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二十二年后的再次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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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里的一个星期一，我刚走进办公室，电话铃就响了，我拎起话筒：“您好，找哪位？”听筒里立刻传来我熟悉的嚷嚷声：“我，晓明！哎，我说，你还健在呀？咱同学都以为你失踪了那！告诉你，义辉和燕从美国回来了，这周五的中午12点，咱班本市和周边城市的同学要聚一下，怀春让我通知你，你到底能不能来？赶紧给个痛快话。”我心头一震：“义辉回来了，那还说啥呀，放心吧，我肯定去！”撂下电话，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和无限的感慨之中。
1981年，我考入本市一所省级大学。同班同学一共34人，有12名女生，22名男生。入学后我就被辅导员指派为团支部书记，义辉任班长，伟严任副班长。
大学四年中，班级领导班子换了三届，我一直坐在书记的“宝座”上。我热衷于带领同学们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什么学雷锋义务劳动啊，到公园树林里打雪仗啊，组织女生跳皮筋比赛啊，给男生足球赛当啦啦队啊。我最得意的是，在我们大三那年的五四青年节那天，我组织全班同学到街里的照相馆，正儿八经的照了一张全班合影。这是我们系里同年级的三个班中唯一的、非常正式的全班合影照片，从当时一直到现在，都是另外两个班羡慕的事儿呢。这么多年来，每当我掏出旧影集，看到这张照片上全班同学穿着整齐的校服，端详着34张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年轻面庞，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对于我提议组织的各种活动，义辉总是说：“行，书记就安排吧。”义辉做事认真，为人正直，话语不多，但学习非常刻苦，可是成绩却总是在中游徘徊。大二下学期时，义辉辞去了班长的职务，由向东接替了义辉的工作。伟严因为工作不认真，饭票和助学金总是稀里糊涂的发错，被同学们罢免，副班长换成了大哥。大四时，副班长又换成了哲子。
大二时，我暗恋上了义辉，但一直不敢说，只是经常在上课和自习时在阶梯教室的后面找个座位，为的是偷偷的瞄上几眼坐在前面的他，心中无数次的幻想过将来我俩在一起的日子。没承想，就在大四下学期的时候，他和燕好上了。毕业时，两人一起回到了燕的故乡――一座海滨城市。后来，他每次回来探望父母，都会背着燕，独自来看我。我想，他肯定也知道当年我对他的那份感觉的。
1995年，我们毕业十年时，我组织全班同学回到母校聚会了一次。当时燕对我非常戒备，一旦我站在或坐在辉的身旁，燕就表现出满脸的不快。临别时大家给我交代了任务，毕业二十年时再组织一次聚会。
可是，在这之后的十来年中，我经历了一些情感的挫折，自我感觉事业上很平庸，便有些心灰意冷，什么事对我来说都提不起兴趣。除了每年给晓明打几次电话，每年接过几次伟严的电话外，基本上与同学们失去了联络。况且，义辉1999年就去了美国读博士，次年，燕带着他们的儿子也到了美国。所以，我就一直眯着，没有张罗同学聚会的事情。这次，是义辉在美国呆了八年后第一次返回故乡，所以，这次相聚我无论如何也得去。唉，这么多年了，一帮当年的姑娘和小伙子，不知道现在已经都变成了什么样了。
周五上午，因为单位有事，我12点才忙完了，就匆匆打了一辆车，赶往聚会地点。心想，这下坏了，我迟到了，大家该不会罚我吧。
车停在在酒店门前的马路对面，我下车时望了一眼酒店的大门前，发现正有几个中年男人鱼贯而入，身形体态和我记忆中的同学们没有吻合的，我正琢磨着怎么找到同学们时，忽然，走在那几个中年男人最后的那个人回了一下头。哎呀，那不是怀春吗？前面那几个一定是同学们了。我兴奋的大声喊：“怀春！怀春！”可是隔着宽阔的马路，我的喊声被来往车辆的噪声淹没。我也顾不上走什么斑马线了，连串带蹦的从车流中穿过。推开酒店的大门，站在大堂中扫视了一圈，在大堂的一角，怀春和几个中年男人并肩站在一起，背对着我，正在点菜。我蹑手蹑脚的走过去，在他们的身后站了片刻，酒店的服务员看着我笑，他们竟然都没发现身后有人。我举起手，以飞快的速度在他们每个人的肩膀上拍了一掌。他们几乎是同时转过身来，同时惊呼：“书记！”“怀春！哲子！伟严！大哥！义辉！”我激动的呼唤着他们的名字。他们又几乎同时伸开双臂，向我展开了他们的怀抱。我挨个和他们紧紧的拥抱，彼此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
义辉最后一个和我拥抱，然后，他用他的那双大手拍拍我的背，又轻轻拍拍我的头。在学校的四年和工作后的几次相会，我和义辉都没有过任何的身体接触，不仅没有拉过手，甚至连眼神都没有正视过。二十多年了，我却一直在心底里藏着他。我激动的泪水再也止不住，放肆的从眼中涌了出来。我低着头，靠在他的身边，用手擦去脸上的泪，他用左臂揽着我的腰，互相道着问候，那感觉就像一个哥哥对待妹妹。
伟严说：“你们点菜吧，我到楼上包房去了。书记，你也一起过去吧。”伟严说完就转身上楼了。
等我们点好了菜，一起走进包房时，第一个看到的是坐在门口座位上的燕。屋里的十几个同学见到了我都欢呼了起来，站起来七嘴八舌的声讨我来晚了：“大伙早就猜到了，来的最晚的一定是书记。咱班的最高领导嘛，总要有点派头的喽！”搞得我非常不好意思，紧着跟大家解释，是工作脱离不开，才耽搁了。我挨个和大家拥抱，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可当我站到一个矮个男生面前时，我竟然说啥也想不起来他到底叫啥了。看到我窘在那里，大哥忙过来给我解围：“书记，你忘了，他是咱班的宋世雄嘛。”我这才想起了他叫斌。
燕让我挨着义辉坐，我说：“你真让我挨着义辉坐吗，你不会有啥想法吧？哈哈！”落座后，同学们起哄，非要罚我先喝三杯啤酒，才能饶了我。我端起酒杯挨个向同学们敬酒，赔罪。我这才发现伟严绷着个脸，脸色很难看。
喝完了罚酒，我开始挨个打量我的同学们。多数同学都胖了许多，但大体上的模样没有变。义辉基本上没啥变化，脸上甚至都没有皱纹，只是稍稍健壮了一些，但是1米84的个头站在那里，魁梧的身材，神情比当年更深沉，更有男子汉的风度。义辉的话还是少，听着同学们大声谈笑，他只坐在那里微笑着看着大家。燕的性格仍和年轻时一样，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只是岁月给她留下的烙印太深了，很瘦，脸上都是皱纹，看上去要比义辉至少老上十岁。
哲子提议我班的“三代”领导集体，分别向在座的同学们致词、敬酒。大家一致热烈相应。我首当其冲，第一个站起来敬大家。未及开言，我的眼中先已湿润，我颤抖着声音对大家说：“毕业二十二年后的今天，我再次见到我亲爱的同学们，我真的激动万分，回想起在学校时的一幕幕情景，那些致真致纯的同学情谊，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我向大家道歉，这二十二年来我没有起到班干部的表率作用，没能经常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愧对大家对我的厚爱，以后一定尽力弥补我的过失。”一杯酒咕咚一口干下去，眼泪也刷的一下流下来。大家看我这样，也都沉默了半晌。
大哥又出来调节气氛，让咱班的“大活宝”伟严讲讲当年在寝室里看足球的故事。伟严不好意思的摆着手嘿嘿笑着，大哥就替他讲了。伟严在寝室里看足球，每次看到激动处，痛恨国家队不争气，就会气哼哼的、骂骂咧咧的在屋子里串来串去，非要摔点东西泄愤。顺手操起桌子上的饭碗或者茶缸子，先看看是不是自己的，是自己呐的就放下：“自己的东西不能摔！”如果看到不是自己的，而且家什的主人还不在屋里，就会跺着脚，使大劲的摔到地上解恨。你说，谁的东西舍得摔呀？等家什的主人发现了，就会满世界的追着伟严要削他，寝室里便会发生一场混战，被子枕头满屋飞，闹得是鸡飞狗跳，灰土暴尘的。大家听罢笑成了一团。
说到了伟严小抠儿，男生们又想起一个吃饼干的典故。那年代，饼干也是很贵的奢侈品哦，谁要是天天有饼干吃好让人羡慕的。寝室里不管谁有好吃的东西一般都是要“共产”的。伟严家庭环境比较好，每周末回家都会带回来水果、饼干之类的零食。可是他很少与大家共享。寝室经常在半夜里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开始大家还纳闷，以为耗子进了屋，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伟严摸着黑，躲在被窝里偷偷的大嚼水果和饼干呢。一天夜里，大家听到伟严说梦话：“这饼干？哦，不是我的，你们大伙敞开吃吧！”这把大伙给乐的，腰都直不起来了，有几个男生干脆捂着肚子蹲到桌子底下去了。伟严斜坐在椅子上，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大声辩白：“那年头，饼干多贵呀，一屋住八个人，十斤饼干也不够这帮饿狼一天造的，谁供得起呀！”
为惩罚伟严当年吃“独食”大伙逼着伟严喝酒自罚。几杯酒下了肚，伟严借着酒劲来了情绪，站起来说自己当年英语成绩在班里那是一级的棒，谁也不憷！去年跟着市政府的考察团到美国呆了二十一天，当时因为考察团的翻译不够，还客串了一把翻译官的角色。“燕，别看你是美国人，咱pk一下英语咋样？”他说：“workhadeerveyday！”燕问：“你说啥？再说一遍。”大伙哄堂大笑：“就你还翻译官呐？美国人都听不懂你说的是哪国的英语啊！”
轮到哲子敬酒时，哲子说感谢大家没有因为他降级到咱班而瞧不起他，相反还推举他担任了班干部。他想起了当年他有病时大家及时送他去医院的事。那是一天下午，正在上自习，哲子突然肚子疼的受不了，我们男生、女生一大帮大概能有二十多人，一起挤公共汽车，送哲子到市里的一家大医院。下了公共汽车，离医院还有很长一段路，大家用被子蒙着哲子全身，男生们轮流背着哲子向医院跑，女生们紧跟在后面，踢哩秃噜的队伍在马路上拉得老长。路边的行人不知发生了啥事儿，都停住脚步观看，突然，不知是谁扯着嗓子高喊：“游击队下山啦～～～！”
大家聊着当年的事，叨念起没有到场的同学。文普想起了在北京打拼的向东、光远、效威、秀芬等几个同学，掏出手机非要挂电话，大家你抢我夺争着跟北京的同学说话。文普叹气：“我的电话费又要超支喽！”大家抢白他：“你自己开了那么大的企业，每年营业额二千万，还差这点电话费吗？”文普唯唯诺诺的嘀咕：“俺老婆要骂的！”趁着大家抢电话的当口，文普把他当年的“梦中情人”平拉到一边“私聊”叙旧去了。
不知不觉已经从中午到了黄昏，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同学相聚，终归也还是要各奔东西，回到各自的生活当中。在酒店门口的台阶上，同学们不分男女，一律相互拥抱告别，没有尴尬、没有羞涩，只有依依惜别的深情。惹得路人驻足观望。
因为我的家和伟严的家在一个方向，伟严非要拉着我和他共乘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路过母校时，伟严让车停下，说请我到路边的酒吧坐坐，喝杯咖啡。酒吧里只有我们俩，伟严选了酒吧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很绅士的拉出椅子让我坐下。伟严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性格一点都没变，打人时下手还是那么重。”我想起了大学时伟严对我三年多不懈的追求，我几次打他耳光时的情景。我向他道歉，问他当年为什么不还手？他回答：“打是亲，骂是爱，这句话你肯定知道哦！”他问起我这些年来的生活，他说他心里一直无法放下我，每年只给我打不超过5次电话，每次仅是在电话中致以简单的问候，只是想知道我过得好不好，不想打扰我的生活。我告诉他我现在仍是一个人。他听了很惊讶：“每次电话里听你的声音都很欢快，都说自己状况很好，以为你离婚以后又找到了另一半，没想到，你竟然这么苦，为什么不早点和我说？你离婚后，我也离了婚，我跟你说过的。八年了，我一直在等你，知道吗？”我忍不住抽泣起来，伟严跟我说过的话，我真的从来都未曾认真的听过，更没有用心去掂量过。伟严用双手拉过我的双手，紧紧地攥着：“别哭，我的心都让你哭碎了，答应我，别再想义辉，后半生我们在一起，再也不分开！好吗？”我哭着，轻轻的摇摇头：“我的心已冷，再也不会爱了！”伟严用手给我擦眼泪：“都怪我，当年我要是一直坚持下去就好了，就不会让你经历这么多的痛苦。那就从现在起，我们从头再来，让我来爱你！陪伴你！行吗？我会做饭，我自己洗衣服，你看，我身上穿的都是自己洗的。我尤其会收拾屋子，我不再像在学校时那样邋遢了。答应我，和我在一起！”我听着他的表白，忍不住含着泪笑了：“你呀，还是像一个大男孩啊！”
待我平静一些后，伟严回忆起上学时的一些事，他还记得我省下每月定额的大米票，分给班里家庭困难的同学；他还记得我领着女同学到男生寝室，帮助男生拆洗被褥；他还记得我的脚好小，只穿37号的鞋，还专挑高跟的买，让他常常为自己1米72的个头自卑；他还记得我常在两根长长的辫梢上扎起淡紫色的蝴蝶结，随着走路的节奏在后背上左摇右摆；他还记得我喜欢一边走路一边哼着快乐的歌，他常跟在我身后偷偷的听；他还记得我痛经，每月来例假时痛苦无助的表情，一看到我脸色苍白，就知道我又是生理周期到了；他还记得我低血压，动不动就迷糊不能去上课，他则怂恿几个男生一起到宿舍去看我；他还记得我最爱吃二食堂做的肉片烧茄子，可他打给我的我从来都不要；。听了他的述说，我惊讶而且感动，这些我已经淡忘了的琐碎事情，他怎么还能记得如此清楚？同时我也很愧疚，他的事我怎么没记得几件呐？
伟严问我：“你说，为什么这么多年，我愿意无保留地把我所有的好事、坏事、难事、糗事统统向你说，可是却从来都不愿意告诉其他的任何人呐？”我回答他：“我觉得我俩就像一对双胞胎的兄妹一样，彼此太了解，也太随便了。”他点头：“是的，我俩在一起的感觉就像家里人。”
天已经黑了，我和伟严离开酒吧。伟严让我和他一起到马路对面的母校校园里看看，我答应了。过马路时，伟严使劲牵着我的手，怕我被车刮到了。
我俩并肩徜徉在校园中，去看当年我们自习的教室，去看我们当年住过的宿舍楼，去看我们当年的实验楼。我俩像当年一样，一起坐在实验楼前路边的石头上，抬头仰望着实验楼灯火通明的一扇扇窗户，回忆着哪几扇窗户是属于哪一个实验室，当说起我们多少次因为试验失败，为了糊弄老师互相抄袭试验数据的“可耻”行为时，我俩握着手，相视着哈哈的大笑。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来过母校了，校园中变化很大，许多旧的建筑已经不复存在，不少高耸的新楼拔地而起。伟严和我一起感叹，生活也像环境一样，不断在变化着，新的生活将会不断地取代着旧的生活。
七月里的一个星期一，我刚走进办公室，电话铃就响了，我拎起话筒：“您好，找哪位？”听筒里立刻传来我熟悉的嚷嚷声：“我，晓明！哎，我说，你还健在呀？咱同学都以为你失踪了那！告诉你，义辉和燕从美国回来了，这周五的中午12点，咱班本市和周边城市的同学要聚一下，怀春让我通知你，你到底能不能来？赶紧给个痛快话。”我心头一震：“义辉回来了，那还说啥呀，放心吧，我肯定去！”撂下电话，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和无限的感慨之中。
1981年，我考入本市一所省级大学。同班同学一共34人，有12名女生，22名男生。入学后我就被辅导员指派为团支部书记，义辉任班长，伟严任副班长。
大学四年中，班级领导班子换了三届，我一直坐在书记的“宝座”上。我热衷于带领同学们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什么学雷锋义务劳动啊，到公园树林里打雪仗啊，组织女生跳皮筋比赛啊，给男生足球赛当啦啦队啊。我最得意的是，在我们大三那年的五四青年节那天，我组织全班同学到街里的照相馆，正儿八经的照了一张全班合影。这是我们系里同年级的三个班中唯一的、非常正式的全班合影照片，从当时一直到现在，都是另外两个班羡慕的事儿呢。这么多年来，每当我掏出旧影集，看到这张照片上全班同学穿着整齐的校服，端详着34张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年轻面庞，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对于我提议组织的各种活动，义辉总是说：“行，书记就安排吧。”义辉做事认真，为人正直，话语不多，但学习非常刻苦，可是成绩却总是在中游徘徊。大二下学期时，义辉辞去了班长的职务，由向东接替了义辉的工作。伟严因为工作不认真，饭票和助学金总是稀里糊涂的发错，被同学们罢免，副班长换成了大哥。大四时，副班长又换成了哲子。
大二时，我暗恋上了义辉，但一直不敢说，只是经常在上课和自习时在阶梯教室的后面找个座位，为的是偷偷的瞄上几眼坐在前面的他，心中无数次的幻想过将来我俩在一起的日子。没承想，就在大四下学期的时候，他和燕好上了。毕业时，两人一起回到了燕的故乡――一座海滨城市。后来，他每次回来探望父母，都会背着燕，独自来看我。我想，他肯定也知道当年我对他的那份感觉的。
1995年，我们毕业十年时，我组织全班同学回到母校聚会了一次。当时燕对我非常戒备，一旦我站在或坐在辉的身旁，燕就表现出满脸的不快。临别时大家给我交代了任务，毕业二十年时再组织一次聚会。
可是，在这之后的十来年中，我经历了一些情感的挫折，自我感觉事业上很平庸，便有些心灰意冷，什么事对我来说都提不起兴趣。除了每年给晓明打几次电话，每年接过几次伟严的电话外，基本上与同学们失去了联络。况且，义辉1999年就去了美国读博士，次年，燕带着他们的儿子也到了美国。所以，我就一直眯着，没有张罗同学聚会的事情。这次，是义辉在美国呆了八年后第一次返回故乡，所以，这次相聚我无论如何也得去。唉，这么多年了，一帮当年的姑娘和小伙子，不知道现在已经都变成了什么样了。
周五上午，因为单位有事，我12点才忙完了，就匆匆打了一辆车，赶往聚会地点。心想，这下坏了，我迟到了，大家该不会罚我吧。
车停在在酒店门前的马路对面，我下车时望了一眼酒店的大门前，发现正有几个中年男人鱼贯而入，身形体态和我记忆中的同学们没有吻合的，我正琢磨着怎么找到同学们时，忽然，走在那几个中年男人最后的那个人回了一下头。哎呀，那不是怀春吗？前面那几个一定是同学们了。我兴奋的大声喊：“怀春！怀春！”可是隔着宽阔的马路，我的喊声被来往车辆的噪声淹没。我也顾不上走什么斑马线了，连串带蹦的从车流中穿过。推开酒店的大门，站在大堂中扫视了一圈，在大堂的一角，怀春和几个中年男人并肩站在一起，背对着我，正在点菜。我蹑手蹑脚的走过去，在他们的身后站了片刻，酒店的服务员看着我笑，他们竟然都没发现身后有人。我举起手，以飞快的速度在他们每个人的肩膀上拍了一掌。他们几乎是同时转过身来，同时惊呼：“书记！”“怀春！哲子！伟严！大哥！义辉！”我激动的呼唤着他们的名字。他们又几乎同时伸开双臂，向我展开了他们的怀抱。我挨个和他们紧紧的拥抱，彼此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
义辉最后一个和我拥抱，然后，他用他的那双大手拍拍我的背，又轻轻拍拍我的头。在学校的四年和工作后的几次相会，我和义辉都没有过任何的身体接触，不仅没有拉过手，甚至连眼神都没有正视过。二十多年了，我却一直在心底里藏着他。我激动的泪水再也止不住，放肆的从眼中涌了出来。我低着头，靠在他的身边，用手擦去脸上的泪，他用左臂揽着我的腰，互相道着问候，那感觉就像一个哥哥对待妹妹。
伟严说：“你们点菜吧，我到楼上包房去了。书记，你也一起过去吧。”伟严说完就转身上楼了。
等我们点好了菜，一起走进包房时，第一个看到的是坐在门口座位上的燕。屋里的十几个同学见到了我都欢呼了起来，站起来七嘴八舌的声讨我来晚了：“大伙早就猜到了，来的最晚的一定是书记。咱班的最高领导嘛，总要有点派头的喽！”搞得我非常不好意思，紧着跟大家解释，是工作脱离不开，才耽搁了。我挨个和大家拥抱，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可当我站到一个矮个男生面前时，我竟然说啥也想不起来他到底叫啥了。看到我窘在那里，大哥忙过来给我解围：“书记，你忘了，他是咱班的宋世雄嘛。”我这才想起了他叫斌。
燕让我挨着义辉坐，我说：“你真让我挨着义辉坐吗，你不会有啥想法吧？哈哈！”落座后，同学们起哄，非要罚我先喝三杯啤酒，才能饶了我。我端起酒杯挨个向同学们敬酒，赔罪。我这才发现伟严绷着个脸，脸色很难看。
喝完了罚酒，我开始挨个打量我的同学们。多数同学都胖了许多，但大体上的模样没有变。义辉基本上没啥变化，脸上甚至都没有皱纹，只是稍稍健壮了一些，但是1米84的个头站在那里，魁梧的身材，神情比当年更深沉，更有男子汉的风度。义辉的话还是少，听着同学们大声谈笑，他只坐在那里微笑着看着大家。燕的性格仍和年轻时一样，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只是岁月给她留下的烙印太深了，很瘦，脸上都是皱纹，看上去要比义辉至少老上十岁。
哲子提议我班的“三代”领导集体，分别向在座的同学们致词、敬酒。大家一致热烈相应。我首当其冲，第一个站起来敬大家。未及开言，我的眼中先已湿润，我颤抖着声音对大家说：“毕业二十二年后的今天，我再次见到我亲爱的同学们，我真的激动万分，回想起在学校时的一幕幕情景，那些致真致纯的同学情谊，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我向大家道歉，这二十二年来我没有起到班干部的表率作用，没能经常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愧对大家对我的厚爱，以后一定尽力弥补我的过失。”一杯酒咕咚一口干下去，眼泪也刷的一下流下来。大家看我这样，也都沉默了半晌。
大哥又出来调节气氛，让咱班的“大活宝”伟严讲讲当年在寝室里看足球的故事。伟严不好意思的摆着手嘿嘿笑着，大哥就替他讲了。伟严在寝室里看足球，每次看到激动处，痛恨国家队不争气，就会气哼哼的、骂骂咧咧的在屋子里串来串去，非要摔点东西泄愤。顺手操起桌子上的饭碗或者茶缸子，先看看是不是自己的，是自己呐的就放下：“自己的东西不能摔！”如果看到不是自己的，而且家什的主人还不在屋里，就会跺着脚，使大劲的摔到地上解恨。你说，谁的东西舍得摔呀？等家什的主人发现了，就会满世界的追着伟严要削他，寝室里便会发生一场混战，被子枕头满屋飞，闹得是鸡飞狗跳，灰土暴尘的。大家听罢笑成了一团。
说到了伟严小抠儿，男生们又想起一个吃饼干的典故。那年代，饼干也是很贵的奢侈品哦，谁要是天天有饼干吃好让人羡慕的。寝室里不管谁有好吃的东西一般都是要“共产”的。伟严家庭环境比较好，每周末回家都会带回来水果、饼干之类的零食。可是他很少与大家共享。寝室经常在半夜里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开始大家还纳闷，以为耗子进了屋，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伟严摸着黑，躲在被窝里偷偷的大嚼水果和饼干呢。一天夜里，大家听到伟严说梦话：“这饼干？哦，不是我的，你们大伙敞开吃吧！”这把大伙给乐的，腰都直不起来了，有几个男生干脆捂着肚子蹲到桌子底下去了。伟严斜坐在椅子上，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大声辩白：“那年头，饼干多贵呀，一屋住八个人，十斤饼干也不够这帮饿狼一天造的，谁供得起呀！”
为惩罚伟严当年吃“独食”大伙逼着伟严喝酒自罚。几杯酒下了肚，伟严借着酒劲来了情绪，站起来说自己当年英语成绩在班里那是一级的棒，谁也不憷！去年跟着市政府的考察团到美国呆了二十一天，当时因为考察团的翻译不够，还客串了一把翻译官的角色。“燕，别看你是美国人，咱pk一下英语咋样？”他说：“workhadeerveyday！”燕问：“你说啥？再说一遍。”大伙哄堂大笑：“就你还翻译官呐？美国人都听不懂你说的是哪国的英语啊！”
轮到哲子敬酒时，哲子说感谢大家没有因为他降级到咱班而瞧不起他，相反还推举他担任了班干部。他想起了当年他有病时大家及时送他去医院的事。那是一天下午，正在上自习，哲子突然肚子疼的受不了，我们男生、女生一大帮大概能有二十多人，一起挤公共汽车，送哲子到市里的一家大医院。下了公共汽车，离医院还有很长一段路，大家用被子蒙着哲子全身，男生们轮流背着哲子向医院跑，女生们紧跟在后面，踢哩秃噜的队伍在马路上拉得老长。路边的行人不知发生了啥事儿，都停住脚步观看，突然，不知是谁扯着嗓子高喊：“游击队下山啦～～～！”
大家聊着当年的事，叨念起没有到场的同学。文普想起了在北京打拼的向东、光远、效威、秀芬等几个同学，掏出手机非要挂电话，大家你抢我夺争着跟北京的同学说话。文普叹气：“我的电话费又要超支喽！”大家抢白他：“你自己开了那么大的企业，每年营业额二千万，还差这点电话费吗？”文普唯唯诺诺的嘀咕：“俺老婆要骂的！”趁着大家抢电话的当口，文普把他当年的“梦中情人”平拉到一边“私聊”叙旧去了。
不知不觉已经从中午到了黄昏，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同学相聚，终归也还是要各奔东西，回到各自的生活当中。在酒店门口的台阶上，同学们不分男女，一律相互拥抱告别，没有尴尬、没有羞涩，只有依依惜别的深情。惹得路人驻足观望。
因为我的家和伟严的家在一个方向，伟严非要拉着我和他共乘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路过母校时，伟严让车停下，说请我到路边的酒吧坐坐，喝杯咖啡。酒吧里只有我们俩，伟严选了酒吧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很绅士的拉出椅子让我坐下。伟严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性格一点都没变，打人时下手还是那么重。”我想起了大学时伟严对我三年多不懈的追求，我几次打他耳光时的情景。我向他道歉，问他当年为什么不还手？他回答：“打是亲，骂是爱，这句话你肯定知道哦！”他问起我这些年来的生活，他说他心里一直无法放下我，每年只给我打不超过5次电话，每次仅是在电话中致以简单的问候，只是想知道我过得好不好，不想打扰我的生活。我告诉他我现在仍是一个人。他听了很惊讶：“每次电话里听你的声音都很欢快，都说自己状况很好，以为你离婚以后又找到了另一半，没想到，你竟然这么苦，为什么不早点和我说？你离婚后，我也离了婚，我跟你说过的。八年了，我一直在等你，知道吗？”我忍不住抽泣起来，伟严跟我说过的话，我真的从来都未曾认真的听过，更没有用心去掂量过。伟严用双手拉过我的双手，紧紧地攥着：“别哭，我的心都让你哭碎了，答应我，别再想义辉，后半生我们在一起，再也不分开！好吗？”我哭着，轻轻的摇摇头：“我的心已冷，再也不会爱了！”伟严用手给我擦眼泪：“都怪我，当年我要是一直坚持下去就好了，就不会让你经历这么多的痛苦。那就从现在起，我们从头再来，让我来爱你！陪伴你！行吗？我会做饭，我自己洗衣服，你看，我身上穿的都是自己洗的。我尤其会收拾屋子，我不再像在学校时那样邋遢了。答应我，和我在一起！”我听着他的表白，忍不住含着泪笑了：“你呀，还是像一个大男孩啊！”
待我平静一些后，伟严回忆起上学时的一些事，他还记得我省下每月定额的大米票，分给班里家庭困难的同学；他还记得我领着女同学到男生寝室，帮助男生拆洗被褥；他还记得我的脚好小，只穿37号的鞋，还专挑高跟的买，让他常常为自己1米72的个头自卑；他还记得我常在两根长长的辫梢上扎起淡紫色的蝴蝶结，随着走路的节奏在后背上左摇右摆；他还记得我喜欢一边走路一边哼着快乐的歌，他常跟在我身后偷偷的听；他还记得我痛经，每月来例假时痛苦无助的表情，一看到我脸色苍白，就知道我又是生理周期到了；他还记得我低血压，动不动就迷糊不能去上课，他则怂恿几个男生一起到宿舍去看我；他还记得我最爱吃二食堂做的肉片烧茄子，可他打给我的我从来都不要；。听了他的述说，我惊讶而且感动，这些我已经淡忘了的琐碎事情，他怎么还能记得如此清楚？同时我也很愧疚，他的事我怎么没记得几件呐？
伟严问我：“你说，为什么这么多年，我愿意无保留地把我所有的好事、坏事、难事、糗事统统向你说，可是却从来都不愿意告诉其他的任何人呐？”我回答他：“我觉得我俩就像一对双胞胎的兄妹一样，彼此太了解，也太随便了。”他点头：“是的，我俩在一起的感觉就像家里人。”
天已经黑了，我和伟严离开酒吧。伟严让我和他一起到马路对面的母校校园里看看，我答应了。过马路时，伟严使劲牵着我的手，怕我被车刮到了。
我俩并肩徜徉在校园中，去看当年我们自习的教室，去看我们当年住过的宿舍楼，去看我们当年的实验楼。我俩像当年一样，一起坐在实验楼前路边的石头上，抬头仰望着实验楼灯火通明的一扇扇窗户，回忆着哪几扇窗户是属于哪一个实验室，当说起我们多少次因为试验失败，为了糊弄老师互相抄袭试验数据的“可耻”行为时，我俩握着手，相视着哈哈的大笑。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来过母校了，校园中变化很大，许多旧的建筑已经不复存在，不少高耸的新楼拔地而起。伟严和我一起感叹，生活也像环境一样，不断在变化着，新的生活将会不断地取代着旧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