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五零章 对历史的思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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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史记》当中那一部分应该说更像是《夏禹本纪》而非《夏本纪》的内容之外，史记当中不靠谱的内容还有很多。
张嘉师在多次阅读青玉灵书的《史记》内容，都觉得他在穿越之前，偶尔看到过《汉武大帝》电视剧的开头内容，真实性说不定还是很靠谱的。
毕竟在很多地方而言，汉武帝也没有说错。
尤其是在张嘉师穿越之前，国家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开展了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来正式对夏商周时期的历史状况进行较为实际的考察。
……
在张嘉师的认识当中，“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中国的一项文化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
这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起源，主要是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文献记载年代的“信史”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即是前841年，而这种说法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事实上也有可能是西周或者是当其时的诸侯史学家正式确定年表的总结描述。
这也就是说，在公元前841年，诸侯甚至是周天子的在位年份，严格来说更多要靠猜，而且在一些事情的描述方面，更有可能对不上年份。
同时，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过，他看过有关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虽然其中也有年代记载，但这些年代比较模糊且又不一致，所以他便弃而不用，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无具体在位年代。因此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年表。
而历史上第一个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学作系统研究工作的学者是西汉晚期的刘歆。刘歆的推算和研究结果体现在他撰写的《世经经》的主要内容后被收录于《汉书?律历志》。从刘歆以后一直到清代中叶，又有许多学者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进行了推算和研究。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他们推算所用的文献基本上不超过司马迁所见到的文献，所以很难有所突破。晚清以后情况有些变化，学者开始根据青铜器的铭文作年代学研究，这就扩大了资料的来源。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又为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来源。
司马迁认为：“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
几十年有关夏商周的重要考古发现。证明了夏商周三代和河洛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但是，中国历史还没有夏商周以前和夏商周部分的确切纪年。我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依照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上就存在分歧，或是有王无年，出现了“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的不正常现象。
夏代究竟存在与否？夏与商的交接是在什么时候？二里头遗址真的就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的都城斟鄩吗？甚至有些外国学者认为：所谓夏朝，根本就是商人臆想出来的历史传说。夏商周被古人尊称为“三代”，其主要活动区域均在河洛一带。在我国五千年文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果无确切的纪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前提，“夏商周断代工程”也逐渐成为了国家历史考古的一个重要体系项目。
……
只不过，“夏商周断代工程”固然是有相对的成果，就好比是：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朝约开始于前2070年，****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都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纣之年）定为前1046年。依据武王伐纣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来的年表和西周诸王年表。
有人认为如果该工程顺利的话，那么将有可能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给出了一个时间上的标尺，但目前看来，由于该工程的最终繁本报告迟迟未能通过。这个意义能否达到存在较大疑点。
但是在这一种前提下，“夏商周断代工程”收获的更多是质疑声音：
自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〇〇〇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以后，其中结论已被不少主流的词典和教材采用，开始产生影响。
在中国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后，国外学者开始加以批评。而夏商周断代工程才刚刚开始，中国的考古技术和理论水平还有待更大的提高。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后，来自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批评不绝于耳。某些国外人士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国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一些学者还对该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
在2000～2003年进行了三次辩论。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倪德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便断言“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但亦有人认为所谓的“国际学术界”一贯漠视中国本土研究成果，对中国历史没有发言权。也有人说既然西方社会能把荷马史诗这种伊洛特战争发生八百年以后的盲人艺人作品当正史，质疑中国用科学方法计算的断代史就是骨头里挑刺。
在这方面而言，国外学界经常会把诸如荷马史诗和圣经这类艺术作品和虚幻的宗教教义当成信史，张嘉师不得不表示这种质疑明显就是“你好意思说我么？”的情况。
但是在断代史工程的内部人员也有很大的争论，甚至是有些让人可笑的想法：
工程的成果是否失败，如今还没有强有力的论据证明。工程中有些成果也被国际学术界认可，例如张培瑜的研究，但工程内部却是存在争论。有些背景复杂的中国学者认为，此类工程的成果没有必要非得通过世界上各种具有“复杂背景”的学者的检验，只要在中国学术界取得共识就行，中国学者对历史的研究无需外人指三道四。也不能被有各种目的的势力阻挠。
在“东亚历史”期刊（EastAsianHistory发表文章质疑周懿王元年天再旦是公元前899年。文章中对于工程研究方法中的错误提出了具体质疑。文中提到：
“一些最近的研究计划，包括被中国******接受的研究计划（指夏商周断代工程），依据的是一个在公元前一千纪早期的“天再旦”的记载。这些研究把这个奇特的记载解读成日出时的日偏食。这样的解读看起来似乎合理（黎明要开始之际，天色因为日食而暗下来，然后再日出），但却是不确定的。日出时把太阳表面遮住的部分大到可以让天色大幅变暗的日食是很少的。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确是有一次日出时日食。而这些研究计划把这个日食对应到该奇特的记载（指周懿王元年天再旦）。”
“计算显示，公元前899年的那次日食把主观亮度（人类观察者所感受到的亮度）减低的程度小于25%。为了证明这样的亮度减少可以给观察者有“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一些研究者对观察了1997年日出时日偏食的观察者进行了调查。然而，所有的观察者所在的位置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不到10%的地方（这些地方的观察者没有“天再旦”的感觉），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超过80%的地方（这些地方有（指天再旦的感觉））。从这些数据，研究者作出结论，“主观亮度减少超过10%会造成“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这个结论根本毫无根据。实际上，飘过的云常常可以造成主观亮度减少25%……”
另外，该文也质疑了对于该次日食的计算的正确性。
此外在这一方面，有人依据《日食路线图》作了调查，发现在前899年4月21日早晨的日食。日食带西端在山东省，陕西省是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天再旦的。而在前871年10月6日早晨，在郑地可看到天再旦的天文景象。
好吧，张嘉师不得不表示，用后世的情况来作为这方面的佐证方式……就好比是用几千年之后的地貌变化来推算古战场的情况那样，不是闲的蛋疼么？
另外：《考古》杂志2007年3月发表了朱凤瀚的文章《尧公簋与唐伯侯于晋》，介绍了香港地区私人收藏的西周青铜器尧公簋。其铭文有“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的内容。
铭文如下：“（尧）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
从簋的形制与铭文字形特点来看，该器的成器时间似不会晚于西周早期中段。那么，“王命唐伯侯于晋”的“王廿又八祀”显然应该是成王二十八年无疑。
鉴于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中成王22年，康王25年。均少于28年。故此，尧公簋一出，断代工程阶段成果即被否定，成王或康王的在位年数必须修订。
而在这一个前提下，不但是周康王或者是周成王的年份都要改，恐怕在公元前841年的年份记载，都会出现相应的变化。最起码，有一个周成王之后，到公元前841年的周朝王上少在位三年，是必然的了。
……
至于这方面的历史，张嘉师表示后世的一些人是不是闲了点，因为严格来说，有很多史学家的推论都称不上精确……
然而……
2013年1月初，芝加哥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夏含夷，在台北举行、刚刚闭幕的“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上质疑“夏商周断代工程”，并断言该工程“繁本”恐怕将来也不太可能发表。“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对此作出回应称有争议很正常，“繁本”正在审订之中，过一段时间会出来。
夏含夷教授撰写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十年后之批判：以西周诸王在位年代为例证》的论文摘要，其内容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从1996年到2000年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极大的研究项目，据工程的统计一共包括两百多泛学科的研究员，几乎天天都在学术性和普及性的报刊上有所反映。在2000年年底，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以下简称《简本》），答应在不久之后再发表规模大的‘繁本’。现在已经是‘简本’发表以后十年，‘繁本’还没有发表，恐怕将来也不太可能发表。虽然如此，时间已经相当成熟给夏商周断代工程作出一个比较全面的审查。本文就是初步的反思。”
夏含夷称，《简本》对夏代和商代只提供概括的框架，对商代后期则提供绝对年代，但也承认这些年代不一定精确。对西周时代则完全不同，从武王克纣到幽王卒于骊山之下，对西周12个国王在位年代都提供了绝对年代。
夏含夷认为，“《简本》所载西周诸王在位年数和任何古代史书都没有统一的方法，能够在古书找到支持就引之，找不到支持就弃之，这和一般史学方法显然不合。除了武王克商年代是根据《逸周书世浮解》以及另外一些传世文件，懿王元年是根据《竹书纪年》所载‘天再旦于郑’的记载之外，《简本》所载西周诸王在位年代基本上是根据六十三件当时已经公布的铜器铭文所载年代记载的分期。《简本》所提出的年代框架和分期不但不能容纳近年新见之铜器铭文，并且对原来六十三件铜器的分期也有几处重要错误，《简本》的依据如此错误，年代框架亦随之落空。”
好吧，张嘉师不得不表示，有些专家教授的想法，可不是他这个穿越者能够理解的了……
…………………………………………分割线………………………………………………
坐在红云上，不着边际想着这些事情的张嘉师，并没有意识到，一场并不是针对他，但是却已经完成布置的刺杀行动，将会在他前往的小村落，发动起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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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史记》当中那一部分应该说更像是《夏禹本纪》而非《夏本纪》的内容之外，史记当中不靠谱的内容还有很多。
张嘉师在多次阅读青玉灵书的《史记》内容，都觉得他在穿越之前，偶尔看到过《汉武大帝》电视剧的开头内容，真实性说不定还是很靠谱的。
毕竟在很多地方而言，汉武帝也没有说错。
尤其是在张嘉师穿越之前，国家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开展了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来正式对夏商周时期的历史状况进行较为实际的考察。
……
在张嘉师的认识当中，“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中国的一项文化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
这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起源，主要是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文献记载年代的“信史”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即是前841年，而这种说法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事实上也有可能是西周或者是当其时的诸侯史学家正式确定年表的总结描述。
这也就是说，在公元前841年，诸侯甚至是周天子的在位年份，严格来说更多要靠猜，而且在一些事情的描述方面，更有可能对不上年份。
同时，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过，他看过有关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虽然其中也有年代记载，但这些年代比较模糊且又不一致，所以他便弃而不用，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无具体在位年代。因此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年表。
而历史上第一个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学作系统研究工作的学者是西汉晚期的刘歆。刘歆的推算和研究结果体现在他撰写的《世经经》的主要内容后被收录于《汉书?律历志》。从刘歆以后一直到清代中叶，又有许多学者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进行了推算和研究。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他们推算所用的文献基本上不超过司马迁所见到的文献，所以很难有所突破。晚清以后情况有些变化，学者开始根据青铜器的铭文作年代学研究，这就扩大了资料的来源。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又为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来源。
司马迁认为：“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
几十年有关夏商周的重要考古发现。证明了夏商周三代和河洛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但是，中国历史还没有夏商周以前和夏商周部分的确切纪年。我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依照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上就存在分歧，或是有王无年，出现了“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的不正常现象。
夏代究竟存在与否？夏与商的交接是在什么时候？二里头遗址真的就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的都城斟鄩吗？甚至有些外国学者认为：所谓夏朝，根本就是商人臆想出来的历史传说。夏商周被古人尊称为“三代”，其主要活动区域均在河洛一带。在我国五千年文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果无确切的纪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前提，“夏商周断代工程”也逐渐成为了国家历史考古的一个重要体系项目。
……
只不过，“夏商周断代工程”固然是有相对的成果，就好比是：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朝约开始于前2070年，****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都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纣之年）定为前1046年。依据武王伐纣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来的年表和西周诸王年表。
有人认为如果该工程顺利的话，那么将有可能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给出了一个时间上的标尺，但目前看来，由于该工程的最终繁本报告迟迟未能通过。这个意义能否达到存在较大疑点。
但是在这一种前提下，“夏商周断代工程”收获的更多是质疑声音：
自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〇〇〇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以后，其中结论已被不少主流的词典和教材采用，开始产生影响。
在中国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后，国外学者开始加以批评。而夏商周断代工程才刚刚开始，中国的考古技术和理论水平还有待更大的提高。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后，来自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批评不绝于耳。某些国外人士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国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一些学者还对该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
在2000～2003年进行了三次辩论。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倪德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便断言“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但亦有人认为所谓的“国际学术界”一贯漠视中国本土研究成果，对中国历史没有发言权。也有人说既然西方社会能把荷马史诗这种伊洛特战争发生八百年以后的盲人艺人作品当正史，质疑中国用科学方法计算的断代史就是骨头里挑刺。
在这方面而言，国外学界经常会把诸如荷马史诗和圣经这类艺术作品和虚幻的宗教教义当成信史，张嘉师不得不表示这种质疑明显就是“你好意思说我么？”的情况。
但是在断代史工程的内部人员也有很大的争论，甚至是有些让人可笑的想法：
工程的成果是否失败，如今还没有强有力的论据证明。工程中有些成果也被国际学术界认可，例如张培瑜的研究，但工程内部却是存在争论。有些背景复杂的中国学者认为，此类工程的成果没有必要非得通过世界上各种具有“复杂背景”的学者的检验，只要在中国学术界取得共识就行，中国学者对历史的研究无需外人指三道四。也不能被有各种目的的势力阻挠。
在“东亚历史”期刊（EastAsianHistory发表文章质疑周懿王元年天再旦是公元前899年。文章中对于工程研究方法中的错误提出了具体质疑。文中提到：
“一些最近的研究计划，包括被中国******接受的研究计划（指夏商周断代工程），依据的是一个在公元前一千纪早期的“天再旦”的记载。这些研究把这个奇特的记载解读成日出时的日偏食。这样的解读看起来似乎合理（黎明要开始之际，天色因为日食而暗下来，然后再日出），但却是不确定的。日出时把太阳表面遮住的部分大到可以让天色大幅变暗的日食是很少的。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确是有一次日出时日食。而这些研究计划把这个日食对应到该奇特的记载（指周懿王元年天再旦）。”
“计算显示，公元前899年的那次日食把主观亮度（人类观察者所感受到的亮度）减低的程度小于25%。为了证明这样的亮度减少可以给观察者有“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一些研究者对观察了1997年日出时日偏食的观察者进行了调查。然而，所有的观察者所在的位置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不到10%的地方（这些地方的观察者没有“天再旦”的感觉），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超过80%的地方（这些地方有（指天再旦的感觉））。从这些数据，研究者作出结论，“主观亮度减少超过10%会造成“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这个结论根本毫无根据。实际上，飘过的云常常可以造成主观亮度减少25%……”
另外，该文也质疑了对于该次日食的计算的正确性。
此外在这一方面，有人依据《日食路线图》作了调查，发现在前899年4月21日早晨的日食。日食带西端在山东省，陕西省是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天再旦的。而在前871年10月6日早晨，在郑地可看到天再旦的天文景象。
好吧，张嘉师不得不表示，用后世的情况来作为这方面的佐证方式……就好比是用几千年之后的地貌变化来推算古战场的情况那样，不是闲的蛋疼么？
另外：《考古》杂志2007年3月发表了朱凤瀚的文章《尧公簋与唐伯侯于晋》，介绍了香港地区私人收藏的西周青铜器尧公簋。其铭文有“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的内容。
铭文如下：“（尧）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
从簋的形制与铭文字形特点来看，该器的成器时间似不会晚于西周早期中段。那么，“王命唐伯侯于晋”的“王廿又八祀”显然应该是成王二十八年无疑。
鉴于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中成王22年，康王25年。均少于28年。故此，尧公簋一出，断代工程阶段成果即被否定，成王或康王的在位年数必须修订。
而在这一个前提下，不但是周康王或者是周成王的年份都要改，恐怕在公元前841年的年份记载，都会出现相应的变化。最起码，有一个周成王之后，到公元前841年的周朝王上少在位三年，是必然的了。
……
至于这方面的历史，张嘉师表示后世的一些人是不是闲了点，因为严格来说，有很多史学家的推论都称不上精确……
然而……
2013年1月初，芝加哥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夏含夷，在台北举行、刚刚闭幕的“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上质疑“夏商周断代工程”，并断言该工程“繁本”恐怕将来也不太可能发表。“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对此作出回应称有争议很正常，“繁本”正在审订之中，过一段时间会出来。
夏含夷教授撰写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十年后之批判：以西周诸王在位年代为例证》的论文摘要，其内容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从1996年到2000年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极大的研究项目，据工程的统计一共包括两百多泛学科的研究员，几乎天天都在学术性和普及性的报刊上有所反映。在2000年年底，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以下简称《简本》），答应在不久之后再发表规模大的‘繁本’。现在已经是‘简本’发表以后十年，‘繁本’还没有发表，恐怕将来也不太可能发表。虽然如此，时间已经相当成熟给夏商周断代工程作出一个比较全面的审查。本文就是初步的反思。”
夏含夷称，《简本》对夏代和商代只提供概括的框架，对商代后期则提供绝对年代，但也承认这些年代不一定精确。对西周时代则完全不同，从武王克纣到幽王卒于骊山之下，对西周12个国王在位年代都提供了绝对年代。
夏含夷认为，“《简本》所载西周诸王在位年数和任何古代史书都没有统一的方法，能够在古书找到支持就引之，找不到支持就弃之，这和一般史学方法显然不合。除了武王克商年代是根据《逸周书世浮解》以及另外一些传世文件，懿王元年是根据《竹书纪年》所载‘天再旦于郑’的记载之外，《简本》所载西周诸王在位年代基本上是根据六十三件当时已经公布的铜器铭文所载年代记载的分期。《简本》所提出的年代框架和分期不但不能容纳近年新见之铜器铭文，并且对原来六十三件铜器的分期也有几处重要错误，《简本》的依据如此错误，年代框架亦随之落空。”
好吧，张嘉师不得不表示，有些专家教授的想法，可不是他这个穿越者能够理解的了……
…………………………………………分割线………………………………………………
坐在红云上，不着边际想着这些事情的张嘉师，并没有意识到，一场并不是针对他，但是却已经完成布置的刺杀行动，将会在他前往的小村落，发动起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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