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与做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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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时，秦国的政府信誉为零，倘使要政府引领什么时尚，比如号召什么来着，除非是官兵拿着刀戟跟在老百姓后面，像小鸡一样的赶着催着，大约才有些作用，且也不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事半功倍，成本巨大。
商鞅那会儿也刚上任，虽有秦王支持，但上到王公重臣，下到百姓黎民，总是没有摸清他的底儿，他究竟有多硬，秦王信他多少，都是暗箱操作，没谱儿。
商鞅知道，就想了一个法子，派了几个兵，抬了一根长木头围着城池转悠几圈，敲锣打鼓的像是游街，最后把这根木头立在东城，贴一告示，说是谁，那啥将木头搬到西城去的，就有赏，且是很重的赏。究竟是多少，我也没仔细推算，反正是笔横财。四周的老百姓，开始，估计还是好事之徒多些，像评书说的那样，呼啦一下就将东城围住了。
几天过去，大家都有点熬不住了，包括宫里的秦王。那时候日头总是很好，不似今天，阴晴不定的，大家这么闲站着，又没有冰激凌吃，多累呵。不过商鞅不担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是人之常情。果不然，还真有位壮汉，心想闲着也是闲着，加上也有些气力，盘算了一下金子的好处，兼又想看商鞅老爷在敲什么鼓，便去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哪份热闹自不必说，一路跟着看风景的人，比起今儿的追星族怕是不见少。吭哧吭哧，大汉就把那个木头扛到点儿，反正那会儿一个城池也不见得有多大，力气总是够用。跟着这大汉就拿眼睛朝高坐在西城的商鞅老爷看过来，那意思是说这事儿我给办了，你后边还什么指示哪？
大汉心想，最不济也只是白干一场，总不至于把我拿下？这大汉正在熙熙攘攘的噪音中嘀咕哪，边上来俩兵，什么话都不讲，捧了一个盘子放到大汉眼皮低下，放眼一望，正是哪金灿灿的宝贝，几十两金子，一百万头彩！
闹市霎时之间便安静下来，举目四望，面面相觑，这钱也太容易挣了吧。大家伙儿，主要是看看这个冤大头该得些什么报应，谁曾想官府，也就是商鞅动了真格儿？当下，那大汉倒也不是“夯货”立马捧了金子撒脚丫子走人，快活去也。这边厢。东城又竖了一个木头，还是一告示贴出来，还是那档子事儿，只是金子被减了一半。这会儿，观望的人不似以前那么犹疑，不多时，便有人冒出来把那木头扛到西城，自然也是得了好处走路。那会儿诸葛亮还没有生出来，但是事后诸葛亮的那种人怕是很多，非常的多。因为这等好事，举秦国上下，纵观中国历史，似乎再没第二次了。好，闲话到此打住，我们开始说正题。
本文的主题，就是做事和不做事的区别。从做事和不做事的例子来看，大抵是有四项。第一是做事不做声的，第二是既做事又做声的，第三是既不做事也不做声的，第四，就有些讨人嫌了，是既不做事，还要做声。对人指手画脚冷嘲热讽。
首先说第一种，就是那种做事不做声的人。比如那大汉，起先也有些惴惴不安，但是他做了，且得了好处就走，这是做事最理想的。但这样的人不多，比如越国范蠡，汉朝张良。说好了，是功成身退，其实呢，是人洞察世事，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局限。新加坡的李光耀其实也是这类主儿，这都是些人精儿啊，一片大海里难得见出一位的高脚。清醒睿智，绝非常人可比。当然，那大汉只是这么一比，但你我生活中，这类善于掌握机会的人，怕总可以见到。
第二种，就是既做事也做声的人。这种人，想来大家都是熟悉，因为大多数人的老妈和老婆都是这等英雄。用到古籍上来看，怕是孔老夫子就是其中的典型，那句著名的“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过是看到诸侯一类的小王用了十六个人去跳舞，想想多迂腐呀。好似看见这不做声就要天崩地陷似的。所以，他老人家周游列国一辈子也没有打到启发（被人提拔重用的意思）。或者那些个知识分子们也是这类使命，比如人们说的那种社会的良心，可惜的是，他们总是不被人理解。那位在广庭大众之下敢于和某某某直言顶撞的梁漱溟老人，就是其中的高脚。据说此老在九大以后，在小组学习九大精神时说，宪法中把林彪直接写成候选人的作法是违宪的，当时就有人打小报告，到他所在的文史研究所的领导。人领导算是有先见之明，知道这事儿闹大，自个儿这一窝俱是难免不虞之灾，于是压下不报，算是当时气候下难得的事例。
第三种，就是既不做事也不做声，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一切都是顺水推舟，既没有负重，又没有恶声，倘使有功德了，我并无反对，或者有错误，自己也没干系，担不了责任。一旦有些既要做事也要做声的人争执起来，那是你鹬蚌相争来着，决不妨碍来点渔翁得利的好事。好在这种人总算不是那么讨人厌的，或者十有八九还是那种卖乖得好的主儿。最不济也落个清醒的名声，见到别人的好处，心想自己没有起心起意，原本当然，也不会自寻烦恼。
第四种，就是那种既不事还要做声的人，比如我老布，时时看别人文字不过气，横挑鼻子竖挑眼，其实满打满算也写不了人家准星儿。当然这么说还有些给自己摸粉抬桩，因为真正的主儿，比如当年的旗手，那才有得资格摆上台面子来说一说。人家一面喊着打倒封资修，一面将她说的封建的，文物一类先行藏了，将她反对的资本主义电影先就看了，成天喊着人家是反革命，现在来看，她做的一切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这就好比当今的一些官儿们在台上正襟危坐，在台下腐化堕落。或者也比如一些人，他们一面倡议呼吁，要求别人追随自己的理想，到了，生出些什么事儿来，却脚底抹油一走了之。人家有了成绩，他是不以为然的，以为不必自己强，人家若是反了错误，第一个前去落井下石说风凉话的人，必定是这些位神仙。也就是这些位先生们是哪城门口的看客，眼见着别人做事来着，大都作壁上观，看看热闹，一旦有个什么闪失，或者竟然只是偶或的失误，比如那位大汉在西城门险些滑溜一下摔一跤，众人们都要大喊一声好字，但看得人家无事，便觉得是人生萧索了无意趣了。
这四种人，天资聪慧的是第一种，适合引领潮流，为人领袖。吃力不讨好的是第二种，可以做做老黄牛，可是出力卖命，最后还没有几个知道好歹的人会惦记。不过，他们往往却是历史的推进者。聪明乖巧的是第三种，要么是领导别人，在诸位做事人的顷轧中渔翁得利，要么是诸事皆不劳心，自有消遣，可谓进退自如，最是讨好人心的主儿。只有第四种人最是可恨，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这种人，阿布的老婆说了，嘿嘿哦，算了吧，算了吧。如此而已。
商鞅变法时，秦国的政府信誉为零，倘使要政府引领什么时尚，比如号召什么来着，除非是官兵拿着刀戟跟在老百姓后面，像小鸡一样的赶着催着，大约才有些作用，且也不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事半功倍，成本巨大。
商鞅那会儿也刚上任，虽有秦王支持，但上到王公重臣，下到百姓黎民，总是没有摸清他的底儿，他究竟有多硬，秦王信他多少，都是暗箱操作，没谱儿。
商鞅知道，就想了一个法子，派了几个兵，抬了一根长木头围着城池转悠几圈，敲锣打鼓的像是游街，最后把这根木头立在东城，贴一告示，说是谁，那啥将木头搬到西城去的，就有赏，且是很重的赏。究竟是多少，我也没仔细推算，反正是笔横财。四周的老百姓，开始，估计还是好事之徒多些，像评书说的那样，呼啦一下就将东城围住了。
几天过去，大家都有点熬不住了，包括宫里的秦王。那时候日头总是很好，不似今天，阴晴不定的，大家这么闲站着，又没有冰激凌吃，多累呵。不过商鞅不担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是人之常情。果不然，还真有位壮汉，心想闲着也是闲着，加上也有些气力，盘算了一下金子的好处，兼又想看商鞅老爷在敲什么鼓，便去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哪份热闹自不必说，一路跟着看风景的人，比起今儿的追星族怕是不见少。吭哧吭哧，大汉就把那个木头扛到点儿，反正那会儿一个城池也不见得有多大，力气总是够用。跟着这大汉就拿眼睛朝高坐在西城的商鞅老爷看过来，那意思是说这事儿我给办了，你后边还什么指示哪？
大汉心想，最不济也只是白干一场，总不至于把我拿下？这大汉正在熙熙攘攘的噪音中嘀咕哪，边上来俩兵，什么话都不讲，捧了一个盘子放到大汉眼皮低下，放眼一望，正是哪金灿灿的宝贝，几十两金子，一百万头彩！
闹市霎时之间便安静下来，举目四望，面面相觑，这钱也太容易挣了吧。大家伙儿，主要是看看这个冤大头该得些什么报应，谁曾想官府，也就是商鞅动了真格儿？当下，那大汉倒也不是“夯货”立马捧了金子撒脚丫子走人，快活去也。这边厢。东城又竖了一个木头，还是一告示贴出来，还是那档子事儿，只是金子被减了一半。这会儿，观望的人不似以前那么犹疑，不多时，便有人冒出来把那木头扛到西城，自然也是得了好处走路。那会儿诸葛亮还没有生出来，但是事后诸葛亮的那种人怕是很多，非常的多。因为这等好事，举秦国上下，纵观中国历史，似乎再没第二次了。好，闲话到此打住，我们开始说正题。
本文的主题，就是做事和不做事的区别。从做事和不做事的例子来看，大抵是有四项。第一是做事不做声的，第二是既做事又做声的，第三是既不做事也不做声的，第四，就有些讨人嫌了，是既不做事，还要做声。对人指手画脚冷嘲热讽。
首先说第一种，就是那种做事不做声的人。比如那大汉，起先也有些惴惴不安，但是他做了，且得了好处就走，这是做事最理想的。但这样的人不多，比如越国范蠡，汉朝张良。说好了，是功成身退，其实呢，是人洞察世事，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局限。新加坡的李光耀其实也是这类主儿，这都是些人精儿啊，一片大海里难得见出一位的高脚。清醒睿智，绝非常人可比。当然，那大汉只是这么一比，但你我生活中，这类善于掌握机会的人，怕总可以见到。
第二种，就是既做事也做声的人。这种人，想来大家都是熟悉，因为大多数人的老妈和老婆都是这等英雄。用到古籍上来看，怕是孔老夫子就是其中的典型，那句著名的“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过是看到诸侯一类的小王用了十六个人去跳舞，想想多迂腐呀。好似看见这不做声就要天崩地陷似的。所以，他老人家周游列国一辈子也没有打到启发（被人提拔重用的意思）。或者那些个知识分子们也是这类使命，比如人们说的那种社会的良心，可惜的是，他们总是不被人理解。那位在广庭大众之下敢于和某某某直言顶撞的梁漱溟老人，就是其中的高脚。据说此老在九大以后，在小组学习九大精神时说，宪法中把林彪直接写成候选人的作法是违宪的，当时就有人打小报告，到他所在的文史研究所的领导。人领导算是有先见之明，知道这事儿闹大，自个儿这一窝俱是难免不虞之灾，于是压下不报，算是当时气候下难得的事例。
第三种，就是既不做事也不做声，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一切都是顺水推舟，既没有负重，又没有恶声，倘使有功德了，我并无反对，或者有错误，自己也没干系，担不了责任。一旦有些既要做事也要做声的人争执起来，那是你鹬蚌相争来着，决不妨碍来点渔翁得利的好事。好在这种人总算不是那么讨人厌的，或者十有八九还是那种卖乖得好的主儿。最不济也落个清醒的名声，见到别人的好处，心想自己没有起心起意，原本当然，也不会自寻烦恼。
第四种，就是那种既不事还要做声的人，比如我老布，时时看别人文字不过气，横挑鼻子竖挑眼，其实满打满算也写不了人家准星儿。当然这么说还有些给自己摸粉抬桩，因为真正的主儿，比如当年的旗手，那才有得资格摆上台面子来说一说。人家一面喊着打倒封资修，一面将她说的封建的，文物一类先行藏了，将她反对的资本主义电影先就看了，成天喊着人家是反革命，现在来看，她做的一切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这就好比当今的一些官儿们在台上正襟危坐，在台下腐化堕落。或者也比如一些人，他们一面倡议呼吁，要求别人追随自己的理想，到了，生出些什么事儿来，却脚底抹油一走了之。人家有了成绩，他是不以为然的，以为不必自己强，人家若是反了错误，第一个前去落井下石说风凉话的人，必定是这些位神仙。也就是这些位先生们是哪城门口的看客，眼见着别人做事来着，大都作壁上观，看看热闹，一旦有个什么闪失，或者竟然只是偶或的失误，比如那位大汉在西城门险些滑溜一下摔一跤，众人们都要大喊一声好字，但看得人家无事，便觉得是人生萧索了无意趣了。
这四种人，天资聪慧的是第一种，适合引领潮流，为人领袖。吃力不讨好的是第二种，可以做做老黄牛，可是出力卖命，最后还没有几个知道好歹的人会惦记。不过，他们往往却是历史的推进者。聪明乖巧的是第三种，要么是领导别人，在诸位做事人的顷轧中渔翁得利，要么是诸事皆不劳心，自有消遣，可谓进退自如，最是讨好人心的主儿。只有第四种人最是可恨，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这种人，阿布的老婆说了，嘿嘿哦，算了吧，算了吧。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