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八章 大朝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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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师之所以打算将后世的一些官员制度在眼下进行小范围的实行，以观后效，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个，主要是眼下的世官制度依旧是占据着很大的一个分量。
尽管，张嘉师治下的大秦帝国，已经达到了破而后立的相应前提，但是毫无疑问，世官制度同样影响着大秦帝国不少的地区。
甚至是张嘉师麾下的文武官员，很多都是世官制度的得益者。
王离，桓峰，分别代表着大秦帝国的军事世家。蒙兴同样也是这个范畴之内。
可以说，在军事方面，世官制度虽然并不足以动摇大秦帝国的根基，但是其对军事方面的影响依旧是相对比较可观。
但是在郡守方面的文官体系，却是让张嘉师无法轻举妄动。
先不说太原王氏眼下已经控制了几个郡，蜀郡李家的影响同样是相当深远。而且在张嘉师麾下的从龙之臣而言，世官制度无疑是他们得到更多的荣华富贵的一种保障。
可以说，仅凭后一点而言，世官制度就不是张嘉师能够轻易出动的存在。因为张嘉师还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就弄得人心惶惶。
第二个，则是小范围尝试推行察举制度，有助于一些人才的发掘。
张嘉师认为，无论在什么时候，人才都是非常重要的存在。而很多时候而言，人才埋没于野，算是一种浪费。
但是么，张嘉师知道，发掘人才在这方面而言，还是其次，主要是张嘉师眼下并没有真正发展察举制度的相应基础。
尤其是应该让察举制度成为一种体系的相应准备，比如说察举制度的相应科目，察举制度影响的人员范畴，都算得上是张嘉师眼下的一个短板。
有些事情，张嘉师自己确实是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去做。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张嘉师可不能够真的就这样照搬后世的制度来作为实施的基础。
作为一个领导者这么长的时间，张嘉师早就知道了一点，那就是最好的制度是不可能永远都有优势，只有最合适当前局势的制度，才是一种好制度的道理。
所以，眼下推行察举制度的小范围的尝试，有助于察举制度后面的实施方式甚至是能够有效提升察举制度的相应改良补充效率。
而这一点。毫无疑问是张嘉师认为必须存在的准则。
而第三点，则是张嘉师不希望一个情况的出现。那就是察举制度所发掘出来的人才，遭受到世官制度的得益者的强力打压，而最终落得一个凄惨的下场。
这一个情况，主要就是以汉文帝时期察举制度出现的人才——贾谊，让张嘉师不得不警惕。
……
贾谊（前200—前168），汉族，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贾谊少有才名。十八岁时，以善文为郡人所称。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婴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故后世亦称贾长沙、贾太傅。三年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时仅33岁。司马迁对屈原、贾谊都寄予同情，为二人写了一篇合传，后世因而往往把贾谊与屈原并称为“屈贾”。
贾谊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深受庄子与列子的影响。散文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评论时政，风格朴实峻拔，议论酣畅，鲁迅称之为“西汉鸿文”，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其辞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为著名。
贾谊作为一个在政治方针上也有不少见解的人，其对后世景帝甚至是武帝时期都有一定的相应影响。
在关乎于诸侯王方面的问题当中，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曰定礼制，其二曰定地制。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人臣之礼行事，从而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定地制即“割地定制”，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
景帝刘启时，晁错提出“削藩”政策，是贾谊主张的继续；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对诸侯王分析的正确性。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颁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更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的全面实行了。
梁怀王无子，按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贾谊认为，这样做对整个局势不利；建议为梁王立继承人，或者让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来；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黄河，后者南到长江，从而连成一片。文帝听了贾谊的建议，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另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从后来吴楚七国之乱中梁王刘武坚决抵御的作用来看，根据贾谊的这个建议所作的部署，确实是深谋远虑。
另外，在《宗首》、《藩强》、《权重》等文章中，贾谊还阐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在《大政》、《修政》中提出了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
在经济以及农业方面，贾谊认为，富商大贾与诸侯王相勾结，有恃无恐，僭越礼制。又要农民供给他们以奢侈的生活资料，因而导致了广大农民贫困。因此，贾谊主张重视农民，提倡俭约，反对奢侈之风。
文帝二年（前178年），贾谊上《论积贮疏》，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论证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贡献，客观上符合人民利益，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他的重视发展农业，提倡积贮的思想，即使至今。也仍有借鉴的价值。同时，贾谊指出，商人卖奴隶，穷极奢侈，不尊重国家制度，冒犯皇帝尊严，主张俭约。禁奢靡之风。
在货币政策上，贾谊承认货币流通的客观性质，不认为单凭君王权力就可以解决货币问题。因而贾谊建议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垄断造币的原料，统一铸钱，即不让铜流布于民间，也不准老百姓私自采炼铜矿。可惜文帝未执行。以至币制混乱。贾谊的货币主张，在客观上已为后来汉武帝时实现统一的五铢钱制度，即所谓“三官钱”的流通开辟了道路，武帝时期禁止铸钱的政策正是贾谊思想的延续。
在对抗匈奴方面，贾谊对待匈奴思想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家的华夷之辨，四境少数民族侵凌中原民族是不能容忍的。因而。在北方匈奴问题上，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侵扰，提出儒法结合的战略思想，即“德战”：“以厚德怀服四夷”，辅以“三表、五饵”之术。贾谊认为，只要实行他的“三表”、“五饵”的策略，便可以争取匈奴的民众，孤立单于，并进而降服单于。
贾谊对他这套制服匈奴的措施颇具信心，所以他向文帝毛遂自荐，愿意亲自来实行其计划。贾谊主张用和平的手段瓦解敌人的策略，因而西汉赢得了30多年国内建设的和平环境，为武帝最终战胜匈奴奠定了实力基础，故其功不可没。
PS：三表，五饵分别是：三表：立信义、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五饵：赐之盛服车乘、盛食珍味、音乐妇人、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亲近安抚。
……
张嘉师所看重的是贾谊的政治才华，当然，贾谊在很多方面确实算得上全才，但是对于其他方面，张嘉师倒是不太关注。
张嘉师不是对古文学没有什么好感，而是对贾谊的文章实在是不太感冒。
就以让张嘉师很无语的《过秦论》部分内容而言，就让张嘉师在某个意义上无视掉贾谊在文学方面的贡献：
“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害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这一部分取自《过秦论》中篇的内容，在很多方面而言，确实是做到了借鉴前人以及针砭时弊，但是么，秦王朝真的这么不堪……张嘉师表示：贾谊，你还能歌德派一点么？
在某个意义上，张嘉师不认为《过秦论》不堪入目，相反，《过秦论》是一篇非常优秀的文章，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么，张嘉师很清楚，以己度人，贾谊在说出了前朝的弊端的同时，为何将当下的情况视而不见？
所以，在某个意义上，张嘉师都不得不怀疑，《过秦论》有可能是贾谊为了让汉帝国取代秦王朝更加名正言顺的一篇投名状，毕竟若是论刑罚的残酷，缇萦救父无疑是更加的说明了相应情况。
而后人评价贾谊写《过秦论》是借古讽今，张嘉师知道确实是有这么一种意味，但是么，当其时的汉文帝并没有这样的想法，只看到了表面的东西，也算是浪费了贾谊的一番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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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率领麾下文武跟随着自己的儿子返回到咸阳宫正殿之后，张嘉师则是示意喜公公可以开始下一步大朝会需要做的事情……(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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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师之所以打算将后世的一些官员制度在眼下进行小范围的实行，以观后效，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个，主要是眼下的世官制度依旧是占据着很大的一个分量。
尽管，张嘉师治下的大秦帝国，已经达到了破而后立的相应前提，但是毫无疑问，世官制度同样影响着大秦帝国不少的地区。
甚至是张嘉师麾下的文武官员，很多都是世官制度的得益者。
王离，桓峰，分别代表着大秦帝国的军事世家。蒙兴同样也是这个范畴之内。
可以说，在军事方面，世官制度虽然并不足以动摇大秦帝国的根基，但是其对军事方面的影响依旧是相对比较可观。
但是在郡守方面的文官体系，却是让张嘉师无法轻举妄动。
先不说太原王氏眼下已经控制了几个郡，蜀郡李家的影响同样是相当深远。而且在张嘉师麾下的从龙之臣而言，世官制度无疑是他们得到更多的荣华富贵的一种保障。
可以说，仅凭后一点而言，世官制度就不是张嘉师能够轻易出动的存在。因为张嘉师还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就弄得人心惶惶。
第二个，则是小范围尝试推行察举制度，有助于一些人才的发掘。
张嘉师认为，无论在什么时候，人才都是非常重要的存在。而很多时候而言，人才埋没于野，算是一种浪费。
但是么，张嘉师知道，发掘人才在这方面而言，还是其次，主要是张嘉师眼下并没有真正发展察举制度的相应基础。
尤其是应该让察举制度成为一种体系的相应准备，比如说察举制度的相应科目，察举制度影响的人员范畴，都算得上是张嘉师眼下的一个短板。
有些事情，张嘉师自己确实是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去做。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张嘉师可不能够真的就这样照搬后世的制度来作为实施的基础。
作为一个领导者这么长的时间，张嘉师早就知道了一点，那就是最好的制度是不可能永远都有优势，只有最合适当前局势的制度，才是一种好制度的道理。
所以，眼下推行察举制度的小范围的尝试，有助于察举制度后面的实施方式甚至是能够有效提升察举制度的相应改良补充效率。
而这一点。毫无疑问是张嘉师认为必须存在的准则。
而第三点，则是张嘉师不希望一个情况的出现。那就是察举制度所发掘出来的人才，遭受到世官制度的得益者的强力打压，而最终落得一个凄惨的下场。
这一个情况，主要就是以汉文帝时期察举制度出现的人才——贾谊，让张嘉师不得不警惕。
……
贾谊（前200—前168），汉族，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贾谊少有才名。十八岁时，以善文为郡人所称。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婴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故后世亦称贾长沙、贾太傅。三年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时仅33岁。司马迁对屈原、贾谊都寄予同情，为二人写了一篇合传，后世因而往往把贾谊与屈原并称为“屈贾”。
贾谊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深受庄子与列子的影响。散文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评论时政，风格朴实峻拔，议论酣畅，鲁迅称之为“西汉鸿文”，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其辞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为著名。
贾谊作为一个在政治方针上也有不少见解的人，其对后世景帝甚至是武帝时期都有一定的相应影响。
在关乎于诸侯王方面的问题当中，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曰定礼制，其二曰定地制。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人臣之礼行事，从而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定地制即“割地定制”，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
景帝刘启时，晁错提出“削藩”政策，是贾谊主张的继续；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对诸侯王分析的正确性。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颁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更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的全面实行了。
梁怀王无子，按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贾谊认为，这样做对整个局势不利；建议为梁王立继承人，或者让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来；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黄河，后者南到长江，从而连成一片。文帝听了贾谊的建议，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另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从后来吴楚七国之乱中梁王刘武坚决抵御的作用来看，根据贾谊的这个建议所作的部署，确实是深谋远虑。
另外，在《宗首》、《藩强》、《权重》等文章中，贾谊还阐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在《大政》、《修政》中提出了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
在经济以及农业方面，贾谊认为，富商大贾与诸侯王相勾结，有恃无恐，僭越礼制。又要农民供给他们以奢侈的生活资料，因而导致了广大农民贫困。因此，贾谊主张重视农民，提倡俭约，反对奢侈之风。
文帝二年（前178年），贾谊上《论积贮疏》，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论证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贡献，客观上符合人民利益，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他的重视发展农业，提倡积贮的思想，即使至今。也仍有借鉴的价值。同时，贾谊指出，商人卖奴隶，穷极奢侈，不尊重国家制度，冒犯皇帝尊严，主张俭约。禁奢靡之风。
在货币政策上，贾谊承认货币流通的客观性质，不认为单凭君王权力就可以解决货币问题。因而贾谊建议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垄断造币的原料，统一铸钱，即不让铜流布于民间，也不准老百姓私自采炼铜矿。可惜文帝未执行。以至币制混乱。贾谊的货币主张，在客观上已为后来汉武帝时实现统一的五铢钱制度，即所谓“三官钱”的流通开辟了道路，武帝时期禁止铸钱的政策正是贾谊思想的延续。
在对抗匈奴方面，贾谊对待匈奴思想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家的华夷之辨，四境少数民族侵凌中原民族是不能容忍的。因而。在北方匈奴问题上，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侵扰，提出儒法结合的战略思想，即“德战”：“以厚德怀服四夷”，辅以“三表、五饵”之术。贾谊认为，只要实行他的“三表”、“五饵”的策略，便可以争取匈奴的民众，孤立单于，并进而降服单于。
贾谊对他这套制服匈奴的措施颇具信心，所以他向文帝毛遂自荐，愿意亲自来实行其计划。贾谊主张用和平的手段瓦解敌人的策略，因而西汉赢得了30多年国内建设的和平环境，为武帝最终战胜匈奴奠定了实力基础，故其功不可没。
PS：三表，五饵分别是：三表：立信义、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五饵：赐之盛服车乘、盛食珍味、音乐妇人、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亲近安抚。
……
张嘉师所看重的是贾谊的政治才华，当然，贾谊在很多方面确实算得上全才，但是对于其他方面，张嘉师倒是不太关注。
张嘉师不是对古文学没有什么好感，而是对贾谊的文章实在是不太感冒。
就以让张嘉师很无语的《过秦论》部分内容而言，就让张嘉师在某个意义上无视掉贾谊在文学方面的贡献：
“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害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这一部分取自《过秦论》中篇的内容，在很多方面而言，确实是做到了借鉴前人以及针砭时弊，但是么，秦王朝真的这么不堪……张嘉师表示：贾谊，你还能歌德派一点么？
在某个意义上，张嘉师不认为《过秦论》不堪入目，相反，《过秦论》是一篇非常优秀的文章，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么，张嘉师很清楚，以己度人，贾谊在说出了前朝的弊端的同时，为何将当下的情况视而不见？
所以，在某个意义上，张嘉师都不得不怀疑，《过秦论》有可能是贾谊为了让汉帝国取代秦王朝更加名正言顺的一篇投名状，毕竟若是论刑罚的残酷，缇萦救父无疑是更加的说明了相应情况。
而后人评价贾谊写《过秦论》是借古讽今，张嘉师知道确实是有这么一种意味，但是么，当其时的汉文帝并没有这样的想法，只看到了表面的东西，也算是浪费了贾谊的一番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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