，告诉人于期内享有督促司法官员审理告诉的权力。司法官员如果审理不当或判决有误，被告人也可在此期间提出申诉。包山楚简的“受期”简，就是执法人员因渎职而受到控告的记录。
审理案件时，司法官员要“听狱”，即听取争讼双方的申述。包山楚简131、136简记云：“执事人诅阴人宣相。苛冒、舒逊、舒腥、舒庆之狱于阴之正，思听之。”继而记述舒氏父于与宣、苛二人双方的言辞，为听狱的实录。
司法官员要听取能对案件提供证据的非当事证人的陈词。按楚法规定：“同社、同里、同官不可证，匿至从父兄弟不可证。”包山楚137号简记“执事人为之盟证、凡二百人十一人。”可见证人之多。
结案时，要按律定罪，即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对案件作出合理的判决称为“断狱”。
《周礼?地官?大司徒》：“凡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有地治者听而断之。”
后世的包山楚简记载了舒庆杀人一案，因迟迟未断而惊动楚王，以至左尹以王命告汤公命“为之断”。
楚国有多种多样的律令，楚国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一般能奉公守法，秉公执法，楚庄王、令尹于文、孙叔敖、石渚等是其佼佼者。
楚庄王时，太子违犯茅门之法，廷理依法处理，太子哭着要庄王诛廷理。庄王说：“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是真吾守法之臣也”。对廷理不仅不予加罪，反而益爵二级，太子则请罪认错。此事被传为美谈。
子文为令尹时，廷理因犯法者为子文族人而释之，子文指责廷理说：廷理之职为“司犯王令而察触国法也”，“今弃法背令而释犯法者，是为理不端，怀心不公也”。身在“上位”的子文，为“士民”作出表率，受到了国人的爱戴。
《说苑?至公》记，虞丘子荐孙叔敖为令尹后，虞丘子家人干法，孙叔敖执而戮之，虞丘子对楚王说：“臣言孙叔敖，果可使持国政，奉国法而不党，施刑戮而不委，可谓公平。”孙叔敖和虞丘子都以国法为重，不徇私狂法，因而受到后人的称颂。
而相对于楚国的法律，秦律先不说比起楚律人性化多少，光是一个普及开来的《法律答问》，就足以甩楚律几条街：
[害盗背着游徼去盗窃，应当加罪。]什么叫“加罪”？五人共同行盗，赃物在一钱以上，断去左足，并黥为城旦；不满五人，所盗超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为城旦；不满六百六十钱而在二百二十钱以上，黥为城旦；不满二百二十钱而在一钱以上，加以流放。求盗与此同样论处。
求盗盗窃，应刑为城旦，问是否应像害盗那样加罪？应当。
甲主谋派乙去盗窃，一天，乙去行盗，还没有走到，就被拿获，甲乙都应判处赎黥。
男奴甲主谋叫婢女乙偷主人的牛，把牛卖掉，带着卖牛的钱一同逃越国镜，出边塞时，被拿获，各应如何论处？应按城旦的样子施以黥刑，然后分别交还主人。
甲偷牛，偷牛时身高六尺，囚禁一年，再加度量，身高六尺七寸，问甲应如何论处？应完城旦。
有人偷摘别人的桑叶，赃值不到一钱，如何论处？罚服徭役三十天。（这个也许也算是秦律残暴的一个“佐证”）
司寇盗窃一百一十钱，先已自首，如何论处？应耐为隶臣，一说应赀二甲。
甲盗窃，赃值一千钱，乙知道甲盗窃，分赃不满一钱，问乙应如何论处？与甲同样论处。（秦律不管你有没有盗窃，主要是处置乙方知情不报以及参与分赃之罪。）
甲盗窃不满一钱，前往乙家，乙没有察觉，问乙方如何论处？不应论罪。如系知情而不加捕拿，应罚一盾。（这个是主要处置知情不报的罪行。）
甲盗钱用以买丝，把丝寄存在乙方处，乙收受了，但不了解盗窃的事，乙方如何论处？不应论罪。（人性化的不知者不罪。）
甲乙素不相识，甲去丙处盗窃，刚到，乙也去丙处盗窃，与甲交谈，于是分别偷盗，其赃物各值四百钱，在离开丙处后同时拿获。如有预谋，应将两人赃数合并一起论处，没有预谋，各依所盗赃数论罪。
工匠偷东西，赃不满一钱，其同班工匠应否答打？不应答打。（大秦帝国时期的工匠看来地位不低。）
丈夫盗窃一千钱，在其妻处藏匿了三百，妻应如何论处？妻如知道丈夫盗窃而藏钱，应按盗窃三百论处；不知道，作为收藏。（后面那个该怎么理解？？？）
丈夫盗窃三百钱，告知其妻，妻和他一起用这些钱饮食，妻应如何论处？没有预谋，应作为收藏；如系预谋，与其夫同罪。丈夫盗窃二百钱，在其妻处藏匿了一百一十，妻应如何论处？妻如知道丈夫盗窃，应按盗钱一百一十论处；不知道，作为收藏。
……
毫无疑问，有着这么明显的处置解释，即使是景攸这个粗通楚律以及秦律的人，都知道谁更好一些。
而一个能够有效实施其法令的国家，其法令的相应性质，足以奠定这个国家的国力强盛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