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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8-7-11 14:19:45
没人知道，好好的梁王为何称病。身为诸侯，听命天子，理所当然。称病，往轻处想就是偷赖，往深处想则是意昧着对抗和撕裂。对于刘邦来说，彭越偷赖是没理由的，对抗则是自掘坟墓。于是，当刘邦回到洛阳后，再次认真揣摩彭越的病理报告，发现，彭越造反的概率远远高于真病的概率。
的确没错。彭越对外诈病，打的就是造反的主意。然而，彭越造反不是赶集，图个热闹；更不是为了没事拿命来玩，而是保命自守。之前，刘邦屡屡征调彭越，彭越已经害怕，不由想亲自走长安谢罪。然而，其手下一名叫扈辄的将军却将他拦住，理由是：彭王你开始不去，现在已经激将刘邦生气，一去肯定被擒治罪。不要说远，淮阴侯韩信就是例子，坏事做到底，不如真反算了。
彭越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去，怕被捉；不去，造反也是高风险低收入，得不偿失。怎么办？捉，死路一条。造反，辛苦是辛苦一点，可是只要能存命，也不在乎那点辛苦费了。于是，梁王干脆将装病进行到底，等待时机，时刻准备造反。
然天不助韩信，亦不助彭越。彭越兵车未动，阴谋先泄。告他谋反的人，正是常跟领导出入的司机大人（太仆）。梁国这个太仆，不知何故犯罪，便逃亡洛阳告密，以功赎罪。刘邦一听，跳将起来：好你个彭越，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要造反，先拿命来。于是，刘邦果断决议：立即擒拿彭越前来治罪。
但是，要捉拿彭越何其容易。刘邦对付韩信的那招肯定是不管用的了，不过，他立即想到了一招，即派人秘密潜入梁国绑架彭越。美国大片告诉我们，绑架国家公敌，这事中情局干得最拿手。那时，刘邦没有中情局，也没有前苏联的克格勃，亦没有以色列的摩萨德，更没有绵衣卫。
然而，刘邦还是迅速组成立一支由使者带头的武装小分队，悄然出动，前往梁国。更绝的还在后头，偷袭队没有辜负刘邦厚望，他们一潜入梁国，成功绑架彭越，囚往洛阳城。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彭越，中国游击队战争的创始人，习惯于东张西击，竟然浑然不觉地被使者成功偷袭？
不管怎么样，彭越反形已露，证据确凿，夷灭三族，势在必行。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刘邦没有杀掉彭越，而是赦免死罪，徒其蜀地青衣（四川省名山县北）。彭越这一回，就好像刚走到地狱门口，牛头马脸鬼抹了抹脖子准备砍杀时，突然发现行刑日子不对，不得不再次推回人间，缓刑不杀。这种感觉就叫死而复生，不胜悲哀。
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我只相信人间事，不相信身后鬼。刘邦之所以不杀，不是鬼使神差，而是深刻地观察到，彭越未必是真反。道理是显然的，如果彭越是真反，刘邦远征陈豨时，那是最佳机会。
再说了，彭越不是傻子，这个中国最早的游击队队长，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时间空档，什么是真正的擦边球。但是他按兵不动，不是时机未到，而只有一个，防范刘邦，以求自保。正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一犯我，我必犯人是也。
彭越这种防范心理，就叫畏惧。这种畏惧根源，韩信之前已经讲得很深刻，就叫狡兔死，走狗烹。韩王信本来在韩国呆得好好的，就因为地理位置对洛阳城不利，于是迁往晋阳喝西北风去。还有原楚王韩信，刘邦待他就像西西弗推巨石上山一样，推到山顶，然后哟的一声放手，巨石滚落山下，只听见山谷传来嘣的一声，从此销声匿迹，英雄不再。
还有，两韩不是鸡，他们是虎和牛，杀虎宰牛来吓唬猴子，这种效果远远比杀鸡儆猴恐怖得多。梁国也是中原要地，如果刘邦突然有一天被一场恶梦搞醒，就以为梁国作鬼，再迁他个大西北或大西南之类的，那不是完蛋了吗？
畏惧是对的，生死面前，请问谁不畏惧死神。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过，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我套用他的话，一代有一代之英雄悲剧。两个韩信的悲剧，其实早先为彭越敲响了悲剧的丧钟。此种悲剧，吾窃以为，它不在刘邦，也不在彭越等人，其罪恶根源就在于汉初的封国制度。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对汉朝的政治制度做一个回顾。不然，我们就无法得知刘邦为何如此疯狂的，把异姓诸侯王一个接一个地踢下悬崖。
我们知道，汉朝的红旗是根据五德而得之的，学的正是周朝。周朝的制度是封建制度，此种模式从上往下为：天子—诸侯—大夫—小民。儒家根据此种政治理论，通过逆向思维萌发出一个伟大的梦想，那就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此话通俗地说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先做好自己，然后才去替大夫打理封邑，继而替诸侯管理国家，再继而替天子管理天下。所以又说，儒家不会教你一飞冲天，而是像爬楼梯一样，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爬到人生顶端。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打天下是也。当然，理论是死的，人却是活的。历史现实中，一屋不扫，一样可以扫天下的知识分子实在太多。
让我们再回到制度本身。周朝实行封建制度，诸侯国犹如特区，有很大的自治权和自我发展权。这种制度发展的结果是，一旦地方做大，中央就会被架空。事实也是如此，周朝八百多年，发展到东周末，其封地不过几个小县大，就像一只淹淹一息的溺水小鸡。而其他诸侯个个如狼似虎，精神抖擞，不可一世。
后来，赢政同志建立大秦帝国，为实现他的超人帝国，消灭诸侯制度，实行郡县制度。然而，到了汉朝，刘邦不走回祖宗之路，也不学赢政的绝对超人。而是决定走中间路线，这种路线，我们就叫他郡县制与诸侯制并存。中央管郡县，诸侯管特区，正所谓，一国两制是也。
郡县制无须多说，我们重点看看汉朝诸侯国这些大特区之特殊之处。汉初封国分王国和侯国两种，与它相适应，也建立了两种封国制。这就是诸侯王国制和列侯的侯国制。不要说政权，只统治面积，诸侯土地就占汉朝半数以上，而其中齐国所占封地最大。诸侯王国享受的权利和义务：
第一，诸侯王国属于汉王朝一部分，但可拥有治理王国的行政司法权；可以允许建立百官机构，还有任免除太傅和丞相外的王国官使的权力。请注意，太傅和丞相只有中央有权任用，其他的可以自己商量。
与此同时，履行义务则是，诸侯王必须受皇帝约束；不许学用皇帝的仪制；每年进京朝请两次，一次是冬十月行朝岁之礼，称“春朝”另外一次安排在秋天。当然，如果你感冒发烧，或是状态不佳，此次完全可以不必亲往，派代表履行公事也是可以的。还有，诸侯王国没有立法权，一切法律都得由中央颁布。
第二，诸侯王国拥有支配封国赋税的财政权，比如田租和口赋等。当然，有好处不能自己捞，得向皇帝和中央进贡一部分。至于多少，就得看你的心意啦。
第三，诸侯王国拥有组建，训练地方军队的权力。看到了吧，这才是诸侯的厉害之处，正所谓，军队压倒一切。尽管说组建军队也要受中央指挥，问题是，上有政策，下肯定有对策。哪里有约束，哪里就有反约束。反正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没完没了。
侯不在小，有之也行。相对诸侯王国来说，列侯们的待遇就差远了。归纳起来，列侯们享受中央优惠政策只有两条：
第一，侯国可以允许自置吏。列侯们统辖土地大者万户，诸如萧何和张良，也就是几个县大；小者五六百户，也就一乡亭之大。别以为侯国小，中央就放任自流。错，为了防范他们，汉朝要么不定期派人突查，要么就是通过邻近的郡县进行监视。
第二，列侯在封国内有食租税。租税是一种笼统的称呼，实际上他包括田租和赋税两咱。当然，列侯们不是想收多少就收多少，一切得按中央文件办事。反正就是，中央和诸侯王国可以大鱼大肉，他们只能是小鱼小虾，加两斤干扁兔肉。
由此以上可得知，列侯们差诸侯王，就差他们没有军队。没有军队，注定很难造反，韩信实属个例。到此一看，我们也总算明白了，刘邦为何总对异姓王忐忑不安。皇帝和异姓诸侯王的矛盾不是人为而成的，是客观制度造成的。皇帝所诸侯王造反，诸侯王怕皇帝夺权，一来两往，互相猜疑，终有暴发的一天。
所以，刘邦想到的低级办法只有，搞掉异姓王，封刘氏子孙为王。只有这样，汉朝才世世代代，传至刘万世。刘邦错也！诸侯不可靠，亲情也不可靠。权力是魔鬼，只要附身缠心，杀起来一样生猛无情。事实亦是如此，汉朝的七国之乱，正是由此而生。
日期：2008-7-11 14:19:45
没人知道，好好的梁王为何称病。身为诸侯，听命天子，理所当然。称病，往轻处想就是偷赖，往深处想则是意昧着对抗和撕裂。对于刘邦来说，彭越偷赖是没理由的，对抗则是自掘坟墓。于是，当刘邦回到洛阳后，再次认真揣摩彭越的病理报告，发现，彭越造反的概率远远高于真病的概率。
的确没错。彭越对外诈病，打的就是造反的主意。然而，彭越造反不是赶集，图个热闹；更不是为了没事拿命来玩，而是保命自守。之前，刘邦屡屡征调彭越，彭越已经害怕，不由想亲自走长安谢罪。然而，其手下一名叫扈辄的将军却将他拦住，理由是：彭王你开始不去，现在已经激将刘邦生气，一去肯定被擒治罪。不要说远，淮阴侯韩信就是例子，坏事做到底，不如真反算了。
彭越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去，怕被捉；不去，造反也是高风险低收入，得不偿失。怎么办？捉，死路一条。造反，辛苦是辛苦一点，可是只要能存命，也不在乎那点辛苦费了。于是，梁王干脆将装病进行到底，等待时机，时刻准备造反。
然天不助韩信，亦不助彭越。彭越兵车未动，阴谋先泄。告他谋反的人，正是常跟领导出入的司机大人（太仆）。梁国这个太仆，不知何故犯罪，便逃亡洛阳告密，以功赎罪。刘邦一听，跳将起来：好你个彭越，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要造反，先拿命来。于是，刘邦果断决议：立即擒拿彭越前来治罪。
但是，要捉拿彭越何其容易。刘邦对付韩信的那招肯定是不管用的了，不过，他立即想到了一招，即派人秘密潜入梁国绑架彭越。美国大片告诉我们，绑架国家公敌，这事中情局干得最拿手。那时，刘邦没有中情局，也没有前苏联的克格勃，亦没有以色列的摩萨德，更没有绵衣卫。
然而，刘邦还是迅速组成立一支由使者带头的武装小分队，悄然出动，前往梁国。更绝的还在后头，偷袭队没有辜负刘邦厚望，他们一潜入梁国，成功绑架彭越，囚往洛阳城。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彭越，中国游击队战争的创始人，习惯于东张西击，竟然浑然不觉地被使者成功偷袭？
不管怎么样，彭越反形已露，证据确凿，夷灭三族，势在必行。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刘邦没有杀掉彭越，而是赦免死罪，徒其蜀地青衣（四川省名山县北）。彭越这一回，就好像刚走到地狱门口，牛头马脸鬼抹了抹脖子准备砍杀时，突然发现行刑日子不对，不得不再次推回人间，缓刑不杀。这种感觉就叫死而复生，不胜悲哀。
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我只相信人间事，不相信身后鬼。刘邦之所以不杀，不是鬼使神差，而是深刻地观察到，彭越未必是真反。道理是显然的，如果彭越是真反，刘邦远征陈豨时，那是最佳机会。
再说了，彭越不是傻子，这个中国最早的游击队队长，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时间空档，什么是真正的擦边球。但是他按兵不动，不是时机未到，而只有一个，防范刘邦，以求自保。正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一犯我，我必犯人是也。
彭越这种防范心理，就叫畏惧。这种畏惧根源，韩信之前已经讲得很深刻，就叫狡兔死，走狗烹。韩王信本来在韩国呆得好好的，就因为地理位置对洛阳城不利，于是迁往晋阳喝西北风去。还有原楚王韩信，刘邦待他就像西西弗推巨石上山一样，推到山顶，然后哟的一声放手，巨石滚落山下，只听见山谷传来嘣的一声，从此销声匿迹，英雄不再。
还有，两韩不是鸡，他们是虎和牛，杀虎宰牛来吓唬猴子，这种效果远远比杀鸡儆猴恐怖得多。梁国也是中原要地，如果刘邦突然有一天被一场恶梦搞醒，就以为梁国作鬼，再迁他个大西北或大西南之类的，那不是完蛋了吗？
畏惧是对的，生死面前，请问谁不畏惧死神。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过，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我套用他的话，一代有一代之英雄悲剧。两个韩信的悲剧，其实早先为彭越敲响了悲剧的丧钟。此种悲剧，吾窃以为，它不在刘邦，也不在彭越等人，其罪恶根源就在于汉初的封国制度。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对汉朝的政治制度做一个回顾。不然，我们就无法得知刘邦为何如此疯狂的，把异姓诸侯王一个接一个地踢下悬崖。
我们知道，汉朝的红旗是根据五德而得之的，学的正是周朝。周朝的制度是封建制度，此种模式从上往下为：天子—诸侯—大夫—小民。儒家根据此种政治理论，通过逆向思维萌发出一个伟大的梦想，那就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此话通俗地说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先做好自己，然后才去替大夫打理封邑，继而替诸侯管理国家，再继而替天子管理天下。所以又说，儒家不会教你一飞冲天，而是像爬楼梯一样，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爬到人生顶端。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打天下是也。当然，理论是死的，人却是活的。历史现实中，一屋不扫，一样可以扫天下的知识分子实在太多。
让我们再回到制度本身。周朝实行封建制度，诸侯国犹如特区，有很大的自治权和自我发展权。这种制度发展的结果是，一旦地方做大，中央就会被架空。事实也是如此，周朝八百多年，发展到东周末，其封地不过几个小县大，就像一只淹淹一息的溺水小鸡。而其他诸侯个个如狼似虎，精神抖擞，不可一世。
后来，赢政同志建立大秦帝国，为实现他的超人帝国，消灭诸侯制度，实行郡县制度。然而，到了汉朝，刘邦不走回祖宗之路，也不学赢政的绝对超人。而是决定走中间路线，这种路线，我们就叫他郡县制与诸侯制并存。中央管郡县，诸侯管特区，正所谓，一国两制是也。
郡县制无须多说，我们重点看看汉朝诸侯国这些大特区之特殊之处。汉初封国分王国和侯国两种，与它相适应，也建立了两种封国制。这就是诸侯王国制和列侯的侯国制。不要说政权，只统治面积，诸侯土地就占汉朝半数以上，而其中齐国所占封地最大。诸侯王国享受的权利和义务：
第一，诸侯王国属于汉王朝一部分，但可拥有治理王国的行政司法权；可以允许建立百官机构，还有任免除太傅和丞相外的王国官使的权力。请注意，太傅和丞相只有中央有权任用，其他的可以自己商量。
与此同时，履行义务则是，诸侯王必须受皇帝约束；不许学用皇帝的仪制；每年进京朝请两次，一次是冬十月行朝岁之礼，称“春朝”另外一次安排在秋天。当然，如果你感冒发烧，或是状态不佳，此次完全可以不必亲往，派代表履行公事也是可以的。还有，诸侯王国没有立法权，一切法律都得由中央颁布。
第二，诸侯王国拥有支配封国赋税的财政权，比如田租和口赋等。当然，有好处不能自己捞，得向皇帝和中央进贡一部分。至于多少，就得看你的心意啦。
第三，诸侯王国拥有组建，训练地方军队的权力。看到了吧，这才是诸侯的厉害之处，正所谓，军队压倒一切。尽管说组建军队也要受中央指挥，问题是，上有政策，下肯定有对策。哪里有约束，哪里就有反约束。反正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没完没了。
侯不在小，有之也行。相对诸侯王国来说，列侯们的待遇就差远了。归纳起来，列侯们享受中央优惠政策只有两条：
第一，侯国可以允许自置吏。列侯们统辖土地大者万户，诸如萧何和张良，也就是几个县大；小者五六百户，也就一乡亭之大。别以为侯国小，中央就放任自流。错，为了防范他们，汉朝要么不定期派人突查，要么就是通过邻近的郡县进行监视。
第二，列侯在封国内有食租税。租税是一种笼统的称呼，实际上他包括田租和赋税两咱。当然，列侯们不是想收多少就收多少，一切得按中央文件办事。反正就是，中央和诸侯王国可以大鱼大肉，他们只能是小鱼小虾，加两斤干扁兔肉。
由此以上可得知，列侯们差诸侯王，就差他们没有军队。没有军队，注定很难造反，韩信实属个例。到此一看，我们也总算明白了，刘邦为何总对异姓王忐忑不安。皇帝和异姓诸侯王的矛盾不是人为而成的，是客观制度造成的。皇帝所诸侯王造反，诸侯王怕皇帝夺权，一来两往，互相猜疑，终有暴发的一天。
所以，刘邦想到的低级办法只有，搞掉异姓王，封刘氏子孙为王。只有这样，汉朝才世世代代，传至刘万世。刘邦错也！诸侯不可靠，亲情也不可靠。权力是魔鬼，只要附身缠心，杀起来一样生猛无情。事实亦是如此，汉朝的七国之乱，正是由此而生。