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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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听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妈妈、当年的地下党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1948年12月的一天早上，解放前夕的天津。天刚亮，虽然大雪已经下了整整一个晚上。可天仍然阴沉着，雪花仍然漫天飞舞着。四辆大卡车，满载着一个连的国民党军队士兵，气势汹汹地停在了一座紧靠海河边的纺织厂门口。大卡车本应该要直接开进工厂的，但此时却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在大卡车的前面，横亘着一道墙，由一排排男女工人们组成的一道厚厚的人墙。
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奉命要拆走这座工厂里全部纺织机械和其他动力机械的电动机。孤注一掷的国民党反动派，已经知道自己必将失败的命运，他们竟然用破坏城市、破坏工厂这种卑鄙的手段，来阻挠天津城的解放。
上级用从没有见过的严肃口吻，给这位女地下党员接连发来三道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保护住工厂，迎接解放，一颗螺丝钉也不能让敌人拆走！
唉“一颗螺丝钉也不能让敌人拆走！”谈何容易啊！当时敌人已经接近疯狂，虽然我们将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建立了护厂队保护工厂。可我们毕竟是赤手空拳，而我们面对的，又是一群手拿着杀人刀枪的狼啊！这心里啊，七上八下的，真是没有底啊！当时我就想好了，如果敌人要动手杀人，那么我就带着几位地下党员和工人骨干先上，别的，就什么也不想了。老妈妈叹息着回忆说。
“狼”们站成了一排，向着人墙，举起了带着雪亮刺刀的长枪。大卡车上，四挺机关枪也虎视眈眈地，瞄向了人墙。带队的“狼”是一个连长，无论他怎么解释、怎么吓唬、怎么嚷嚷，工人们都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退缩。他们只是在雪中默默地站立着，不，是在与“狼”们对峙着。
连长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一边歇斯底里地叫嚷着，一边向着人群挥舞着手枪，他想用这种方法，从人墙中打开一个缺口。
人墙依然丝毫没动。
连长望着这堵人墙，突然向后退了一步，绝望地举起了右手。
刺刀，对准了工人们的胸膛，机关枪，左右摆动着，瞄准了人墙。
老妈妈说：当时啊，我脑子嗡的一声，心里想完了、完了，敌人真的要动手杀人了。于是我就向几个骨干使了个眼色，然后毅然朝着敌人的连长迈出了一步。我想和那个连长进行最后的交涉，虽然我很清楚，交涉的结果肯定是零。而我自己也很可能是第一个牺牲者。因为我知道“狼”们，是军人，他们只是军人，他们能够做的，是机械地服从命令。
虽然老妈妈面对敌人的刺刀，想从容地做第一个牺牲者。但她一步也没有迈出去，因为她被身后无数双手抓住了，按住了，动弹不得。
此时，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场面出现了：人墙出现了一条缝隙，从缝隙里钻出了五个柔弱的女工来。只见她们径直来到了连长面前，面对着雪亮的刺刀，站成了整齐的一排。
怎么着，想杀人了？来，照这捅！捅啊！你们这些狼心狗肺没有人性的东西！
这是五个女工里岁数最大的老大姐，指着自己的胸膛在向敌人愤怒地喊话。语气里丝毫没有商量和企求。
捅啊，捅啊，照这捅！五个女工胸口顶着刺刀，勇敢地怒吼着同一句话。
连长看着这突然出现的五个女工，有些不知所措了。刺刀也在女工们胸膛的紧逼下，一寸一寸地在后退。
老大姐流着眼泪说话了：长官啊，弟兄们啊，谁没有父母兄弟姐妹啊，谁不要吃饭养家糊口啊，你们就不想一想，没有了工厂，这几千名工人和靠他们养活的上万名家人可怎么活啊？你们说，可怎么活啊？
是啊，我们该怎么活啊？其他几个女工也七嘴八舌地帮着腔。
老大姐激愤地继续说：今天跟你们说白了，工人们没有了工厂，反正是死路一条了。想拆机器也行，你们就用这刺刀先把我们姐妹几个拆了，看看我们这姐儿几个，和你们的母亲，和你们的姐妹们有什么不同，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老大姐话音刚落，众姐妹便随声附和着。
连长举起的右手，突然哆嗦了一下，刺刀，低下了很多，车上的机关枪，停止了摇摆。
老大姐停止了哭泣，她望着眼前的刺刀，一咬牙，解开了自己的棉袄，向着雪亮的刺刀，敞开了自己的胸怀，来吧，弟兄们，就朝这桶，今天你们不把我先拆了，就别想动工厂一个手指头。
其他几个姐妹，也学着老大姐的样子，向着雪亮的刺刀，毫不犹豫地敞开了自己的胸怀。来吧，朝这桶！朝这桶啊！其中一位最小的，刚刚十四岁的小女工，跑到连长的跟前哭喊着：大叔啊，你就朝这桶吧！大叔啊，你朝这桶吧！
此时的连长，面对着女工们敞开的胸怀，面对着女人们的哭声，并没有放下举起的右手，而是低着头慢慢转过身来，把右手向前无力地一挥。一排雪亮的刺刀顿时变成了四行队伍，向大卡车跑去。
此时，紧蹦着心的老妈妈突然醒过味儿来了，她赶紧让工人们按照预先的安排，将准备好的整条的香烟整捆的白酒往车上扔，给国民党兵们送行。那位连长，摸了摸小女工的头，轻轻地叹了一声，便头也不回地坐进了驾驶室中
天亮了，解放了！工厂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而五位英雄姐妹的事迹也在工人们中间久久传颂。当带队接管工厂的军代表，也就是后来的厂党委书记亲自找这五姐妹谈话，在感谢她们为人民所立下的功勋的同时，还希望她们去干部培训班深造，好代表工人阶级管理工厂。遗憾的是，五位姐妹中，只有最小的那位小女工答应了下来，而其他的四位姐妹，却并没有接受组织上的安排。因为她们什么想法也没有，只希望能够稳稳当当地做个好工人，把家里的日子过红火。
在后来的日子里，那四姐妹没有居功自傲。也没有以此当本钱吃老本。而是在这座纺织工厂里的最普通的车间里，默默地干着最普通的工作，直到退休。
那个小女工，在党组织的培养下，从事了保卫国家安全方面的工作，最后在某部委司长任上离休。屈指算算，小女工今年也该七十周岁了！而现在五姐妹中在世的，也只剩下她一人了
曾经听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妈妈、当年的地下党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1948年12月的一天早上，解放前夕的天津。天刚亮，虽然大雪已经下了整整一个晚上。可天仍然阴沉着，雪花仍然漫天飞舞着。四辆大卡车，满载着一个连的国民党军队士兵，气势汹汹地停在了一座紧靠海河边的纺织厂门口。大卡车本应该要直接开进工厂的，但此时却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在大卡车的前面，横亘着一道墙，由一排排男女工人们组成的一道厚厚的人墙。
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奉命要拆走这座工厂里全部纺织机械和其他动力机械的电动机。孤注一掷的国民党反动派，已经知道自己必将失败的命运，他们竟然用破坏城市、破坏工厂这种卑鄙的手段，来阻挠天津城的解放。
上级用从没有见过的严肃口吻，给这位女地下党员接连发来三道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保护住工厂，迎接解放，一颗螺丝钉也不能让敌人拆走！
唉“一颗螺丝钉也不能让敌人拆走！”谈何容易啊！当时敌人已经接近疯狂，虽然我们将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建立了护厂队保护工厂。可我们毕竟是赤手空拳，而我们面对的，又是一群手拿着杀人刀枪的狼啊！这心里啊，七上八下的，真是没有底啊！当时我就想好了，如果敌人要动手杀人，那么我就带着几位地下党员和工人骨干先上，别的，就什么也不想了。老妈妈叹息着回忆说。
“狼”们站成了一排，向着人墙，举起了带着雪亮刺刀的长枪。大卡车上，四挺机关枪也虎视眈眈地，瞄向了人墙。带队的“狼”是一个连长，无论他怎么解释、怎么吓唬、怎么嚷嚷，工人们都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退缩。他们只是在雪中默默地站立着，不，是在与“狼”们对峙着。
连长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一边歇斯底里地叫嚷着，一边向着人群挥舞着手枪，他想用这种方法，从人墙中打开一个缺口。
人墙依然丝毫没动。
连长望着这堵人墙，突然向后退了一步，绝望地举起了右手。
刺刀，对准了工人们的胸膛，机关枪，左右摆动着，瞄准了人墙。
老妈妈说：当时啊，我脑子嗡的一声，心里想完了、完了，敌人真的要动手杀人了。于是我就向几个骨干使了个眼色，然后毅然朝着敌人的连长迈出了一步。我想和那个连长进行最后的交涉，虽然我很清楚，交涉的结果肯定是零。而我自己也很可能是第一个牺牲者。因为我知道“狼”们，是军人，他们只是军人，他们能够做的，是机械地服从命令。
虽然老妈妈面对敌人的刺刀，想从容地做第一个牺牲者。但她一步也没有迈出去，因为她被身后无数双手抓住了，按住了，动弹不得。
此时，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场面出现了：人墙出现了一条缝隙，从缝隙里钻出了五个柔弱的女工来。只见她们径直来到了连长面前，面对着雪亮的刺刀，站成了整齐的一排。
怎么着，想杀人了？来，照这捅！捅啊！你们这些狼心狗肺没有人性的东西！
这是五个女工里岁数最大的老大姐，指着自己的胸膛在向敌人愤怒地喊话。语气里丝毫没有商量和企求。
捅啊，捅啊，照这捅！五个女工胸口顶着刺刀，勇敢地怒吼着同一句话。
连长看着这突然出现的五个女工，有些不知所措了。刺刀也在女工们胸膛的紧逼下，一寸一寸地在后退。
老大姐流着眼泪说话了：长官啊，弟兄们啊，谁没有父母兄弟姐妹啊，谁不要吃饭养家糊口啊，你们就不想一想，没有了工厂，这几千名工人和靠他们养活的上万名家人可怎么活啊？你们说，可怎么活啊？
是啊，我们该怎么活啊？其他几个女工也七嘴八舌地帮着腔。
老大姐激愤地继续说：今天跟你们说白了，工人们没有了工厂，反正是死路一条了。想拆机器也行，你们就用这刺刀先把我们姐妹几个拆了，看看我们这姐儿几个，和你们的母亲，和你们的姐妹们有什么不同，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老大姐话音刚落，众姐妹便随声附和着。
连长举起的右手，突然哆嗦了一下，刺刀，低下了很多，车上的机关枪，停止了摇摆。
老大姐停止了哭泣，她望着眼前的刺刀，一咬牙，解开了自己的棉袄，向着雪亮的刺刀，敞开了自己的胸怀，来吧，弟兄们，就朝这桶，今天你们不把我先拆了，就别想动工厂一个手指头。
其他几个姐妹，也学着老大姐的样子，向着雪亮的刺刀，毫不犹豫地敞开了自己的胸怀。来吧，朝这桶！朝这桶啊！其中一位最小的，刚刚十四岁的小女工，跑到连长的跟前哭喊着：大叔啊，你就朝这桶吧！大叔啊，你朝这桶吧！
此时的连长，面对着女工们敞开的胸怀，面对着女人们的哭声，并没有放下举起的右手，而是低着头慢慢转过身来，把右手向前无力地一挥。一排雪亮的刺刀顿时变成了四行队伍，向大卡车跑去。
此时，紧蹦着心的老妈妈突然醒过味儿来了，她赶紧让工人们按照预先的安排，将准备好的整条的香烟整捆的白酒往车上扔，给国民党兵们送行。那位连长，摸了摸小女工的头，轻轻地叹了一声，便头也不回地坐进了驾驶室中
天亮了，解放了！工厂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而五位英雄姐妹的事迹也在工人们中间久久传颂。当带队接管工厂的军代表，也就是后来的厂党委书记亲自找这五姐妹谈话，在感谢她们为人民所立下的功勋的同时，还希望她们去干部培训班深造，好代表工人阶级管理工厂。遗憾的是，五位姐妹中，只有最小的那位小女工答应了下来，而其他的四位姐妹，却并没有接受组织上的安排。因为她们什么想法也没有，只希望能够稳稳当当地做个好工人，把家里的日子过红火。
在后来的日子里，那四姐妹没有居功自傲。也没有以此当本钱吃老本。而是在这座纺织工厂里的最普通的车间里，默默地干着最普通的工作，直到退休。
那个小女工，在党组织的培养下，从事了保卫国家安全方面的工作，最后在某部委司长任上离休。屈指算算，小女工今年也该七十周岁了！而现在五姐妹中在世的，也只剩下她一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