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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惊变_分卷阅读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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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部郎中王佑到王振府中探望。王振留意王佑没有留当时非常流行的胡须,就问他说:“你怎么没有胡须啊?”

    王佑不假思索地朗声回答:“老爷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留呢?”

    这句话使王振哈哈大笑,于是收下王佑做干儿子,并立即提拔王佑为工部侍郎。

    一时间,王振的权力可谓顶了天。如何形容其人权势之大呢?举例而言,当时满朝文武大臣中,以英国公张辅地位最高。张辅生父张玉原是元朝重臣,还在蒙古统治中原时期,就已经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担任元朝的枢密知院,相当于军政最高长官。元顺帝败走大漠后,张玉“从走漠北”,跟随蒙古皇室在大漠中生活了十八年,但他思念故土,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摒弃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万里来归,投在当时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麾下,从五品的副千户做起,逐渐变成朱棣手下最得力的大将。后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得以成大事,夺取皇位,最大的功臣便是谋士姚广孝和武将张玉。

    张玉本人“出师未捷身先死”,在东昌一战中为了救护朱棣而英勇战死。朱棣痛极而泣,称其靖难功当第一,登上皇位后,追赠张玉为荣国公,又娶张玉之女为贵妃。明仁宗朱高炽亦娶张玉孙女为妃,即位后又加封张玉为河间王,并将其和东平王朱能、金乡侯王真、荣国公姚广孝的灵位一同放在明成祖朱棣的宗庙中,是为人臣之最高荣誉。

    张辅是张玉长子,但其显贵却不完全是沾了父亲的光,大多是凭自己的才干。他自幼追随父亲于军中,久历战阵,智勇双全,是靖难功臣中少有的优秀青年将领。朱棣即位后,封张辅为侯安伯,食禄千石,永乐三年(1405年)又进封新城侯,加禄三百石。而张辅一生中,最显赫突出的战绩则是在征伐安南[42]的战场上。

    安南在汉唐时为中国的一部分,五代时独立,但名义上仍是中国属国。大明王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亦曾册封安南国王陈氏,遂成惯例。此后,凡是安南新王登基,均需要得到明廷正式认可。

    到了永乐一朝,安南内讧加剧,原国王陈氏一族被灭,胡氏上台,明成祖朱棣不欲过多干涉,便顺水推舟地承认了新国王胡汉苍的地位。

    不料平地风云再起,前国王陈日烜之孙陈天平辗转来到北京,当面向朱棣哭诉道:“贼臣侵思明府,夺其土地,究其本心,实欲抗衡上国。暴征横敛,酷法淫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陛下德配天地,亿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吊民,兴灭继绝,此远夷之望,微臣之大愿也。”

    这一番声情并茂的言语深深打动了皇帝。但朱棣尚不能确认陈天平的王孙身份,并没有当场表态,只将其安顿下来。

    不久后,安南新国王胡汉苍派使者入明廷朝贺。朱棣将陈天平也叫了出来,安南使者“皆错愕,或有下拜者”。如此,陈天平的王嗣身份已无可怀疑。朱棣决定帮助陈天平复国,先派人谴责安南国王胡汉苍。胡汉苍倒是爽快,诚恳上书,表示愿意将安南王位让回给陈天平。朱棣信以为真,遂派人护送陈天平回国。不料胡汉苍预先设下了伏兵,在护送明军的眼皮底下杀死了陈天平。

    朱棣起于马背,本是嗜武如命之人,之前考虑到西南山高路长,这才想要不战而胜,却没料到胡汉苍不顾信义。皇帝被彻底激怒,决定派兵讨伐安南,张辅被选中为明军主帅。张辅亦不负所望,安南遂平。明朝廷改安南为交阯布政使司,在安南正式建衙,并派专人管理[43]。

    张辅亦因平定安南而备享荣耀——进封为英国公,岁禄三千石。明成祖朱棣又赐宴于奉天殿,亲自作赋《平安南歌》。

    朱棣太子朱高炽娶张辅之女为妃,即位为明仁宗后,命张辅掌中军都督府事,并加官太师。张辅愈发显赫,成为明廷地位最高的武臣,威震中外。

    可惜的是,明仁宗朱高炽天不假年,仅做了九个月的天子,便“无疾骤崩”在钦安殿中。由于皇帝死得突然,去世前三天还在“日理万机”,从不豫到驾崩,前后仅两天时间,死前并无明显征兆,且距其父明成祖朱棣之死仅十个月,因而朝野流言颇多——

    有说明仁宗是因为纵欲过度而死,且言之凿凿,大臣李时勉甚至因劝谏此事而被下锦衣卫诏狱,几近丧命;有说明仁宗死于后宫之争,郭贵妃欲以毒酒毒害张皇后时,误杀了丈夫[44];有说皇帝猝死是服用了治疗阴症[45]的金石之药,中毒身亡;还有传闻说明仁宗是被亲生长子朱瞻基下毒谋害而死[46]。

    无论真相如何,壮年天子登基未足一年,骤然去世,再度造成了明廷权力真空,时局陡然紧张了起来。彼时皇太子朱瞻基人在南京[47],紧急返回北京继位,是为明宣宗,即历史上著名的“蟋蟀天子”,时年二十八岁。

    明仁宗亲弟朱高煦时封汉王,就藩山东。朱高煦在“靖难之役”时立有战功,多次营救明成祖朱棣于危难之中,于是恃功骄恣,凶悍不法。他素来瞧不起朱高炽、朱瞻基父子,一直暗中窥测大宝之位,预备以其父为榜样,趁侄子明宣宗朱瞻基地位尚不稳固时谋反,以武力夺取皇位。但朱高煦就藩于外地,还需要朝中文武大臣的支持。他首先将目光投向了张辅,显然,如果能得到张辅的帮助,必会事半功倍。

    靖难之役时,朱高煦与张辅曾经共同出生入死,交情匪浅,朱高煦对拉拢对方一事甚有把握,派亲信枚青秘密入京,倾心笼络张辅为内应。结果,张辅二话不说,直接下令将枚青捆绑起来送入朝中,并向朱瞻基请求,由自己亲自率兵平叛。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初一,汉王朱高煦趁北京地震之机,在乐安起兵谋反。朱瞻基出人意料地决定御驾亲征,张辅跟随军中指挥作战。在强大的攻势和心理压力下,朱高煦被迫出城投降,乱事遂平。张辅因功加禄三百石,朝夕侍奉皇帝左右,谋划军国大事,手握重兵,威名益盛。

    到明英宗朱祁镇即位时,张辅已是四朝元老,是明廷举足轻重的重臣,兼之其姊是明成祖朱棣贵妃,女儿是明仁宗朱高炽妃子,有皇亲贵戚的身份,无人能出其右。大宦官王振倚仗有宠于明英宗而干预朝政时,张辅因名尊位崇,并不将王振这等阉宦放在眼里,时常当面与其据理以争。王振对其恨之入骨,后来终于找到机会弹劾张辅,派锦衣卫将他抓了起来。但因张辅是历朝勋旧,王振也不能奈之如何,只是借名明英宗之口,命杖其二十,以此来折辱张辅。

    这杖刑便是廷杖,是明太祖朱元璋最奇特的发明,后来为其子孙继承,成为明廷政治的一大特色。廷杖即在殿廷杖责大臣,受刑地点在承天门[48]后边、午门前面。关于这一刑罚的实施,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规定,不分官职大小,不管是德高望重的文臣,还是功勋赫赫的武将,只要惹怒了皇帝,一声令下,就会立即被拖到午门打屁股。

    负责行刑者是锦衣卫校尉,监刑者则是司礼监太监。表面上,廷杖是由皇帝下令执行,但受杖大臣的死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刑宦官。锦衣卫校尉行杖前,先看司礼监太监的靴尖,如果靴尖向外成八字形,那么他们便会尽可能地手下留情;若靴尖向内一收,便表示要下重手,不必顾忌[49]。

    张辅既是因得罪了司礼监大太监王振而受杖,二十杖虽不至于送命,但却也吃足了苦头。而在紫禁城午门当众受刑,带来的不仅仅是肉体的痛楚,还有肆无忌惮的羞辱——

    张辅所封英国公,是大明最高世袭公爵,兼之其妹是明成祖贵妃,女儿又嫁给明仁宗为贵妃,辈分远远高于当今英宗皇帝,就连太皇太后张氏也尊其为长辈,而今却被一名阉宦羞辱,堂堂英国公尊严荡然无存,日后何以在朝堂立足?

    深宫中的太皇太后张氏听闻消息后,急忙派人去阻止,但是已经来不及。太皇太后勃然大怒,立即将王振宣进来,当着明英宗朱祁镇和众大臣的面,怒斥道:“你不过是侍奉皇帝起居的太监,却做了这么不法的事,罪不可赦,今当赐死!”

    宫中女官立即将刀架在王振的脖子上。王振吓得魂不附体,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明英宗朱祁镇见自己最亲信的宦官要被斩杀,连忙匍匐在地上,替王振求情。其他大臣见皇帝下跪,只好也跟着跪下求情,连张辅也跪下了。

    这位太皇太后张氏,正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皇后、明宣宗朱瞻基的生母、英宗朱祁镇的祖母。张氏原是指挥使张麒之女,贤慧贞静,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封燕王世子妃,永乐二年(1404年)封皇太子妃。她嫁给朱高炽后,谨修妇道,侍公公明成祖朱棣极其恭谨,经常亲自下厨做饭,因而深得朱棣喜爱,朱棣曾经说“幸得佳妇”。朱棣一直不喜欢肥胖多病的长子朱高炽,而喜欢英武的二子朱高煦,朱高炽得以保全储位,也幸亏张氏从中调停。后来朱高炽登上皇位,立张氏为皇后,一直对其敬爱有加。

    明仁宗朱高炽死后,太子朱瞻基即位为宣宗皇帝,尊封母亲为皇太后,张氏由此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一位皇太后。朱瞻基性格坚定,文武兼备,有勇有谋,即位之初即一举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又停止对外战争,与民休息,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守成之君。

    当时海内安宁祥泰,朱瞻基侍母至孝,入奉起居,出奉游宴,四方有所进献,即便是微小物品,也一定要先奉送给张氏。两宫慈孝天下皆知,张氏从此安心颐养天年。

    然世事难测,宣德九年(1435年),朱瞻基短暂患病后意外驾崩,年仅三十八岁。皇太子朱祁镇时年九岁,还是个孩童,根本无力主政。朱瞻基遂在临死前留下遗诏:“皇太子祁镇嗣皇帝位。诸王宗室悉遵祖训,谨守藩国。嗣君年幼,惟望圣母皇太后朝夕教训,尔文武大臣尽力辅导。”又特别强调说:“国家重务白皇太后。”意思是让张氏摄政。

    明朝立国之后,明太祖朱元璋立有严令管制内宫及外戚,规定皇后只能管宫中嫔妃之事,宫门之外不得干预。宫人不许跟皇宫外边通信,违者处死。外朝臣僚命妇按例于每月初一、十五朝见皇后,其他时间,没有特殊缘由,不许进宫。皇帝不接见外朝命妇。皇族婚姻选配良家子女,后妃必选自民家。外戚只给高爵厚禄,不许干闻政事。而明宣宗遗命请母后张氏摄政,无疑是明朝历史上的创新之举,由此也将张后一举推向了前台,使其成为皇室和宫廷的政治网络中的关键人物。

    明仁宗共有十子,长子朱瞻基及第三子朱瞻墉、五子朱瞻墡均为张后所生。少子朱瞻墡为人宽厚贤直,就藩襄阳,在藩王中资望最崇,素有令誉,最得张后宠爱。明宣宗意外病殁后,朝野中谣言四起,传说太皇太后张氏嫌太子朱祁镇年幼,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为由,下令印绶监取出襄国金符[50],欲立襄王朱瞻墡为帝。然因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反对,坚称“立国以嫡”,事情这才拖了下来。

    流言纷纷,臣民不知是真是假,人心思乱。张后紧急宣召群臣到乾清宫,亲手将年幼的孙子朱祁镇放到皇帝的宝座上,对群臣宣布说:“此新天子也。”群臣山呼万岁,浮议乃息。如此,明英宗朱祁镇才顺利即位,而张氏也成了太皇太后。

    因朱祁镇年纪尚幼,不能亲自理政,群臣一再上书,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后道:“先帝选了这么多的肱股大臣,就是为了让众位卿家来辅佐朝政。现在皇帝年幼,你们更应该用心辅佐,不要懈怠。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能垂帘听政呢?不要因此而坏了祖宗的家法。”始终不愿意听政。

    张氏又召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濙及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位内阁大学士入内,谆谆告道:“你们都是老臣了,如今皇帝年幼,望你们同心协力,共同维护国家的安定。”由此将这五位老臣定为正统新王朝的核心,然朝廷大政均须奏请张氏而后行。

    而今王振借英宗皇帝之口对张后亲自指定的五辅臣之一的张辅下手,表面是宦官擅权乱政,但若没有皇帝的支持,他焉敢如此?这看起来倒像是个明显的信号——太皇太后已经老了,前朝老臣也已经老了,英宗皇帝长大了,该归政给他了。

    张后久历风浪,很快就猜及此点。当年明宣宗骤逝,太子朱祁镇年幼,她的确曾有改立亲生少子朱瞻墡为帝的想法,许多宫人都知道这件事,大概朱祁镇也听说了,所以任凭王振胡作非为,甚至不惜对她亲自指定的重臣廷杖立威,以报复当年之事。

    唉,她确实老了,既援救张辅不及,也不愿意因此再与孙子结怨,于是便饶恕了王振,但又厉声警告道:“皇帝还年幼,不懂得宦官祸国殃民的道理。今姑听皇帝及诸大臣,暂将他头颅寄下,但从此以后,切不可令他干预国政!”

    经此一事后,王振气焰大为收敛,但由于票拟制度使然,宦官干预国事还是免不了的。此后,张后时常派人到内阁询问政事,一旦得知有王振独断而未交内阁商议的,便立即派人责问。王振无法真正擅政,遂不敢再公然为非作歹,但背地里没少花心思。

    太皇太后张氏所指定的五辅臣中,张辅自遭廷杖后,变得沉默寡言,再不敢与王振作对,甚至在一些重大决策上站在了王振一边,如支持王振对麓川思任发[51]用兵等。礼部尚书胡濙是四朝老臣,更是个好好先生,从不多事。如此,执政大臣便只剩了杨荣、杨溥、杨士奇三位内阁大学士。

    杨荣原名杨子荣,字勉仁,建安[52]人。建文帝二年(1400年)进士,授翰林编修。性情警敏通达,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史称其“挥斤游刃,遇事立断”,被比作唐代的姚崇。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以武略见重的杨荣受其赏识,得以入阁,累迁至文渊阁大学士、翰林侍读,任首辅,多次随侍朱棣出征。朱棣称其为“杨学士”而不直呼其名,军务均委托给杨荣。

    明成祖朱棣病逝于塞外后,众人惶然不知所措。杨荣为防止军心涣散生变,也为了避免一直窥测大宝之位的汉王朱高煦、赵王朱高燧趁机作乱,坚持秘不发丧,严密封锁消息,并搜取军中所有锡器,销熔后打造成一口棺材,将朱棣遗体装入内中密封,避免尸臭外溢。又将承造的工匠杀了灭口。每日还是照例进餐、请安,只是皇帝的车帘再也没有掀开,皇帝也再没有说话,军中一切如常,是以旁人均不知皇帝已经驾崩。杨荣和宦官海涛则轻骑赶回京师,禀报太子朱高炽。朱高炽立即派儿子朱瞻基出京迎丧。由于杨荣的精心安排,总算没有爆发什么叛乱,朱高炽顺利登基为明仁宗,政权得以平稳过渡。杨荣因功拜太子少傅、资善大夫、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并食三禄。

    杨溥字弘济,号澹庵,湖广石首[53]人,与杨荣同为建文帝二年(1400年)进士,授翰林编修。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侍皇太子朱高炽为洗马,祸福均因此而起。

    永乐十二年(1414年)闰九月,明成祖朱棣北征回师,汉王朱高煦随征,乘机进谮。朱棣本就不喜欢文弱的太子,说得多了,不免心动。回到京师后,朱棣便以朱高炽迎驾迟缓为由,对太子大加训斥,还下令将东宫官属全部逮捕。只有兵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因是朱棣“靖难”旧人而未被祸及。金忠不顾个人安危,拼死力保太子,才使得朱高炽未遭废黜,但杨溥等东宫官员却被关入了暗无天日的锦衣卫诏狱。

    在这之前,已有大学士解缙受太子牵连而遭杀身之祸的前车之鉴。解缙字大绅,号春雨,吉水[54]人。自幼颖敏绝伦,有“神童”之称。五岁时,父教之书,应口成诵。七岁能述文,赋诗有老成语。十岁日数诵千言,终生不忘。十二岁尽读《四书》《五经》,贯穿其义理。

    洪武二十年(1387年),解缙参加江西乡试,名列榜首,成为名动一方的解元,时年十八岁。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与兄解纶、妹夫黄金华同登进士第,授庶吉士,读中秘书。同年,官至翰林学士。明太祖朱元璋非常器重他,命其常随身边。

    然解缙成名既早,才气又高,难免恃才傲物,直言不讳,为人所忌,屡遭谗言。朱元璋认为解缙年轻气盛,缺乏涵养,必须闭门思过,修身养性,否则会成为众臣围攻的对象,于是命解父将解缙领回,又告道:“大器晚成,若以尔子归,益令进,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

    解缙灰溜溜地回到家乡,闭门读书八年。朱元璋去世后,解缙入京吊丧,又遭大臣攻击,被新即位的建文帝朱允炆贬为河州[55]卫吏。直到建文帝四年(1402年),因礼部侍郎董伦求情,解缙才被召回京师,复职任翰林待诏。

    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一眼相中了解缙[56],随即建立内阁,命解缙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等入阁参预机务,明朝内阁制度由此开始。不久,解缙升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为内阁首辅,又总裁《太祖实录》《列女传》,主编《永乐大典》,可谓备受皇帝信任。但由于他卷入立储之争,且站在朱棣不喜欢的朱高炽一方,终不幸引来杀身之祸。

    当时北平已改称北京,设顺天府,不过京师仍然是南京。明成祖朱棣登基后,迟迟不立太子,且命世子朱高炽居守北京,而次子朱高煦则随侍在京师南京,一疏一亲,已是显而易见。朱棣有意立次子朱高煦为太子,但立储事关重大,自古便以“嫡长制”为“万世上法”,朱棣若废长立幼,便是公开违背祖制,难以向天下臣民交代,因而他始终犹豫不决,便问心腹大臣解缙的意见。

    解缙明知道皇帝心中已决定立朱高煦为太子,征询自己意见只是因为需要内阁的支持,仍然直言道:“为长,古来如此。皇太子仁孝性成,天下归心,请陛下勿疑。若弃之立次,必兴争端。先例一开,怕难有宁日,历代事可为前车之鉴。”

    朱棣不答。解缙又顿首道:“皇长子且不必论,陛下宁不顾及好圣孙吗?”

    好圣孙便是朱瞻基,为朱高炽长子,朱棣长孙。在朱瞻基出生的当晚,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做了一个梦,梦见太祖皇帝将一块大圭赐给了他,上面刻有“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八个大字。大圭即是大玉璧,象征着权力。朱棣认为梦是瑞征,父皇朱元璋将大圭赐给他,表明有意将江山送给他,且那块大圭与传说中的传国玉玺很像。刚好孙子朱瞻基就在这个时候降生,朱棣认为梦中的情景印证在孙子的身上,非常高兴。朱瞻基渐渐长大,英气满面,嗜书好诵,智识杰出,朱棣深为钟爱。解缙深知朱棣心思,故意提到长孙朱瞻基,希望能因此感动朱棣。

    隔了数日,朱棣画了一副《虎彪图》,命各廷臣应制陈诗。彪即为老虎的幼崽,图中画有一虎数彪,亲昵地在一起玩耍。解缙应声题了一首五绝,其诗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

    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

    这首诗非常巧妙,寓意深刻。朱棣终于被感动了,与解缙相视而笑,同意立朱高炽为太子,次子朱高煦为汉王,并令解缙撰写立储诏书,以告天下。可以说,解缙在立储一事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此,朱高煦深恨解缙。

    朱高炽虽然被立为太子,危机却并没有解除,经常不合朱棣的心意。朱棣嫌弃朱高炽肥胖,特意吩咐御膳房给朱高炽减食,逼迫他减肥。有人看到太子饿得难受,就偷偷给他送饭。朱棣知道后,怒气难消,将此人杀死。与朱高炽的待遇相比,高大英武的朱高煦格外受到宠爱,礼秩甚至超过了太子标准。

    解缙看在眼中,忧心忡忡,忍不住向皇帝进谏道:“陛下这样等于鼓励他们兄弟之间相争,实不该这样做。”

    朱棣闻言大为震怒,认为这是在离间父子兄弟的骨肉之情,自此疏远了解缙。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赐给内阁学士黄淮等五人二品纱罗衣,唯独不给解缙。

    朱高煦对解缙更是恨之入骨,便诬陷他泄露宫内机密,愈发激起朱棣的愤怒。不久,朱棣便以解缙在廷试时阅卷不公为名,将其谪贬广西。解缙刚上路,又说他胸怀怨望,改贬交阯。

    永乐八年(1410年),解缙入京奏事,恰逢朱棣北征未归,只谒见了皇太子朱高炽,随后返回。朱高煦便说解缙为私见太子,故意趁朱棣外出时进京,无人臣礼。朱棣大怒,立即下令逮捕解缙入京下狱,拷掠备至。大理寺寺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抃、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翰林院编修朱纮、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并及御史李至刚等人均连坐入狱,其中高得抃、王汝玉、李贯、朱纮、萧引高均死在狱中。还是解缙自认罪状,话中一个字都不提太子朱高炽,才没有因此兴起大狱。

    永乐十三年(1415年)正月十三日,锦衣卫都指挥佥事纪纲按惯例献上囚籍,朱棣翻阅时见到解缙姓名,随口道:“解缙竟然还活着?”

    纪纲心领神会,回官署后让狱卒故意用酒将解缙灌醉后,拖到积雪中埋起来,解缙活活冻死,年仅四十七岁。朱棣还不解气,又下令抄没其家产,将其妻子、儿女、宗族都流放到辽东。

    杨溥等东宫官属受太子牵连被逮捕入狱,是继解缙被杀后,立储之争中的第二场大事变。杨溥等人入狱后备受折磨,饮食经常被有意断绝,又随时可能被明成祖处死。其他人难免心灰意冷,杨溥却更加勤奋读书,狱中十年,从不间断,读遍经史诸子。

    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第一件事便是下诏释放杨溥等人。杨溥擢升翰林学士,掌弘文阁事。明宣宗朱瞻基时,又入内阁,与杨士奇等共典机务。

    杨溥朴实正直,廉洁好静,恭敬谨慎,为人有“相度”,就连上朝时也总是低头循墙而行。大臣们论事争辩不下时,难免口不择言,甚至有人口出秽语,杨溥却总能平心静气地处理,大臣们无不叹服其气度。

    杨士奇名寓,字士奇,号东里,以字行,泰和[57]人。一岁丧父,其母改嫁当时任德安同知的罗氏,杨士奇遂改姓罗。某次罗家祭祖,年幼的杨士奇自做土像祭祀杨氏祖先,被继父发现,盛赞其志,恢复其宗姓。后来罗氏因得罪权贵戍边陕西去世,杨士奇遂游走于湖广,一边教学一边侍母。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成他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品格,很快他便声名在外。

    建文年间,明惠帝朱允炆召文臣修撰《明太祖实录》,杨士奇以史才被荐入翰林,任编纂官。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改编修,主修《太宗实录》,累官左春坊大学士,迁少傅,辅佐太子朱高炽监国。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任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

    明仁宗病重时,召杨士奇书写遗敕,召太子朱瞻基回京。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杨士奇担任总裁修撰《明仁宗实录》,力主罢兵交阯。又善于知人,喜欢推举寒士,甚至包括一些未曾谋面的人,名臣于谦、周忱、况钟等人均由其举荐。

    明宣宗驾崩后,明英宗朱祁镇年幼,军政大事均由太皇太后张氏裁决。张后指定杨士奇、杨荣、杨溥为辅政大臣,与张辅等同心辅佐皇帝,下令所有部门议案均先经过内阁三杨的咨议后再进行裁决。时人议论三杨,称杨士奇有学者风范,杨荣有才干见识,杨溥有高尚品德,为其他大臣所不及。

    王振也知道三杨是前朝重臣,威望卓著,且深得太皇太后张氏信任,自己一时难以动摇,因此表面上对三杨毕恭毕敬,还经常演一番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好戏。

    一次,明英宗朱祁镇与小太监击球玩耍,王振看到三杨也在一旁,便装出痛心疾首的样子,对朱祁镇道:“陛下是万民之主,现在却耽于逸乐、玩物丧志,这江山社稷怎么办?”

    朱祁镇虽是万民之主,却独对王先生又敬又畏,当即恭恭敬敬地听从,命人将球扔了。三杨没有看出王振是在演戏,反而由此对王振大加赞赏。

    后来,王振再来内阁传旨时,三杨打破惯例,特地把王振请到屋内就坐。群臣见辅政大臣尚且如此,也不得不跟着礼敬王振,王振一时风光无限。

    太皇太后张氏也知道王振有野心,但其人背后是英宗皇帝,一旦冲突起来,势必与孙子不睦。她已是耄耋老人,又怎能与少年皇帝争锋呢?这大明江山到底还是他朱家的。因而只要王振不太过分,她也不再多干涉。

    如此过了一段时间,王振又故意问三杨道:“国家大事全靠三位老先生,不过三位老先生年事已高,以后该怎么办?”

    三杨中为首的杨士奇答道:“身为老臣,自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振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杨荣最知兵事,谋略也最高,立即答道:“我辈已老,无能为力,应该以人事君。”

    王振听了大为高兴,第二天就推荐四人入阁。如此,内阁增加到七名大臣,三杨立即显得势单力孤起来。杨士奇埋怨杨荣向王振让步。杨荣回答道:“王振讨厌我们,我们三人已老,就算不让他如愿以偿,他一定不会甘心。万一他说服皇帝,让某人入阁,我们也无可奈何。倒不如现在让他举荐,谅他还不敢援引小人。这四个到底是我辈中人,何碍?”

    杨士奇这才明白杨荣的深意,深以为然。按杨荣的意图,是想预先把一些正直有才干的人引入内阁,培植外臣势力,一旦三杨退位,这些阁臣可以有能力对付王振的势力。只是,杨荣想到这一步棋的时候已经晚了。

    到了这个时候,连三杨这样的元老大臣都不得不开始向王振让步,朝臣中的风气不问可知。但只要三杨在,王振仍然不能为所欲为,所以他势必要铲除三杨才罢休。

    王振首先将矛头对准了杨荣。杨荣生活作风比较奢侈,好收受贿赂,最容易被王振逮到把柄。靖江王佐敬乘杨荣不在家时,私下送去一些金银财宝。王振得知后,必欲置杨荣于死地而后快。杨士奇不顾年老体衰,亲自为杨荣向皇帝求情,这才避免了灾难。

    正统五年(1440年),杨荣请假回福建扫墓,归途中在杭州病殁,享年七十。

    不久后,杨士奇请假回籍,王振趁机大做文章。杨士奇的长子杨稷曾经仗势杀人,王振怂恿言官翻案弹劾,阁议不加法办,只以弹章封寄杨士奇。但言官又列举杨稷横行不法的罪状几十件之多,内阁无法庇护,将杨稷交大理寺拘系,但看在杨士奇的面子上,案子没有立即审理。王振又故意让英宗皇帝下诏安慰杨士奇。这样一来,杨士奇自觉无颜还朝,不肯回到京师。三杨中只剩下杨溥,愈发势孤。而其余阁臣都是后进,无力与王振对抗。

    三大殿落成后,朝廷举行了庆贺大典,赐文武大臣宴。明朝自建国以来,“中官不预外廷宴”,所以事先没有邀请王振。王振却因此大发雷霆道:“我就像周公辅佐成王一样,为什么不能在宴会上占一个席位!”

    明英宗朱祁镇见不到“王先生”,也内心不安,问道:“王先生为何不来?”于是,开东华门中门召王振。王振从东华门步入宴会场地,百官都得向他行拜见礼。自此,开宦官参加朝廷大宴的先例。

    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去世。太皇太后精明谨慎,她在死之前,本来已经预见王振将要揽政的危险性,却没有及时除掉他。太皇太后一死,王振擅权的障碍都已不复存在,更加无所顾忌。太皇太后死后的第二天,王振就派人将当年明太祖朱元璋立在宫门的铁牌销毁。这就是上面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十一字的铁牌,这条祖训对王振一直有如芒刺在背,势必拔之而后快。

    朝野上下对太祖所立铁牌被毁之事一片哗然,却只是敢怒不敢言。明英宗朱祁镇这时候新立钱氏为皇后不久,开始亲自上朝听政,却依旧敬慕和尊重自己以前的老师,对王振的行为听之任之。

    王振权势熏天,不过也有少数大臣不肯屈从。王振初得势的时候,问三杨道:“吾乡谁可为京卿者?”

    其本意是想提拔同乡为京卿。三杨明白王振的用意,因受制于王振,于是推荐了王振的同乡薛瑄任大理寺左少卿。

    薛瑄为人正直不阿,出任大理寺左少卿后,杨士奇要他去拜见王振,以谢提拔知遇之恩。薛瑄正色道:“拜官于公朝,谢恩于私室是我所不为之事。”断然拒绝。

    有一次,王振到东阁召集众公卿集会议事。与会公卿一个个对王振俯首揖拜,唯独薛瑄昂首直立,不理会王振。王振知道这人是薛瑄后,颇为惊讶。“振趋揖之,瑄亦无加礼”。王振主动跟薛瑄打招呼,他都爱理不理,王振遂怀恨在心。

    后来北京有位武官病死,王振的侄子王山见其妾岳氏貌美,想据为己有,但武官的妻子不同意。王山就与岳氏密谋,诬告该妻毒死了自己的丈夫,并逮捕该妻交给都察院审讯。薛瑄在审理这一案件时,发现了其中的问题,“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结果又一次触犯了王振。王振立即派人诬告薛瑄收了被告贿赂,并将薛瑄问成死罪。

    极为难得的是,“系狱待决,瑄读《易》自如”。到临刑时,薛瑄的几个儿子争着代父受刑。连王振家中一名老仆人也主动站出来为薛瑄申辩,痛哭流涕,竟然由此打动了王振,决定放薛瑄一条生路。

    当时薛瑄已经被绑到法场。幸好明朝从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执行“重囚处决三复奏”的制度。处决犯人的当天,刑科[58]上奏请旨,皇帝批示不准,再请再不准,三请方准,取的是“杀之三,赦之三”的意思。这些程序完成后,往往已经是正午,所以无形之中,斩首变成了午时三刻。刚好三复奏的时候,兵部侍郎王伟上书请求赦免薛瑄,王振便利用这个机会,改薛瑄的死罪为革职,放回乡里[59]。

    薛瑄算是运气好,其他不趋迎奉承王振的官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王振为巩固权位,以残酷手段排除异己。户部尚书刘中敷、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王骥等都因稍忤王振意,或被械系长安门外,或下狱监禁,或被贬官夺俸。

    就连皇亲国戚,王振也不放在眼里。驸马都尉石璟娶宣宗第二女顺德公主,因事责骂自己府中的阉人吕宝。被王振知道后,说石璟贱视宦官同类,找个由头,将石璟逮捕入狱。其他内外官员,时常被王振一党欺压,王振专权愈甚。一时间,朝廷内外乌云密布,大臣们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只有深宫中的明英宗朱祁镇浑然不觉,对王振更加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